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親歷之中西教育

沈乾若

一. 引言

二十世紀後半葉東、西方的隔絕，令國際教育風向一邊倒。不但西方自我感覺良好，中國人也斷定西方先進無疑。中國的改革開放，除在經濟和科學技術領域學習西方外，教育界也急切地吸收西方的觀念與做法。

然而，隨着中國的崛起，大批中國學生出國留學及中國人移民海外；隨着一次次奧林匹克國際競賽和PISA、TIMSS等國際評估結果的出爐；人們驚訝地發現，對中國和東方教育須刮目相看。

東、西方教育各自經歷半個多世紀的發展變化後相遇，發生了全面而劇烈的撞擊。現在，美國與西方基礎教育衰相凸顯，而中國教育則大展強勢。在中、西教育態勢逆轉的歷史關頭，西方掀起了一股‘東學熱 ’，欲借鑑中國經驗，重振基礎教育。

不同的聲音總是存在的。“中國學生只會考試，沒有分析思維能力”，“中國學生死記硬背，不會創新”；類似的指責不絕於耳。有些人質疑中國在PISA評估中作弊，有些人寫公開信給國際經合組織，要求取締PISA評估。大陸和海外某些教育專家說， “造成奇蹟般成功的上海和東亞模式是非常有害的。”“美國教育學習模仿中國教育無異於緣木求魚，……，簡直是自尋死路。” 西方數百年的先進不可避免地造成其國民的自大心理，這可以理解；而華人如此妄自菲薄，則令人不勝唏噓。

毋庸諱言，當前中國教育確有嚴重弊端，令國人帶着孩子逃離。智育至上的應試教育，社會上瀰漫的極端功利傾向，學生沉重的課業負擔，等等；更不用說教育界內部的黑暗與腐敗，無不令人擔憂。

西方教育的優勢亦不容否認。開放自由的環境，注重全面發展，鼓勵獨立創新的個性化教育，為精英人才的成長提供了條件與空間；使得西方人才輩出，創造發明層出不窮，幾乎包攬諾貝爾各個獎項。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對一個國家的教育作整體評價，只取一個橫斷面，或者只看短短的十幾、二十年是不夠的；需要一個大的時間尺度，一個歷史的視角。

我不是學教育專業的，只能談一談自己六十年的親身經歷及所見所聞，從中認識和比較中國和西方教育。

二.我親身經歷的中國教育

應當從民國談起罷。雖然不曾經歷，但從書報媒體得以間接了解，亦從父輩的榜樣獲得親身感受。

民國時期，教育得到執政當局——國民政府和各地軍閥——的高度重視，即使艱苦的八年抗戰時期，教育也沒有荒廢。

由於政治上的寬鬆與自由，出現了教育家辦教育的火熱局面。蔡元培、胡適、陶行知、梁漱溟、晏陽初、張伯苓、黃炎培……，教育家群體燦若星辰；大學教育、中學教育、平民教育、鄉村教育、師範教育、幼兒教育等各個領域，百花齊放，生機勃勃。

民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吸收了中外傳統文化的豐富營養，在學養和人格操守上達到了相當高的境界，思想文化界誕生了許多大師級人物。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李政道和楊振寧都是民國培養，抗戰時期在西南聯大完成的大學學業。

在胡適等人的倡導之下，中學教育二、三十年代曾以美國為師，實行了學分制和綜合中學。但美國實用主義的教育思想和體系很難被中國社會全盤接受。只實行十年，學分制便被廢除，回到班級制；綜合中學被普通中學、職業中學和中等師範‘三足鼎立’的體製取代。

當然民國教育的總體規模與四九年之後無法相比。

1949之後可分為四個時期：

1949-1966：

那一階段教育發展很快，大、中、小學遍地開花。高等教育學習蘇聯，舊有的學校變動很大，同時新建了一大批高校。教育不再為社會上層所獨享，而是面向全民。由於小學生人數急劇增多，一時無法建設足夠的校舍，很多小學實行二部制，即上午一撥學生，下午另一撥學生，教學質量也未受影響。

基礎教育框架是延續民國時期的。學制為初小五年，高小兩年；初中、高中各三年。依然‘三足鼎立’，不但培養了大量普通中學畢業生，而且技校、中專和中等師範學校分別培養出相當數目的技工、技術員和小學教師，滿足了當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需求。

