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遠

2014-11-06 17:42:49 來源：南方周末

一個老師帶三個學生，這個比例在今天如工業流水線一般的大學裡是無法想象的。在這樣的師生比例之下，使得燕大的教育在傳授方式上不像是現代化的大學，反倒像中國傳統的書院。

燕大在聘任教師時，並不把個人的種族、國籍、政治觀點、宗教信仰當做衡量標準，而是把學識放在首位。

現在的大學比過去，簡直是有錢極了。問題是錢怎麼花？今天的校長，看起來權力大極了，有時大到連學生宿舍的一個廁所都要過問，但另一方面，辦學的權力又遠遠不夠。

前不久，我受邀去北大國務院發展研究院去分享研究燕京大學的心得，席間，楊壯院長問到一個問題：燕大的成材率為什麼高？

我一愣，這個問題我雖然在研究中有所注意，但卻從沒刻意思考過。驅使我花費十多年的時間來研究燕大的動力，與其說是因為其成材率，倒不如說是燕京人身上體現出來的那種“燕京精神”感染和薰陶了我。

但是現在問題來了，我要解決它。

近幾年來，隨着社會開明程度的提高和相關研究的推進，社會各界人士對燕京大學的認知度和認同度越來越高。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燕大的成材率實在是太高了。這所曾經在世界上名譽一時的大學，存在的時間只有33年，畢業生人數近萬人，卻給各行各業培養出了最尖端最優秀的人才：以代表中國科技最高學術水準的中科院和工程院而言，燕京就出了57個兩院院士。在醫學界執牛耳地位的曾憲九、吳階平、吳蔚然、黃家駟、方圻都是出自燕京的醫預系；大家耳熟能詳的蕭乾先生出身於燕大新聞系，二戰結束後，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派出的三位記者也竟然都是燕京同窗；燕大出過的外交人才更厲害，做過外交部部長的黃華，曾經為中英談判和香港回歸立下汗馬功勞的周南，還有負責澳門回歸事務的國務院港澳辦公室副主任陳滋英，都是出自燕京。1979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21人，集中了當時的中國精英，其中就有7名當年的燕京學生。

其他領域，比如說我們非常熟悉的作家冰心、許地山、凌淑華，演藝界的孫道臨和黃宗江，以及物理學家袁家騮、英國籍女作家韓素音、曾經擔任過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的劉子健等等……

對比與燕大的成材率，再想想常常盤桓在人們耳際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培養不出人才？不由得讓人生出一身冷汗。

燕大的成材率如此之高，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談。

其一：燕大有錢，延請名師

雖然說燕大在創辦之初一文不名，但在司徒雷登往返美國十餘次後，為燕大募捐到了足夠的金錢來支撐其發展。正巧那一時期北洋政府增加軍政費用，剋扣教育經費，國立大學的教授們常常“三兩個月才能領到半個月的薪俸”。成立之初的燕大，正好藉此時機，將一批名師雲集燕園：國文系有吳雷川、錢玄同、周作人、錢穆、沈尹默、馬衡、陸侃如、顧隨……歷史系除了洪業，還有陳垣、梁啓超、張星烺、容庚、張爾田、鄧之誠、許地山、顧頡剛……社會學系有陳翰笙教授“農民運動”，吳文藻教授“社會學原理”，嚴景耀教授的“犯罪學”和“監獄行政”，雷潔瓊教授的“社會福利事業”……

