貧富差距問題是西方的一個熱門話題。近三，四十年來，西方各國貧富差距普遍增長，而以美國為甚。２００８年金融危機之後，西方經濟增長持續低迷，許多政府陷入財政危機，窮人的日子更為難過。這種時候，貧富差距就更加觸動人們的神經。２０１１年爆發的“占領華爾街”運動在全美以致全世界引起反響，也使得貧富差距成為２０１２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一個重要話題。２０１３年底，奧巴馬總統又重提貧富差距問題，將它作為任期最後幾年的施政重點之一。

在這種形勢下，法國經濟學家皮克提的著作《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y Thomas Piketty, translated by Arthur Goldhammer, 2013）出版了。皮克提在貧富差距研究領域聲名顯赫。他與美國經濟學家賽伊斯（Emmanuel Saez）是開發和運用各種統計數據的領軍人物，還管理着一個自己的數據庫為其它學者提供資料。皮克提和賽伊斯的名字常常出現在美國媒體上，他們的工作被用作貧富差距日益擴大的證明。儘管如此，他仍然是一個學者人物，這本書也具有很強的學術性。然而，出版伊始，《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就登上了暢銷榜之手。我當地的縣圖書館，居然購買了５０冊，至今還在排着長隊！媒體對此書的評論滔滔不絕，很多學術大拿，包括多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發表公眾評論。這是貧富問題引人注目的一個見證。

（一）主要論點

《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並不是一本有趣易讀的通俗書。大多數的評論文章都會提到它有６８５頁之厚（英文版），其中還有很多圖標和專業名詞。但是實際上，作者的主要論述線索很簡單明了，兩三段話就說清楚了。

文如其題，《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是說資本在貧富差距中的作用。在生產過程中有兩個要素，一個是勞動（包括工人，研發人員，經理等），另一個是資本（設備，資金，無形資產等）。而生產導致的收入也在這兩者之間分配。皮克提通過分析歷史數據得到結論：資本的回報基本是個固定值（在每年５％左右）。假定這些收入完全用於資本積蓄（即擴大再生產），那麼資本的規模也就以每年５％的速度增加。而目前整個經濟的增長速度比這個低得多（大約每年１％到２％之間），而且未來也將如此。所以資本的相對高速增長就使得它在經濟中的比重越來越大，資本收入在總收入中的“分成”也越來越大。

而資本在社會中的分配又是非常不均的，比勞動收入的不均要厲害得多。這一方面是因為收入低於中等水平的人幾乎存不下任何資本，而收入越高的人有越大比例的收入可以轉化為資本（也就是積蓄率越高）。另一方面，越大規模的資本收益越高，因為它們可以花更多的資源來精緻管理，並且有很多投資機會只向大資本開放。

所以，隨着時間推移，資本的數量越來越大而且分布越來越集中，貧富差距也就隨之無限增長。按照這個理論，貧富差距的無限擴大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必然結果。所以要想限制貧富差距，只能倚仗經濟之外的手段。皮克提主張建立“全球資本稅”，以“剝奪性”的稅率來強行阻止資本積累，以此控制貧富差距的增長。

以上就是全書的主要經絡了。當然，書中還講到其它一些話題如勞務收入差距，遺產繼承等。但哪些部分與主題的關係不大而且數據的支持不如主題強。所以本文就不討論那些話題了。

（二）主要理論的分析

皮克提的分析方法把“宏觀經濟學”推到了極致。他不僅着眼於空間的宏觀，只考慮國家甚至全球尺度上的數據，而且也着眼於時間上的宏觀，數據的跨度達幾百年。他試圖在不同經濟成分，不同產業結構的經濟體中找出共同的規律，那就是，除了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於大蕭條，戰亂和強力的社會主義政策的“干擾”，資本一直處於增長與集中的趨勢中，資本回報也一直在５％左右徘徊。所以，他認為這個趨勢反映了資本主義社會的本質。

這種宏觀分析非常優美，但卻過於簡化了。例如，美國（也許包括英國）的貧富差距問題與歐洲其它國家很不相同。目前美國的頂尖１％人士中還是靠勞務收入的專業人士和高層管理人士居多（儘管皮克提預言在未來也會被資本占主導）。而據皮克提的論述，勞務收入差距的擴大主要是公司管理制度的失敗（對經理報酬的約束無效），這是可以通過資本主義制度內部改善來解決的。

