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英國教育大臣的呼籲

                               看西方教育危機

英國每日郵報11月16日報道，英國教育大臣尼克·吉布最近要求英國學校重拾“全班集中教學模式”。國際學生評估的結果以及相關研究證明，這一傳統模式在中國取得了成功；因為，教師對全班集中授課要比學生分散自主學習有效得多。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前，英國普遍實行集中授課；可惜過去四十年中逐漸被學生自主學習的模式所取代。

吉布此番言論在英國國內和國際間引起了強烈反響。

不少人深表贊同，對分散教學造成的嚴重局面痛心疾首。人們說，“自從老師變成了學生的‘朋友’，紀律和教養統統不見了”；“時髦教學敷衍了事，經過十二年教育的孩子，仍然不會加法，不懂寫作，閱讀也不過只有七歲孩子的水平。”

有些人指出，英國學校里的中國學生均名列前茅；即使初來乍到不懂英語，也能很快迎頭趕上。他們的成功在於家長的積極態度和孩子的刻苦努力，但卻很難指望英國學生和家長也抱持同樣的態度。

幾則評論指出，倡導並堅持分散教學法的，多為左翼教師和工會。

也有人指斥吉布不懂教育，要他下台。另有一則評論稱，吉布提倡的方法雖好，但需要一個強有力的體制來推行。這隻有在中國行得通，在英國無人敢干。該評論引起一片叫好聲。

上述譯自該篇報道的數則跟貼，雖可能帶有偏頗，卻描畫出了一幅教育衰敗的圖景，且絕非英國所獨有。近年來移民加拿大的華裔，很多對加拿大教育現狀感到訝異與焦慮。其實，我們所看到的情景還不算最差的。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基礎教育大踏步倒退，已是不爭的事實。

不錯，由於提供了寬鬆自由的環境，國際間頂尖人才大多仍出自西方。然而，一個國家的教育若荒廢了大多數年輕一代，其前途能不令人擔憂？事實上，科技人才的短缺在英國已引起普遍的憂慮。據報道，與教育大臣呼籲改變教學模式同時，英國商界領袖發起了一項運動，呼籲高中學生選擇科學、數學等‘困難’科目。

所幸東方教育，尤其是中國大陸的教育，為西方提供了一面鏡子，一個借鑑。在對中西教育作了比較研究之後，可以發現，西方不僅在教學模式與方法，師資質量與教學投入等方面需要改進；在課程設置和教育體制——學分制抑或班級制、單軌制還是雙軌制等領域，也大有商榷空間。

我們無意在這裡否定西方教育有其強項與優勢；更不想掩飾中國教育的嚴重弊端。智育至上的應試教育，社會上瀰漫的極端功利傾向，學生自由選擇和個性發展空間的欠缺，以及沉重的課業負擔，等等，人所共知。然而中國學業教育的標準與質量在國際間確實高高在上。中國的崛起和持續發展主要依賴的不是資源，也不再是廉價勞力，而是長期以來培養的大量人才。

這裡再對教學模式作一討論。首先，教學模式要根據課程類型和特點而靈活掌握。以練習為主的語言學習，分散式教學的確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模式。而數學、科學等理論性較強的課程，則以集中授課為宜，輔之以分散式教學和其他方式。分散式占據主流的教學無法保證這類課程的質量。

分散教學模式的理論依據是，學生應當在學習過程中發揮主動性；這無疑是對的。然而沒有教師的主導作用，學生自主學習難免盲目、低效甚至無所事事；教師也沒有盡到“傳道、授業、解惑”的責任。再者，全班集中授課不等於‘填鴨式’教學。教師精闢的講述，對學生循循善誘的啟發與引導，學生聚精會神地聽課、思考，並積極主動地參與；這樣的課堂狀態最為理想，效率最高。當然，啟發式集中教學對教師水平要求較高。

分散教學的另一依據為‘個性化教學’，即照顧孩子學習過程中的個性差異。此乃加拿大近年流行的‘21世紀教育’口號的核心；而過分限制課堂人數是其必然的邏輯延伸。承認並尊重個性差異，是西方教育文化的精髓，中國正在學習。但若將個性差異不切實際地誇大，絕對化，則滑向另一個錯誤的極端。如果兒童認識事物過程中的共同規律都得不到承認，還辦學校作什麽呢？孩子們統統回家算了！

再談課程設置。初中階段不再分物理、化學和生物，而是合在一起教授，此即‘科學’，又稱綜合理科。這一設置自上世紀六十年代開始，時下不止西方，東亞的韓國、日本、台灣和香港也相繼實行。由於沒有合格師資等因素，科學課的教學效果差之又差。西方幾代學生均未能打下堅實的基礎，影響了從技術工人到科技人才的培養。只有中國，儘管教育部近年來也在推廣綜合理科，但遭到下面的抵制；方才得以保持科學教育的一枝獨秀。

教育體制方面的問題，限於篇幅，另文討論。

再看一看加拿大卑詩省，上世紀末以來教育的滑坡同樣觸目驚心。除上述問題外，實行百年且非常有效的全省中學畢業統一考試，三年前教育廳一紙命令被取消掉，只留下英文一科。中學數學中的幾何、統計、二次曲線等很多重要內容統統被砍掉，使得學生的後續學習處處漏洞，困難重重。小學於2006年起以所謂‘發現式數學’代替傳統教學，令學生和家長苦不堪言，學生數學程度大幅下降。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半個世紀以來西方教育領域的一系列變革，將原本正面的觀念，如尊重孩子的個體差異與個性發展，培養孩子的獨立意識與創新能力，等等，推向了另一個極端。結果適得其反，過猶不及。變革往往是在兩極之間取捨，而成功的關鍵在於依據事物的內在規律，找到兩者的平衡。片面與極端終歸要失敗。

上述系列變革同時也是對傳統教育輕率而粗暴的否定與顛覆，是在改革進步名義下的倒退。歷史上多年形成的傳統有其價值和優勢，未經認真嚴格的論證及小範圍的試驗就輕易放棄；出亂子是必然的，而且付出的是幾代人的慘痛代價。

這樣一些政策變動的背後，人們認識上的局限固然是一個因素，但也不難看到左傾思潮泛濫和左派勢力操控的影子。

任何政策的推行都需要適當的社會條件。中國人強烈的競爭意識與勤奮向上的文化傳統，在歷史上數次教育危機面前發揮了關鍵作用。三十年代初由學分制回歸班級制，文革過後教育的快速重建，前述對綜合理科的抵制，近年來對教育機會貧富不均的抨擊，等等，以及當前海外華裔對所在地某些教育政策的批評與抗爭，均為明證。而西方當今社會瀰漫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不思進取之風，則為上述錯誤政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從各種國際學生評估得出的令人震撼的結果中，西方有識之士已經看到教育的危機。他們正試圖藉助中國提供的坐標，探尋問題所在，找出解決良方。然而，要讓整個教育界和社會警醒，路還很長很長。另一方面，中國教育並非完美，一定意義上屬於另一極端。雙方在學習對方的時候，均須防止盲目性，切勿‘將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

加拿大博雅教育學會會長 沈乾若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