當然，對於燕大發展起到關鍵作用的，還是司徒雷登在燕大甫一創辦就延請過來協助他的劉廷芳和洪業。此二人各有擅長，劉廷芳長袖善舞，在教會內外乃至留美學界交遊廣闊。他自稱不善籌款，卻深諳羅致人才之道。為燕京大學文史奠基的洪業，就是由劉廷芳招募到燕大的，燕大其他名師如陳垣、簡又文以及趙紫宸的到來，也全賴劉廷芳的努力。洪業尤其值得大書特書，在筆者看來，在20世紀的歷史學者當中，氣魄之大和眼光之深遠，鮮有出其右者。據劉子健回憶，洪業培養歷史人才是很有計劃的，主要是斷代史。他鼓勵學生中鄭德坤研究考古，齊思和研究春秋戰國，瞿同祖研究漢代，周一良研究魏晉六朝，杜洽研究唐代，馬家昇研究遼代，聶崇岐研究宋代，翁獨健研究元代，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房兆楹、杜聯喆夫婦和王鍾翰研究清代。此外，研究佛教史的陳觀勝、治方志的朱士嘉、治上海交通史的張天澤、研究制度史的鄧禹嗣也都悉出洪業門下。這些學生對於中國文化的貢獻，皆可謂不朽。

1954年，司徒雷登的自傳寫成之後，請胡適作序，胡適在序言中專門提到洪業：

我在北京大學既與燕京大學為鄰，對他的成長一向非常關心，我相信司徒雷登領導燕大成績那麼可觀，主要有兩個原由。第一，因他與同人建立這偉大的學府一切有機會從頭做起，包括校舍的設計建築，讓這中國十三個基督教大學中規模最大的學府，享有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第二，因燕大成為一個中國本色的大學，哈佛燕京學社成立後，燕大的本國學術變現的尤其優越，這是在基督教大學中很特別的。

我趁此向燕京的中國學人致敬，特別要向洪業博士致敬；他建立燕京的中文圖書館，出版《燕京學報》，而且創辦了一項有用的哈佛燕京引得叢書，功勞特別大。

其二：還是有錢，師生比例優

正是有了充足的財力，使司徒雷登有底氣做到為了保持學校較高的學術水準和師生之間的密切關係，一直在燕大保持了比較優良的師生比例，在燕大歷史上，始終沒有打破1∶3的師生比例，以至於不少人把這一點作為批評燕大貴族化和低效率的理由。

一個老師帶三個學生，這個比例在今天如工業流水線一般的大學裡是無法想象的。在這樣的師生比例之下，使得燕大的教育在傳授方式上不像是現代化的大學，反倒像中國傳統的書院。

燕大創辦之際，正趕上國內的國立大學的發展高峰，清華和北大仿西方學制已經展現出一流大學的面貌。然而正是在此背景下，以胡適為代表的一干知識分子卻不乏憂慮，他們以為中國的傳統書院中，蘊含了真正自由與創新的傳統：書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與研究，書院的學生，無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態度，雖舊有山長，不過為學問上之顧問；至研究發明，仍視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所以書院與今日教育界所倡道爾頓制的精神相同。

正是在這樣的思路下，胡適在其母校清華建議仿書院舊製成立了國學研究院。也正是有了如此優良的師生比例，上文所提到的洪業，才有可能為其學生一對一的量身打造其專業方向，開啟門徑之後，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不惟歷史系如此，社會學系、國文系等等莫不如此。

其三：還是有錢，國際化程度高

作為教會大學，燕京教育，自有其獨特性。西方教會的辦學背景使之在國際化上具有天然的優勢，燕京大學尤其如此，燕大在早期以及後來發展時期的教職員聘任上，除了中美人士以外，司徒雷登還格外注意英、法、德、丹、意、日等國籍的人才。

而且，燕大在聘任教師時，並不把個人的種族、國籍、政治觀點、宗教信仰當做衡量標準，而是把學識放在首位。正是有了充足的財源，保證了司徒雷登的底氣。比如燕大的新聞系和社會學系，都是在西方人的主導下成立的。1922年，燕大首度計劃把新聞系列入學科建設的日程上，據當年燕大檔案記載：“2月，請貝思（C.D.Bess）來新聞系教學三年。”貝思是當時美國合眾社駐北平記者，但當年計劃落了空，貝思沒有請來。於是司徒雷登與美國密蘇里大學聯繫，那裡有世界上第一所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向燕大提出聘用聶士芬（Vemon Nash），去協助燕大創辦新聞系。1924年的秋天，聶世芬攜全家來到了北京，與燕大另一位美籍教授白瑞登（R.S.Britton）一起籌建燕大新聞系。在聶世芬的推動下，燕京大學聯合密蘇里大學，成立了密蘇里—燕京新聞學院。作為亞洲“第一所完全的新聞系”，它所提供的畢業生成為中國當時新聞界的重要力量，抗戰時期，駐世界各大城市的記者如任玲遜、湯德臣、盧祺新、徐兆鏞、沈劍虹等等，幾乎是清一色的燕京人。