直至1959年，中國一邊倒，高等教育全面引進蘇聯的體系。這一下都學進去了，融進了我們自己的文化。為什麽呢？除卻意識形態的一致，也許更根本的，是蘇聯體制強調學科的理論性，學生學習的系統完整性的特點，以及對教師學生的嚴格管理，均與中國文化一拍即合。

我1953年入小學，1965年高中畢業。雖然我讀的中學是最好的，但小學極為普通。中學老師非常強，小學老師也不差。他們都是民國和五十年代培養出來的，兢兢業業、嘔心瀝血培育下一代。他/她們通過精闢的授課，認認真真地批改作業，系統而提綱攜領地複習總結等各個教學環節，使學生切實掌握知識。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開發了分析思維能力，獲得了科學文化素養。我的同學中，不論小學、中學還是日後升入的北京大學，都有很多出身勞動階層的同學，受到了同樣好的教育。

尊師重教，濃厚的師生情誼當為一種獨特的中華文化現象罷。回國時總要和同學們相邀着去看望老師。現在他/她們很多不在世了，我們也已是年屆七旬的老人。

當時的教育，德、智、體全面發展不是空話（政治洗腦另當別論），學生負擔也不重。考大學時，高考複習只有兩、三個月。我們很少開夜車，更沒有補習一說。現在的中學安排一至兩個學年進行高考複習，大大壓縮了正規授課，學生寶貴的青春時光被白白消耗；教育部早該明令禁止的。

缺點當然也是有的，即管得過死，難以自由發揮；獨立思考和動手能力較差；等等。不過我們每學期都有兩周勞動，多是去農村。對城市學生了解農村、了解底層生活很有必要，也是很好的鍛煉。

儘管政治運動接二連三，學業教育並未受到很大影響。只有大躍進時，大學裡搞極左，學生與教師一起編寫教材等。我所在的小學在操場上建了兩座小高爐，時間不長；記得之後我還被派到相應的展覽上作解說。讀初中時，正值三年大饑荒，北京市民的糧食配給雖然也低，但不到饑荒的程度，中小學教育得以正常運作。

中蘇交惡之後，教育界搞了‘去蘇聯化’，但喊喊口號而已，沒有大的觸動。

高中三年，國家從困難中緩過來，而且一度發展得非常之好。 然而，大權旁落的毛澤東不甘心，又搞起了階級鬥爭。農村搞四清，學校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學雷鋒，大樹特樹毛澤東絕對權威。青年學生的思想愈來愈左傾，愈來愈極端；人群開始被撕裂，直至發展成為文革。但即使如此，學業教育依然照常進行。

中小學十二年系統、完整、嚴格的教育，為我，也為許許多多的同代人奠定了人生基礎。

1966-1977：

十年文革，天下大亂。過去十七年的教育被批判為‘資產階級專政’。我所在中學的校長在文革中第一個被自己的學生打死。我的初中英文老師、高中政治老師、歷史老師都自殺了。因為學生不肯學習，高三數學老師人一下子急癱了，從此拐杖不能離身。

我於一九六五年考入北京大學物理系，七零年分配到河北農村。勞動兩年之後在農村中學執教。七四年轉到工廠工作。

文革初期，普通中學癱瘓了，職業教育更被全部摧毀。高考被取消，上大學靠推薦。我所在農村的支部副書記，一個只讀過幾年書的女青年，成了北大的工農兵學員。

勞動期間，我曾在村裡的小學教數學，並破天荒地開起了英文課，教材當然自編自印。到農村中學之後，我教的是數學和物理。文革期間的農村中學，一班六十多個學生；大樹鋸成板當課桌；學生一個緊挨一個坐着，考試必須分A、B卷。儘管條件十分艱苦，但不乏優秀好學的學生。

五十年代後半期和六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一代人受文革影響很大。其中一些人後來自學英文等專業，考取大學，成為專門人才。但理科自學成才的則比較少。

1977-1989：

四人幫垮台後胡趙新政的十年，是四九年後最好的一段歷史時期。人心很順，朝氣蓬勃，對國家的發展滿懷希望。不但經濟，科學教育和文學藝術也迎來了另一個春天。77年恢復高考，基礎教育很快走上了正軌。社會上瀰漫着濃厚的讀書風氣，人們都想着‘把耽誤的時間搶回來’。

