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其他国家度过的时光中，我对中国传统的兴趣日益高涨，也许是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了看待日本与韩国社会里中国传统的全新视角，包括唐朝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和宋代文化对韩国的影响。通过仔细的研究分析，我不再认为十九世纪末期的中国能代表中国伟大传统的全部，甚至连一小部分也不能代表。

中国的历史虽然背景相当复杂，但并不妨碍当代中国的发展。每一阶段所发生的重大事件都不断推动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前行。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主线清晰，据此可观中华文明的演化进程。然而美国的大多数中国专家更加关注的是中国的政治、经济等领域，往往忽视了对中国文化以及人民的了解。

中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就像两千年以前的罗马帝国，给整个欧洲带来空前的震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在我看来，中国的语言和文化传统是具有全球性的，这两千年的影响很大，对于欧洲的影响也不少。而且如果我们能够恢复中国真正的传统： 一．以农业为国家之根本；二．把经济当作“经世济民” ——一种包含道德因素的领域；三．强调具有几百年继续性的国家治理与发展方式，并把这些传统作为世界的模范，那么我们的地球或许还有希望的曙光。现在中国的国际角色越来越重要， 如果中国能够重新实现其固有的可持续农业经济和生态经济，中国可以给全世界带来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如果其他的国家效仿中国的话,那么我们人类可能还有希望。否则, 如果中国展示给发展中国家的只是极端的消费, 不考虑环境后果的经济发展, 那人类的未来无法乐观。

我还是一名中文专业的本科生时，我所听到的是中国注重农业发展的传统制约了中国向现代化社会的发展。人们认为中国太过落后，不可能迎接工业革命。但是现在，我看到事实完全相反。我更相信金教授（F.H. King）的理解。来自美国的金教授在1911年造访中国，并着有《四十个世纪的农夫》（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China,Koreaand Japan）一书。在这本书中，金教授认为中国人可持续农业发展的传统是正确的，而“西方”却是在走自我毁灭的道路。也许如今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中国能够重拾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并为世界树立一个榜样，趁现在还没有为时过晚。

其实18世纪的欧洲人本来是很佩服中国的农业传统的。法国出现了一个由弗朗斯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 1694-1774) 为代表的“重农学派”。此学派主张更为体系化的国民经济制度，且认为农业对经济至关重要。中国在社会平等方面体现了重农学派的理念。中国政府积极回应农民的需求，使之能够免于因没有向地主缴纳应缴的地租而遭受到不公的待遇，或者平民的诉求得不到关注等现象。中国也向欧洲展示了与政府服务相关的教育事业并不是一定要有宗教的介入。欧洲人渴望一个完备的公务员考试体系，以及对农民的尊重。当然，这种对中国的设想太过理想化，但其影响却异常深远。 而且，如今我们面对着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或许可以从中国的传统中学到很多。

回顾孔子在中国的地位，我们看到人们对孔子的地位有所争论，某些情况下韩国人甚至不遗余力地宣称孔子是韩国人。我不会装出一副能够理解这些争论的样子，而且幸运的是，我可以用中韩之外的局外人眼光看待这些争论。我认为无论中国人对这些争论有怎样强烈的情绪，扩大中国文化影响力与道德权威性的方式并不是狭义地宣称孔子属于中国，而是将孔子作为中国传统的核心去推崇，弘扬孔子面向天下人的讲学之道，接纳天下人传承他的智慧与学问。我完全不关心根据DNA的鉴定结果谁是孔子的后人，我相信全世界人民也不会去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孔子的道德教诲能如何拯救我们，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若中国能够拥有更加宽广的胸襟，定能给世界带来更大的影响。孔孟当然是中国的圣人，但也是世界的，正如同英国人将莎士比亚与世人分享，故今日莎翁的影响深远，其影响也扩散至全球。英国的文学文化也得以被全世界的人们接受、尊重和认可。我们能否暂且搁置孔孟之争这个问题，着眼于世界文化的传承，以更加广阔的视野去保护、投入更大力度去推广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呢？

在中国的众多文人中，我最尊重的人如王安石、司马光以及海瑞、朱云这类政界文人。他们并非仅仅为了谋求一官半职而沉浮官场，乃是真正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出仕。作为一个美国人，这些中国文人的胆识、气魄和思想令我深深动容，并愿受其影响、跟随其引导。由此可见，这些文人形象也可以是全球性的，他们的诗作、事迹能够给今日的世界带来更多与往日不同的积极能量。对我来说，他们比拿破仑、丘吉尔更伟大。

