纪念张德馨教授

上个世纪初的中国还在清朝统治下，传统的私塾老师只教古文不教数学，没有学校和师资传授西方先进的科学和技术。 但是，就在短短的几十年里，中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期间中国经历了1906年废除科举制度，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十年内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中，教育改革一直都没有停止过，这是一个由全民参加政府支持的运动，大批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为改变中国的落后面貌积极的投入到这场改革当中，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出了毕生的精力，给后来的国家建设发展和高等教育的建立培育出大量的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现在中国的发展同当年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张德馨教授（1905-1992）是我的父亲，他就是那个时期投身于教育的一员。 虽然他过世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但是他的音容笑貌依然在我的心中。他有着传奇般的一生，从一个晚清落后的山东农村少年成为那一时期第一个在德国柏林大学获得数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1937年回国做教授，1941年至1945年在西北师范学院（抗战时期的北京师范大学）任数学系主任，1946年任国民政府长春大学校长，1948年他痛恨国民党的腐败从长春起义成为在解放战争期间第一个投奔解放区的大学校长，1949年9月以无党派身份应邀参加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且在1949年10月1日随毛泽东和其他党政领导人一起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了开国大典。 解放后，父亲任东北师范大学的建校副校长和吉林省政协第一至第六届副主席等职。 那个期间他的头衔竟然有十三个之多，众多的行政工作使他的数学研究工作完全停止。但是，直至文革前他还是想办法挤出时间给数学系的学生上课。 五十多年的教授生涯父亲桃李满天下，1990年国家教委特别赠他一块镇纸上面镌刻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我的爷爷张学专是山东省黄县文基乡大张家村的农民，以教私塾和种地为生，奶奶张曹氏是一个没有自己名字和不识字的小脚女人。1905年父亲作为家中的长子诞生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 那个时候爷爷家中非常清贫, 据父亲讲他十几岁离家去镇上读新学堂的时候，奶奶给他缝了一条褥子，在那之前他都是光身睡在炕席上。爷爷在家乡是非常受尊敬的人，被乡亲们称为“老先生”。 他一生致力于家乡的教育事业，办新学，成立乡里的第一个女校，他相信只有教育才能救中国。但是父亲小的时候家境还相当困难，为了能送父亲去读小学，重视教育的爷爷只得忍痛将比父亲小两岁的叔叔送去大连当学徒，叔叔8岁离家做学徒从此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父亲从小懂事知道爷爷奶奶支持他读书不易，在学校努力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读书期间父亲通过借钱兼课做中学老师等方法克服经济上的重重困难，在1928年从北京盐物专门大学和北师大数学系毕业，在济南找到一份既安稳收入又好的工作。 但是父亲并不甘于平庸的生活，他坚信中国要富强必须向西方学习。 在经过一番艰难地自费留学经费筹集终于搞到了足够一年的经费，去哪个国家呢？父亲经过一番调查分析认为当时德国在科技上是最先进的。 1931年他如愿以赏地踏上了去德国留学的征途。

张德馨教授1937年在德国柏林

父亲留学是为了学习中国强国最需要的东西。父亲在音乐上非常有天赋，他小时候就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京胡拉得最好。在德国的第一年里，他在学习德语的同时还去学习钢琴。 我小时候学了一年的钢琴课程，他说他一个星期就弹完了。 我练的钢琴曲子，他看着谱就弹出来，而且弹得还很好。在语言学校毕业后，父亲告诉他的那位女钢琴老师他要去学习数学，老师马上说：“你不学音乐太可惜了！” 父亲解释说中国需要科学和技术所以他不能够去学音乐，当时那位老师就惋惜地掉下了眼泪。 父亲选择的导师是当时德国最著名数学家之一I.舒尔(Issai Schur) 教授。他在群论和数论上都很有建树，以“舒尔函数”和“舒尔定理”而闻名。