不過職業教育至今未能恢復文革前的水平，令人遺憾。

另外，學生負擔過重的現象在這一階段開始產生，當然程度比現在遠為遜色。這一方面緣於高考競爭大為激烈，同時由於數量激增，教師質量不如文革之前。當時我的孩子讀清華附小，我還跑到學校要求老師減少家庭作業。

這一時期我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讀了碩士，八一年到北方交大教書，曾擔任理論力學教研室副主任。學生都是高考錄取的，教育很正規，儘管有些學生漏洞不少。還記得上習題課時如何想方設法糾正學生的錯誤概念，一步一步教他們解題方法。也教了一些坦桑尼亞留學生，但程度很差。因為是國際任務，好歹得讓他們過關；心裡非常糾結，覺得砸了我們自己的牌子。

有感於國內教學方法灌輸有餘而啟發不足，我寫了論文若干。其中一篇題為‘認識論與教學法’，發表於《北方交通大學學報》。我主張教學遵從認識規律，從個別的、具體的現象與問題着手，引導學生探索規律，實行‘引路式的教學’，開發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

我一九八六年出國。

1989-現在：

二十五年前長安街上橫衝直撞的坦克，碾碎的不止是青年學生的軀體，也是中國人對國家前途的憧憬與希望。

沒有了信仰，沒有了追求，中國社會一年年腐敗、變質；教育又怎能繞得開？功利傾向愈來愈嚴重，課業負擔變本加厲，農村和其他社會底層孩子的讀書機會日益減少，很多學校和教育機構被腐敗分子把持，不擇手段地為個人謀取私利。這一切受到社會上上下下的激烈批評。

然而，在所有這些表象的背後，我們必須看到：中國今天的教育是從昨天走過來的。教育體制沒有變，內容沒有變，教師隊伍也沒有大的改變。就像一個水果，表皮爛了，但果核還在。

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後的中西交流使中國得以吸收西方教育的優點，也為中國教育帶來了一些積極的變化。如選修課的引入，教學方法和手段開始多樣化，乃至高考自主招生等。

僅以小學數學教材為例，國內教材選用了多種多樣的實例，讓學生產生對數字和四則運算的直覺，從而能夠牢牢地掌握知識，非常適合小孩子學習。比我們當年的教材更為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豐富多彩。看得出不少地方吸取了國外的養分。但總的思路是中國式的，是反覆改進和錘鍊的結果。

今天，國家經濟建設和海外留學從業的一線主力大都是文革後培養的。他們的知識結構比較全面合理，文化素養也不錯。他/她們是幸運兒。受極端功利的應試教育影響最甚的是九十年代後入學的年輕人，包括現在就讀的學生。不過與文革中被耽誤的一代不同，這些學生還是學到了知識的。

三. 中國基礎教育總體評價

綜上所述，將中國基礎教育放在一百年的時間尺度下來衡量，重點看過去的六十五年，我以為它的定位是：中央集權的管理體制，學科教育為主線，系統嚴格規範，將大多數青少年培養成有較高知識文化的人材，為經濟建設和社會服務。

結果基本上是成功的。當今中國高速發展所依賴的，正是幾十年來培養的人材。不但如此，改革開放後的三十餘年，中國還向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輸送了大批科技力量，在世界範圍的科技與經濟發展中發揮着作用。

筆者認為中國教育具有下列優勢和經驗，值得西方借鑑：

第一，着眼於社會整體文化水準的提高，而非少數精英。精英成材可以靠自身與家庭，普通人的成材卻必須倚賴學校，倚賴公立教育。中國將幾代人培養成對社會有用之人；為科技與經濟發展提供了取之不竭的雄厚人力資源。這在當今世界是了不起的成就。

第二，中國在學業教育的三大方面都抓得很嚴，而且一抓到底：教學大綱的制定與教材的編寫，及其實施與考核；教師培養、資格標準及教學監管；學生的班級制和嚴格管理；從而為學業教育質量提供了切實保障。

所謂精英，除智商高外，自律能力必不可少。很多精英可以自學成才。然而普通人做不到，不但孩子，成人也難。所以，大多數人的教育，嚴格是成功的基本條件。一個‘嚴’字，可以說是中國教育的特色。

當然，如何既‘嚴格’又‘靈活’，也是擺在中國教育面前的課題。

第三. 理科乃中國教育強項。掌握理科的知識與技能，教學不但要嚴格，且須系統、完整；學生在學習時必須全力以赴。零敲碎打、東拼西湊、潛移默化的做法對文科可能奏效，尤其是語言學科；但對理科而言，全無效果。故從小學數學開始，中國理科教學的一整套做法：大綱與教材，課堂教學與課後作業、以及複習考核，對其他國家均有借鑑價值。