如果中国人民尊重自己的文化，其他国家的人民则也会尊重中国；如果中国担负起大国的文化责任，将自己的文化推广至全球，其他国家也会效仿学习，而不仅仅只停留于尊重。如此一来，中国的领导力及其文化影响力将不可同日而语。作为领袖的中国绝对不是盖更多摩天大厦的中国，而应该是传承农业传统的中国。

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农业传统能够给全世界传达许多知识。除了农业，中国另一个重要的领域是行政。中国有着创建可靠而且道德崇高、关注民生的政府的优秀传统。尽管中国并不能总是成功地组建杰出的政府，但这不能妨碍我们看到中国在几个世纪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我们如今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在一个各国政府都沦落为服务于少数特权阶级的剥削工具的时代，善治如何可能？没有有效的政府，我们无法解决气候变化或是任何全球化进程中的其他问题。我并不确定如今的中国政府手里是否攥着解决问题的钥匙，但我认为伟大的中国行政传统早已把答案藏在了某处。

公务员制度就是国家成功的钥匙,特别是近代国家。如果没有系统的、复合行政制度，所谓民主的“选举”活动也将无法展开。没有客观的管理方法，社会问题不可能得以解决。国家的命运是由健全的政府决定的。

诚然，目前的许多选举活动都无诚信可言，或近乎毫无意义。这是因为，如果希望选举票数得到客观的统计与分析，希望选民获得候选者及其政策的可靠信息，希望不只是权贵才有机会获得选举资格，希望有效的监管机构来防止腐败滋生, 就一定需要一个能晋用有独立性、有信念、有实力的人才的官僚体制。没有一个强有力、专业化的公务员制度，就很难有任何形式的民主。

中国于公元前165年（或许更早）便开始采用科举制度。到宋朝时，开始实施更客观、更科学的“公务员”制度。对能人的客观考核从那时便开始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沿用至今。

西方人常常讲到希腊的民主思想，用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来鼓舞人心. 但古代希腊的“民主”与我们今日所言之民主并无太大关联。本来雅典行政过程中进行决策时,是由一小群氏族, 既拥有土地的贵族通过投票来解决问题。但这种民主的时代背景是奴隶社会，大多数人生活在贫困中，手中毫无权利。只有小部分精英群体在特殊情况下才可以参与投票。

中国古代(理想上)让每个人都有权参与科举考试, 而在西方，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通过公务员考试。

十七世纪实际上是欧洲探索中国的时代。与美洲大陆的“新世界”不同，明清的中国在多方面比欧洲发达的多。当传教士利玛窦来到北京时，与他一道前来的还有众多欧洲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传教士用法文、拉丁语和德语介绍中国的优秀作品，在当时的欧洲影响很大。他们写的书在欧洲成畅销书，并广为流传。其中包括：

《孔子，中国的哲学家》(1687)；

《中国札记》(1735) (共四卷)

《中国通史》(1777-1785) (共13卷).

《中国科学与艺术史研究回忆录》(1776-1814) (共16卷)

欧洲人对18世纪的中国文化、科技及行政都抱有浓厚的兴趣。“中国风”这个叫法最为流行，也就是指中国装饰品及室内装修风格。欧洲的沙龙（salon）中谈论最多的往往是中国文化。

文艺复兴以后，欧洲知识分子很怀疑中世纪文化的单一性和封建的思想。他们憧憬的是重新追溯至罗马和希腊时代的文化。但很显然，希腊和罗马的古代文化都未能给面临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等诸多复杂难题的现代国家提供任何可借鉴的经验。中国的科举和士大夫文明则不一样。遥远的中国提供给欧洲知识分子的治理体制很有实用价值。而且士大夫不依赖国王也不依从教皇，在组织上也能用客观的方法考虑国政，监督君王的权力，处罚腐败的贵族。事实上，１８世纪的新政治概念跟中国文化有关。