另一個被忽略的重要問題是流動性。宏觀經濟的收入分布數據無法反映流動性問題。極端地說，假如一個２０人的社會中每年輪流有一個人獲得１００％的收入，那麼從每年收入分布看是極端不平均的。但２０年下來的結果卻是基本平均的分配。關於流動性的討論已經很多，但一般都關注於社會底層，也就是窮人和窮人的孩子是否有機會得到成功。但皮克提研究的是社會頂層（１０％，１％甚至０.１％）。在那些層次上的流動性似乎沒有系統的研究，而只有一些零星的資料。例如，經濟學家，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Larry Summers）指出，１９８２年名列福布斯頂級富豪的人之間，只有十分之一在２０１２年仍然榜上有名。而假定他們財富以每年４％的速度積累的話，大多數人會留在榜上。這說明頂級富豪的資本遠遠不是“自動增長”的，而是具有相當大的風險。（http://larrysummers.com/2014/05/14/piketty-book-review-the-inequality-puzzle/）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設想隨着經濟的發展，投資決定變得越來越複雜，槓桿化帶來的風險也越來越大，所以頂層收入和財富的“漲落”也越來越高。這樣，即使實質上的貧富差距沒有變化，統計上也會顯示更大的不平均。這個問題在皮克提的書中完全沒有提到。

皮克提的局限性還在於，他只考慮社會頂層的財富分布。這是他學術生涯的主要創新所在（皮克提首創了通過報稅資料分析美國頂級富人收入分布的方法）。在目前，頂層１０％的人幾乎掌握了全部的財富。所以他的分析還是有意義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實際生活中我們還是更關心底層的大多數人生活是否得到改善。從這個意義上說，也許人群中最貧窮的２０％與其餘的比較更有實際意義。例如，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一方面大量的超額利潤流入少數經營者和跨國公司的腰包，增加了頂層的貧富差距。另一方面，貧窮國家的生活水平得到很大改善，他們與富有國家的差距減小了。所以底層的貧富差距在全球範圍內反而有所改善。

影響到１９８０年後貧富差別變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全球化。它改變了資本主義經濟體內資本和勞力的供求關係，也就必然大大影響它們的相對價值。全球化在二十世紀下半葉的重要性堪比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大蕭條和世界大戰。但皮克提把後者視為他理論的一個重要基石（用來解釋那段時間資本比重下降，貧富差距減少的現象），卻幾乎沒有提及全球化的作用和影響，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皮克提的理論是建立在一個基礎上，那就是資本的回報率一直是５％左右。根據皮克提的數據分析，這個規律甚至可以回朔到兩千年前（書中圖１０.９）。這麼長的歷史跨度，資本的成分和生產的方式可說是滄海桑田。然而資本回報率卻基本不變。這不能不說是非常令人驚奇的事。而且這似乎也違反經濟學最基本的供求關係定律。根據供求關係定律，當資本供應充盈時，它的邊際生產率必然下跌，所以它的回報也會下跌。但根據皮克提的數據，至少這種現象至今尚未發生。總體而言，皮克提把這個理論基礎作為經驗定律對待，並未提供理論解釋。

對此，有不少行家提出異議，認為其它學術研究不能認同這個論斷（例見文末介紹的中文“科普”）。作為外行，我對此也有懷疑。我認為有一個可能是：由於全球化，目前對資本的需求仍然在增加，所以邊際效益看不出下跌的趨勢。但如果資本真是如皮克提預言的那樣無限積累，那總有一天會達到飽和，從而使得資本效益下降的。而且，也許現在已經有這樣的趨勢。目前世界各國普遍採取低利率政策（利率遠遠低於５％）而並未引起通貨膨脹，就說明資本（至少是資金）不是那麼“搶手”了。而有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種低利率，低通脹的現象會長期存在。皮克提的數據時間跨度太大（１９５０到２０１２是一個數據點），可能還反映不出這種變化。

其實，這種研究方法並非絕無僅有。歷史上著名的馬爾薩斯人口論與此很類似。馬爾薩斯人口論的基本出發點：人口呈指數增長而糧食呈線性增長，也是被幾千年的歷史所證明而且很合乎邏輯。但最近一百年的現實證明了這兩個假定都有很大問題。同樣，我們也有理由懷疑“資本回報率高於經濟增長率”這個持續了很長時間的事實是否會永久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