中國理科教育亦有缺陷。第一，課堂教學灌輸多，啟發不夠，因而探索性、批判性思維的開發訓練較少。第二，教學方式單一，不夠多樣化，尤其欠缺西方廣泛採用的學生自主課題研究的模式。第三，重理論，對實際應用重視不夠，實驗動手太少。這種種弊端造成中國學生‘創新能力差’的短板。

但一般人們對中國教育的詬病，‘死記硬背’、‘考試能力強，思維能力弱’等等均帶有偏見，不符合實際情況，貶低了中國理科教育。實際上，通過系統嚴格的學習，中國學生獲得的不僅是知識，還有很強的邏輯思維能力和科學素養；而且總體來看，其他國家的學生無法相比。數理化奧林匹克競賽、PISA、TIMSS等國際評估中，中國學生取得優異成績，所依賴和展示的正是這種能力和素養。‘死記硬背’是萬萬做不到的。‘死記硬背’是素質較差的教師和學生的通病，而不是中國教育的特徵。

若中國學生果真能力低下，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怎會想方設法從中國招收大量研究生，來充實本國高科技和高等教育的教學科研隊伍呢？

實際上，中國教育中死記硬背的主要是政治、歷史等文科課程。理科學習，學生基本上能夠理解，死記硬背的現象並不普遍。反而西方的理科教學，由於教師講得不透徹，學生基礎又差，弄不懂為什麽，不得不死記硬背。但西方文科教學頗有精彩之處，如小小的學生就開始討論環境、犯罪之類的社會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總的來說，中國教育體系的弊端是教育制度的過度模式化與強制性，學生個性發展空間的欠缺，特別是缺少頂尖人才、偏才和怪才成長需要的自由環境和施展空間。因此，儘管培養了大量初、中、高級人才；但比較雷同，個性不足，批判思維與創新能力不足，難以產生尖端人才和大師級人物。

還需指出，四九年後中國教育功利性教強，欠缺人文精神；教育過度行政化，而非教育家辦教育，等等；也是中國教育的重大問題。向西方汲取營養的同時，繼承民國傳統將為中國教育帶來生機。

至於當下讓中國人逃離的極端功利化的應試教育，學生過分沉重的學業負擔，等等，很多是伴隨社會變質而產生的；也可以隨着社會風氣的扭轉而改變。

四.我在加拿大的求學執教及辦學經歷

出國後我來到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學數學系讀博士，那時全校中國來的研究生共四十餘名，現在該有三百多人了。讀博士期間一直作助教，輔導本科一、二年級學生；也曾教過一門‘機械振動’。我驚訝地發現本地學生的數理基礎相當差，教他們比在國內教書困難得多。

獲得博士學位後，正值北美經濟衰退。我拿到一份臨時性的教學工作，在一所社區學院講授微積分。這裡的學生更離譜，經常抱怨試題難，說某某老師沒講到就考，不公平。其實放在國內不過是知識靈活運用的問題。這些學生中能夠學懂微積分的比例很小。我講課細而又細，試題難度一降再降，打分時寬了又寬，才可能讓半數以上學生過關。一個西人學生對我說，他非常羨慕中國學生。中國學生基礎好，父母還供子女上大學。而他們學起來很吃力，又得自己打工掙錢交學費，非常辛苦。

三年後回到大溫哥華地區，索性依從自己濃厚的教育情結，於1997年辦起了一所補習學校。學校為華裔學生補習數理化和英文等科目，也有西裔和韓裔學生參加。

名為補習，實際上採取正規完整授課的模式；因為學生缺的太多，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辦法收效不大。十五年中，教出了近兩千學生。有些學生數理化均在這所學校讀，連讀數年，從而奠定較為堅實的基礎。我本人講授高中和大學一年級的數學和物理課程。學生入學時成績好的不多，但補習後都有大幅度提高，不少學生考上多倫多等大學。

這所補習學校在大溫地區口碑非常好。本人於2012年退休，學校已轉讓。

親身體驗對人的認知極其重要。俗語說，‘隔行如隔山’，信然！同是長年在海外教書，理科和文科教師的感受大不相同；同是在國外生活多年，未曾深入教學一線的很多華人對國外教育還是茫茫然。