父亲思想开明，向往新生事物，热爱祖国。 辛亥革命后他是村里面第一个割下自己头上辫子的人。 上大学时他是学生会主席，积极参加学生运动。 留学期间他同温朋久(1905-2004年), 刘文华（1912-1942）等同是爱国抗日组织“华北救亡会”成员，后来还同他们一起加入《旅德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抗联会》。 温朋久是建国后第一任中国驻日内瓦总领事，温家宝总理的叔公。刘文华原本学习水利，1938年回国参加抗战，曾做过朱德和彭德怀的秘书。 当时《抗联会》的同学中不乏有后来的很多名人，北京大学副校长后来的兰州大学校长江隆基（1905-1966），外交部长乔冠华（1913-1983）。 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 文革中父亲被红卫兵隔离审查近三个月让他交代在此期间为什么不加入共产党，父亲说是因为准备博士考试太忙没有时间参加活动。 我想父亲是受爷爷的影响把学到真材实学当作首要，一直奉行着教育救国这一理念。

父亲热爱祖国和人民，战火中归国。 父亲拿到博士学位时正值七七事变发生，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父亲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冒着战火硝烟回国投身到祖国的教育事业中。回国前有三所大学邀请他去任教，他选择了母校北京师范大学。 他的船票是到上海，当船至新加坡时被告知上海已经沦陷只能在香港下船，等到父亲辗转来到上海时托运到上海的行李包括书籍学习笔记已经全部遗失。 他所学的数学都是写在他的笔记里没有书籍可寻，多年后父亲提起此事时的表情都还是那么惋惜和伤心。 所以后来他上课时全部凭借记忆来讲课，好在他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据说他讲课不带教案所有的内容全部都在他脑子里。北师大有文章描述包括父亲在内的北师大教职员工抗战期间的艰辛生活。 这一期间，父亲还有一件更伤心的事情，我还是从姑姑那儿听来的。父亲回国时还从德国带回来我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因为父亲要马上去任教就把他们暂时留在老家，没想到不久日本人占领了老家，父亲同家里失去了联系，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他们相继得病，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不治病逝。

张德馨教授1949年在北京

父亲是数学教授，但是他注重语言学习，特别是语言表达的准确性，因为数学是严谨的。他告诉我他曾经去听过他的最好的一个学生的课，这位学生一共有13个语言表达上的错误。从小到大不止一次的听到叔叔阿姨们（很多人当时都是系主任和教授了）说父亲的课讲得有多么好。父亲还同我强调学好外语的重要性。 他告诉我到德国的第一年里为了掌握德语发音和口语，他经常坐车到郊外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大声的朗诵德语。 在德国的后几年里遇到柏林人听不懂外地人讲话时，他还可以给他们做翻译。父亲说这同中国各地都有口音有点相似，所以他能听懂。 他的博士答辩是口试，三位教授中有一位教授口吃，连德国人有时都听不懂他，父亲却一点问题都没有，顺利的通过了他的答辩。他骄傲地告诉我他的博士论文导师们连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有改动。

我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很多人以为是父亲在家教了我什么。 其实，他从来不教我学校里的东西也不过问我学校的成绩，但是，他确实教我许多其他的东西。 比如说打下手。 从我七八岁时起每当星期天休息时他都带我在家里干活，我们当时住的是独门独院的别墅，他会换上一身干活的衣服, 带着我在园中拔草，扫地，修整树木等等。父亲讲究干活要有干活的样子。 扫地时要用双手握着扫帚, 不能只用一只手拿着, 一只手拿着扫帚不像个干活的样子。 还有，扫地时从左到右的速度要均匀，扫到头时不能撅起来, 要把扫帚轻轻地垂直地向上拿起来，这样灰尘就不会扬起来。他强调要有眼力劲儿，刚开始的时候我无所事事地双手插在兜里站在旁边，他平时慈祥的脸孔忽然变得异常的严肃，把我吓了一跳，他训斥道：“你这不是跟公子哥一样嘛?” 他说”公子哥”三个字的语气带着强烈的藐视和憎恶。从那儿以后我学会了要仔细观察学习他干活，帮着准备下一步工作需要的东西，接下他用过的工具，递上下一步该用的工具, 把干完的活收拾利落，把工具清理干净放回原处，就是“打下手”。 父亲的左手拇指指甲又黑又厚, 那是小时候铡草时不小心切掉了，他不止一次地给我看他的左手拇指, 提醒我注意安全。总之，绝对不能像公子哥一样的双手插兜站在边上看人家干活，要有眼力劲儿和会打下手。