近代民主主义之父是法国的哲学家伏尔泰(1694-1778)。伏尔泰写了许多书呼吁欧洲人建立一个自由的、透明的、有理性的政府，建立受人民尊重的行政制度。中国的理念之所以如此吸引伏尔泰，是因为中国的思想很先进，也因为中国帝王信奉孔子学说，将一般民众视为国家真正的主人。当然，伏尔泰不是儒学专家，而是从孔子的思想中寻找他所需要的制度典范。

伏尔泰将孔子画像挂在书斋的墙上，并称赞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由哲学家掌管的国家。他这样评价中国：“中华帝国的行政制度确实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好的。”

当时的欧洲存在极为深刻的社会问题，即宗教力量，尤其是天主教的圣堂和教皇控制了国家20%以上的土地，并且掌握着巨大的权力。在伏尔泰的心目中，中国拥有先进而科学的行政方式，并善待知识分子。中国的科举制度就是用客观的方式选拔有实力的人才治理国家。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认为中国能够提供未来国家治理模式的范例。儒家思想给欧洲一种全新的理念，并对欧洲产生了革命性的影响。伏尔泰的呼吁标志着近代民主的开端。

在伏尔泰的剧作《赵氏孤儿》（1755）中，他刻画了被蒙古人征服下的中国人是如何通过他们伟大的文化、个人的道德伦理及治国才能最终战胜了蛮族。对伏尔泰而言，中国代表着一条通往良好政治的道路，而并非由统治者任意掌控。伏尔泰认为，在欧洲一切完全取决于君主和地方贵族，所有的行政制度都是在维护世袭阶级的利益。而在中国，却存在着第三种阶层：士大夫——不仅服务于权贵阶层，同时也监督王权。

德国教授莱布尼兹(1646-1716)也将自己的家称作“中国知识的情报局”。为了探寻人类如何能建立一个更为合理的政府，他阅读了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文献。在传教士大量涌入中国的年代，他写道：“我认为有必要派遣中国的传教士到我们的国家，来传授给我们自然神学的宗旨和实践方式。”他认为中国有潜力建立一个良好的理性政府，并且这个政府不以宗教为基础——这才是民主的精髓。

中国的科举制度对欧洲为产生了深远的吸引力，能够基于个人的能力选出最优秀、最合适的人选，并让他们各司其职、服务于帝王。欧洲的知识分子喜欢中国的士大夫，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皇帝的鹰犬，也不是封建领主，而是效忠于国家的贤能之士。关于科举制度和其价值的讨论直接引发了1775美国革命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法国1791年时，公务员考试作为民主新革命政策被建立起来。起初，这套系统效果并不理想，但在 19世纪40年代得到重新改进，并形成了当前法国官僚系统的架构。中国带给法国的启示，深刻而又清晰的体现在了法国当代的作品中。

而在英国，18世纪英国对于公务员制度的需求也日益呼声高涨。1806年，东印度公司创办了一所大学来培训员工在印度从事行政工作。这套全新的行政体系对行政人员的从业资格设置了一定的门槛，并引入了考试制度，这是英国的首次尝试。曾在中国就职的外交官泰勒•梅多斯（Taylor Meadows）所著的《中国政府和人民随记》（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的出版就是一次重大突破。梅多斯认为英国必须拥有一套公务员体系，因为“中国皇室之所以能够长久延续，归根结底是因为中国拥有良好的政府管理，公务人员都是基于才干和品德选拔出来的。”中国政府官员良好的教育背景、高度的文化素养及强烈的责任感令梅多斯印象深刻。

1853年，英国政府曾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决定启用公务员体系，并声称“政府官员的升迁调动应该基于个人才干，而不是某些人的个人偏好。”第一个公务员委员会于1855年建立。1868年，美国国会议员托马斯•简克斯（Thomas Jenckes）提议使用公务员体系，他在提交报告里用了整整一章的笔墨描述中国整体的情况。186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该公务员体系的提案，并随后逐渐成为了世界霸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西方开始逐步采用、实施中国的统治理念时，中国恰恰在此时，也就是鸦片战争后，开始衰落。中国的科举制度与行政方式给英国和美国提供了灵感，但是中国已经失去了代表性。正是中国人带给世界这样一种理念：公务员能成为对抗国王和封建领主的一股力量。这在欧洲的近代化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也正是中国人告诉他们，理论上，人人都有权利参与到政治中去。如果没有这些理念，就不会有现代民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