通過這十五年的教學，我了解了加拿大學生的真實程度。‘丹麥與中國初三學生的對比’一文揭示，丹麥15歲學生居然不知道二百的百分之五十是多少，其實加拿大學生也未必搞得清分數如何相加；丹麥學生不了解a² x a³ = a^5,，加拿大學生也鬧不懂為什麽a⁰ = 1。至於牛頓三定律，歐姆定律等，高中學生沒幾個說得明白。凡此種種，例子舉不勝舉。

我也明白了西方的數理化是怎樣教的，學生程度為什麽差。在辦學執教的同時，我經常發表文章，或舉辦講座，分析加拿大教育與中國大陸的異同，以及優劣得失，為華裔社區提供教育資訊與參考意見。

五 西方基礎教育弊端分析

長期的實踐與思考告訴我，西方公立教育的弊端在於從體制到教學的過度鬆散，自由度過大。具體而言存在以下方面的問題：

第一. 教學方式及教師責任心，對教學結果的影響最為直接。國外教師授課非常隨意，有以下四‘不’：很多教師講得不夠，有些乾脆不講，讓學生看筆記，做題，有問題再問；不記公式；不改作業；不發考卷，只能課堂上看一看，為的是一套考題可以長期使用。

相應的，學生的學習狀態是：概念搞不清，公式不理解，套公式做題湊答數。考完就忘，還以為天經地義。我在課堂上經常提問。本地學生往往在發呆，等老師給答案；只有中國大陸來的學生在思考，而且有思路。說中國學生死記硬背，西方學生思維能力強？我多年看到的恰恰相反。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這種教學方式對大多數學生來說遠遠不夠，行不通。中、上等學生疲於應付，勉強過關；資質差或無心向學的則完全放棄。只有少數資質優異，好學上進的孩子可以主動自由地學習，得以成才。

第二，教師資格與教學管理。教師授課隨意的原因是校方和教育當局對教學缺乏監管，更沒有中國教研室的設置。基本上教師各自為政，負責與否全靠自覺。同時對任課教師沒有嚴格的專業要求，體育教師也可以教數學。小學則通常實行大包幹，英語、數學、科學、美術、手工等，皆由班主任老師負責。這樣的分工，教師負擔重，效果卻很差；事倍功半。文明進化到現在，不知西方基礎教育的專業化程度為何如此之低？還美其名曰‘我們的教師是全能型的’。

其實，有些教師自己對所教內容也不甚了了，如何給學生提供清楚透徹的解釋？

第三，課程設置、教學內容及考核。中國理科的深度和廣度，眾所周知，其他國家望塵莫及。以數學為例，卑詩省九十年代的數學大綱還過得去；然而之後中學數學內容一減再減，深度一降再降。幾何、統計、二次曲線等很多內容統統被砍掉，以至高中畢業生連‘相似三角形’都未曾聽說！而小學採用脫離實際、脫離學生認知水平的所謂‘發現式數學’，基本四則運算都未能掌握，更不知如何運用。

課程設置上，西方自六十年代起廢止了初中階段物理、化學和生物的分科設置而採用綜合理科。由於極少合格師資，綜合理科非但達不到為理工科奠定基礎的目的，即使作為科學普及也十分勉強。西方學生大多視理工科為畏途，高中選修數理課程及大學進入相應專業的人數日益減少，已形成相當的危機。

課程考核方面，卑詩省實行百年且十分有效的全省中學畢業統一考試，在進入二十一世紀後被取消，只留下英文一科。如此一來，面臨畢業的學生和教師都泄了氣，不再抓緊，不再用功；學習效果一落千丈。

第四，學分制問題。美國中學自二十世紀初開始實行學分制，至今已一百多年。中國學習美國，也搞過學分制，十年後卻在一片反對聲中收場。經過百年試驗，現在結論擺在眼前。學分制固然給了學生主動權，尤其是給了精英學生自由成長的空間，卻是以削弱甚至犧牲大多數人的教育為代價的。

學分制使組建班級變得不可能。剛入中學，尚無自律能力的孩子沒有了班集體，沒有了班主任的嚴格管教，其結果可想而知。學校里為什麽流行反智傾向？中學生吸毒怎會成為嚴重問題？高中畢業時，加拿大四分之一的孩子已經輟學；美國比例更超過三分之一。可以說，學分製造成學生管理極端鬆散是西方教育衰敗的元兇之一。