后来的经验告诉我打下手是要从小培养的，想必爷爷是这样教父亲的，所以他才会那样地教我。表面上看这是些土的掉渣的干活方法，实际上这里面蕴藏着大道理。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我学会了通过观察来学习，做事情要动脑筋，这些都是学校里学不到的。 父亲在我年幼的心灵上刻印上了下面的概念：

1． 干什么事儿都有规矩，讲究样子；

2． 要讲究方法；

3． 做事要动脑筋；

4． 工具很重要；

5． 先做什么后做什么，顺序很重要；

6． 要有效率，讲究个巧字;

7． 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安全。

在后来的生活和工作中我都能够体验到父亲这种教育的好处。这些概念不仅仅是对体力劳动者有用，对于脑力劳动者也大有用处。比方说，我会自然而然地去寻找规矩和做事的方法，考虑先做什么后做什么，怎样做会更有效率。

父亲在德国生活了六年，去过世界很多地方，通晓德语和英语也可以阅读法语和俄语，但是他不盲目地崇拜西洋文化。在我接触的很多留学的教授们那里我可以感受到他们普遍认为西方音乐高雅，他们的孩子没有学习民乐的。父亲喜欢西方音乐, 也喜欢民乐和京剧。 他没有因为自己留过洋而瞧不起民乐。 他教我吹笛子，拉京胡，还告诉我印度音乐也很好听。

父亲同妹妹和我1966年夏天

（照这张像时母亲不在，我感到很突然，那天既不是我的生日也不是妹妹的生日，当时的大字报已经是铺天盖地，父亲着急地带着妹妹和我去附近的像馆照了这张像。 现在猜测，父亲一定是在想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这就是我们的最后的合照了。）

父亲个子中等，浓黑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中气实足的讲话声中稍带着胶东口音。他的衣服总是很整洁，头发总是梳得整整齐齐，胡子总是刮得干干净净。他习惯倒背手走路，笔直的身板走起路来看上去非常有精神。他严格要求我坐有坐像、站有站像、待人接物要有规矩等等。可以想象得到，父亲从乡下到北京读书，还有后来在德国留学的时候, 虽然那时他穷但是他不会因为自己穷就不修边幅，更不会怕被别人瞧不起。 他身上透着一股自信和正气，不言自威，虽然身据高职却一点架子都没有。

父亲勤俭节约严格要求儿女。他的一级教授工资是当时一般职工的十倍左右，可是他用的自来水笔却是一元钱的。 每一次香皂快用完时他都会把剩余的香皂片仔细地贴在新的香皂上。 1974年我高中毕业时省里专门来人到家里拜访父亲，建议留下我这个唯一的儿子在家照顾他，父亲不同意，他不要搞特殊化坚持要我同其他同学一样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7年的秋天国家恢复大学考试，我在下乡三年和当建筑工人一年后终于也有机会可以考大学。 当我收到北京大学物理系录学通知书后父亲没有夸奖我也没有告诫我要考第一名做人上人。 他认真地同我说，不必计划毕业回长春，建议我到外面去多见世面靠自己的本事生活。 1978年2月临上北京读书之前，我抓紧时间陪父亲在晚饭后散步，在经过当时的一些领导家门前时我注意到他们的门前人庭若市，想到时代又变了。 我小时候家里周日白天才来串门的朋友，平时也有人晚上来我们家，都是从后门来。 我们家当时的后门一进去就是锅炉房，然后从锅炉房进到厨房。 从后门来找父亲的都是急需借钱用的教职员工，父亲有求必应从来没有不答应的时候。我问父亲我小的时候咱们家怎么没有那么多人来，他回答说：“那时我不允许任何人到家里来谈工作，工作上的事情应该在办公室里做。”

自从我去北京上大学直至父亲去世，我这个不孝的儿子就再也没有好好陪陪他。 随着自己年龄及阅历的增长，我认识到我是多么幸运有这么一位父亲。 他不仅仅是我的父亲，我应该向大家介绍他这个平凡中国农民的儿子的不平凡的事迹，他那为中国的富强一心一意地投身在教育事业上勤勤恳恳默默耕耘的一生值得我们后人缅怀、学习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