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英国教育大臣的呼吁

                               看西方教育危机

英国每日邮报11月16日报道，英国教育大臣尼克·吉布最近要求英国学校重拾“全班集中教学模式”。国际学生评估的结果以及相关研究证明，这一传统模式在中国取得了成功；因为，教师对全班集中授课要比学生分散自主学习有效得多。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英国普遍实行集中授课；可惜过去四十年中逐渐被学生自主学习的模式所取代。

吉布此番言论在英国国内和国际间引起了强烈反响。

不少人深表赞同，对分散教学造成的严重局面痛心疾首。人们说，“自从老师变成了学生的‘朋友’，纪律和教养统统不见了”；“时髦教学敷衍了事，经过十二年教育的孩子，仍然不会加法，不懂写作，阅读也不过只有七岁孩子的水平。”

有些人指出，英国学校里的中国学生均名列前茅；即使初来乍到不懂英语，也能很快迎头赶上。他们的成功在于家长的积极态度和孩子的刻苦努力，但却很难指望英国学生和家长也抱持同样的态度。

几则评论指出，倡导并坚持分散教学法的，多为左翼教师和工会。

也有人指斥吉布不懂教育，要他下台。另有一则评论称，吉布提倡的方法虽好，但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体制来推行。这只有在中国行得通，在英国无人敢干。该评论引起一片叫好声。

上述译自该篇报道的数则跟贴，虽可能带有偏颇，却描画出了一幅教育衰败的图景，且绝非英国所独有。近年来移民加拿大的华裔，很多对加拿大教育现状感到讶异与焦虑。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情景还不算最差的。半个世纪以来西方基础教育大踏步倒退，已是不争的事实。

不错，由于提供了宽松自由的环境，国际间顶尖人才大多仍出自西方。然而，一个国家的教育若荒废了大多数年轻一代，其前途能不令人担忧？事实上，科技人才的短缺在英国已引起普遍的忧虑。据报道，与教育大臣呼吁改变教学模式同时，英国商界领袖发起了一项运动，呼吁高中学生选择科学、数学等‘困难’科目。

所幸东方教育，尤其是中国大陆的教育，为西方提供了一面镜子，一个借鉴。在对中西教育作了比较研究之后，可以发现，西方不仅在教学模式与方法，师资质量与教学投入等方面需要改进；在课程设置和教育体制——学分制抑或班级制、单轨制还是双轨制等领域，也大有商榷空间。

我们无意在这里否定西方教育有其强项与优势；更不想掩饰中国教育的严重弊端。智育至上的应试教育，社会上弥漫的极端功利倾向，学生自由选择和个性发展空间的欠缺，以及沉重的课业负担，等等，人所共知。然而中国学业教育的标准与质量在国际间确实高高在上。中国的崛起和持续发展主要依赖的不是资源，也不再是廉价劳力，而是长期以来培养的大量人才。

这里再对教学模式作一讨论。首先，教学模式要根据课程类型和特点而灵活掌握。以练习为主的语言学习，分散式教学的确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模式。而数学、科学等理论性较强的课程，则以集中授课为宜，辅之以分散式教学和其他方式。分散式占据主流的教学无法保证这类课程的质量。

分散教学模式的理论依据是，学生应当在学习过程中发挥主动性；这无疑是对的。然而没有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自主学习难免盲目、低效甚至无所事事；教师也没有尽到“传道、授业、解惑”的责任。再者，全班集中授课不等于‘填鸭式’教学。教师精辟的讲述，对学生循循善诱的启发与引导，学生聚精会神地听课、思考，并积极主动地参与；这样的课堂状态最为理想，效率最高。当然，启发式集中教学对教师水平要求较高。

分散教学的另一依据为‘个性化教学’，即照顾孩子学习过程中的个性差异。此乃加拿大近年流行的‘21世纪教育’口号的核心；而过分限制课堂人数是其必然的逻辑延伸。承认并尊重个性差异，是西方教育文化的精髓，中国正在学习。但若将个性差异不切实际地夸大，绝对化，则滑向另一个错误的极端。如果儿童认识事物过程中的共同规律都得不到承认，还办学校作什麽呢？孩子们统统回家算了！

再谈课程设置。初中阶段不再分物理、化学和生物，而是合在一起教授，此即‘科学’，又称综合理科。这一设置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时下不止西方，东亚的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也相继实行。由于没有合格师资等因素，科学课的教学效果差之又差。西方几代学生均未能打下坚实的基础，影响了从技术工人到科技人才的培养。只有中国，尽管教育部近年来也在推广综合理科，但遭到下面的抵制；方才得以保持科学教育的一枝独秀。

教育体制方面的问题，限于篇幅，另文讨论。

再看一看加拿大卑诗省，上世纪末以来教育的滑坡同样触目惊心。除上述问题外，实行百年且非常有效的全省中学毕业统一考试，三年前教育厅一纸命令被取消掉，只留下英文一科。中学数学中的几何、统计、二次曲线等很多重要内容统统被砍掉，使得学生的后续学习处处漏洞，困难重重。小学于2006年起以所谓‘发现式数学’代替传统教学，令学生和家长苦不堪言，学生数学程度大幅下降。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半个世纪以来西方教育领域的一系列变革，将原本正面的观念，如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与个性发展，培养孩子的独立意识与创新能力，等等，推向了另一个极端。结果适得其反，过犹不及。变革往往是在两极之间取舍，而成功的关键在于依据事物的内在规律，找到两者的平衡。片面与极端终归要失败。

上述系列变革同时也是对传统教育轻率而粗暴的否定与颠覆，是在改革进步名义下的倒退。历史上多年形成的传统有其价值和优势，未经认真严格的论证及小范围的试验就轻易放弃；出乱子是必然的，而且付出的是几代人的惨痛代价。

这样一些政策变动的背后，人们认识上的局限固然是一个因素，但也不难看到左倾思潮泛滥和左派势力操控的影子。

任何政策的推行都需要适当的社会条件。中国人强烈的竞争意识与勤奋向上的文化传统，在历史上数次教育危机面前发挥了关键作用。三十年代初由学分制回归班级制，文革过后教育的快速重建，前述对综合理科的抵制，近年来对教育机会贫富不均的抨击，等等，以及当前海外华裔对所在地某些教育政策的批评与抗争，均为明证。而西方当今社会弥漫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不思进取之风，则为上述错误政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

从各种国际学生评估得出的令人震撼的结果中，西方有识之士已经看到教育的危机。他们正试图借助中国提供的坐标，探寻问题所在，找出解决良方。然而，要让整个教育界和社会警醒，路还很长很长。另一方面，中国教育并非完美，一定意义上属于另一极端。双方在学习对方的时候，均须防止盲目性，切勿‘将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

加拿大博雅教育学会会长 沈乾若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