燕大社會學系則是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駐華同學會步濟時（J.S.Burgese）、埃德敷（D.W.Edwards）倡議發起。在步濟時的主持之下，燕大社會學系，“成為美國深入中國社會的一個新基地”，同時也很快成為中國社會學研究和教學這一領域內的佼佼者。後來由吳文藻先生在社會學系主導的導師制，則請到了牛津大學副校長林賽博士（A.D.Lindsay）的兒子林邁可（Micheal Lindsay）出任導師。燕園裡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教師，也吸引了來自不同國家的留學生，據1938年12日《燕京新聞》記載,外國留學生人數為40人，這些學生分別來自美國、德國、蘇聯、丹麥等等。

國際化不等於西化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燕大的國際化，與當時清華的西化還是有較大的區別。清華當時的西化，簡要言之，是一切向美國看齊，正如1920年羅素參觀完清華所感受到的那樣：“清華恰像一個由美國移植來的大學校！”而燕京的國際化則是有更為寬闊的視野，正如一位教會人士在1939年給司徒雷登信中寫到的那樣：“我不知道地球上是否還有另外一個地方，會有如此多類型的人們如此歡樂地生活在一起……我如此熱愛燕京。”

在司徒雷登看來，傳教士、教會和教會學校不應該單純地教授人們信仰宗教、背誦教義、遵守教規，而是應該教會人們在現實的生活中、在教義的指導下解決複雜的人生及社會生活的精神力量和精神支柱。在燕京大學的辦學過程中，司徒雷登實踐了他的理念，在之後的許多年，“燕大一家”的觀念幾乎深深根植於所有燕京人的生命里。“可愛的社區”，這是包貴思女士稱呼燕京的說法。之後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中國人還是西方人，男人還是女人，都重複使用這一稱呼。在燕京生活中，“這種社區團隊精神的確十分突出，它影響着社區成員的個人性格和道德態度，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們對燕京社區長期忠誠的特有品格”。

如此多的國家的人們在燕京這個“可愛的社區”匯合碰撞，和而不同，踐行的正是“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價值，也正是在這一價值譜系的光照之下，燕京大學在其存在的三十三年裡一直踐行着“人”的教育，這種教育，不是讓人成為機器，而是使之成為“人”，這才是燕京大學教育的核心。

行文至此，或問曰：難道你總結燕大成材率如此之高的原因就是有足夠的金錢？答曰：是，又不全是。如果僅僅是因為有錢，今天的大學難道沒錢嗎？儘管國家教育投入占GDP4%並不是一個很高的比例，但不得不承認，現在的大學比過去，簡直是有錢極了。看來有錢不是問題，問題是：錢怎麼花？今天的校長，看起來權力大極了，有時大到連學生宿舍的一個廁所都要過問，但另一方面，辦學的權力又遠遠不夠。

近年來，國人對民國教育關注多多，其實，當我們亟亟去梳理過去的教育為什麼成功的時候，我們已經悖離了教育的初衷。教育是恆久的事業，教育是不朽的事業，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成為人，而不是為了成功，只有把教育立足於立人，才有可能培養出人才，否則，就是工具。在這個層面上審視當下的教育，我們已經走到教育的反面。“錢學森之問”，其實沒有那麼深奧難解，我們不能指望沙漠上可以結出艷麗的花朵。

（作者為近代史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