筆者相信，中學裡改學分制為班級制為主而學分制為輔，尤其是初中階段，是西方扭轉其教育頹勢的必要舉措。

第五，綜合中學的建制。美國和加拿大中等教育不分流，不設中等職業技術學校；或中等師範學校。專門的職業教育隸屬於高等教育。學生不論職業取向如何，均須讀完普通中學，才能接受職業教育，或加入勞動大軍。故美加中學稱為‘綜合中學’。

綜合中學任務繁重。除學業教育外，還須承擔部分職業教育功能。各類學生捆綁在一起，不可避免地顧此失彼。不但升學類為就業類陪綁，就業類的需求亦未能得到滿足。在升學類學生忙於報考大學的時候，這些學生卻無所事事，虛度光陰；甚至沾染上吸煙、吸毒、校園欺凌等不良習氣。

為了多數學生能夠拿到畢業證書，所謂高中畢業，除英文外，其它科目大多只要求初中水平。而且近年來還一再降低標準。可見，高中階段學業教育與職業教育分流的雙軌制較為合理。不分流不足以滿足學生多樣化，多層次的需求；不分流無法因材施教，使學生各得其所。

歐洲國家如德國，設立中等職業技術學校。只有北美，多年來一直堅持綜合中學的單軌制，需要改變。

第六，地方分權的教育管理體制。與中國截然不同，加拿大和美國的基礎教育由省或州一級管理，聯邦不設教育部，只設一個委員會起協調和對外的作用。

集權或分權是教育領域反覆爭論的焦點之一，兩種體制當然各有利弊。美加教育中的許多弊端，是分權的結果，是權力濫用的結果。如卑詩全省中學統一畢業考試，幾位政府大員一拍腦袋就取消掉了。實行了一百年的一項制度，包含多少前人經驗的結晶呵。資歷不夠的人手握重權，可以任意做出改變，教育已經被折騰得不成樣子了。

至於美國，權力不止下放到州一級，教育經費競由下面的各學區自行籌款撥款，使貧者愈貧，富者益富；公立教育無法發揮促進階層流動，保障社會平等的功能；使社會加速兩極分化。

筆者之見，基礎教育乃國家民族的百年大計，需要集中國家的人力物力，進行深入的研究，制訂長遠的規劃，做出科學的決策。一省或一州的力量與水平是不夠的。當然亦不能統得過死，限制多樣性和探索創新；故集權下的分權較為理想。（此處所指僅限於中小學教育。大學教育功能不同，不在此列）

綜上所述，二十世紀後半期開始的西方基礎教育的衰落，乃從體制到教學以及社會文化風氣造成的，是全方位的；是教育不作為、過度自由化的結果。積重難返，僅從教學方式及課程內容與考核等方面難以撼動。這是美國近年教育改革無法奏效的原因。某華人教育專家將美國教育衰敗歸咎於‘對中國應試教育的模仿’，未知道理何在？

六 形勢與願景

中國與西方教育是從理念到實踐都截然相反的兩個體系，現在已走到各自的極端。四九年後中國帶有強制性的嚴格教育，從整體上提高了國民的知識文化水準，卻未能造就相應的頂級領軍人才。美國和西方教育提供自由寬鬆的環境，精英人才得以脫穎而出，但大多數民眾未能獲得像樣的教育，幾代人被荒廢了。

二十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期的美國得天獨厚。強大的經濟實力和世界老大的國際地位，像磁石一樣吸引了其他國家的人才來到北美大陸，為美國服務。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的科技人才被美國挖走。印度的知識階層很早開始移民北美。以蘇聯為首的東方陣營解體之後，前蘇聯和東歐國家的科技力量大都轉移到了美國，其教育從此失去競爭力。改革開放後中國培養的人才也大量湧入美國。據統計，至2011年，在美國的中國大陸及港澳台移民為二百多萬，25歲以上人口中，45.4%擁有學士學位，26.1%擁有碩士及以上學歷。而本土人口這兩類的比例分別為28.5%和10.3%。

美國之所以敢於放鬆本國的基礎教育，在於源源不斷的高層次移民能夠支撐起它的科學技術和高等教育。然而，美國獨霸世界的格局能夠一直延續麽？一旦失去眼前的優勢，哪怕只是部分地，都會對美國帶來沉重的打擊。在美國已從世界權力巔峰跌落的今天，這不能不引起高層和民間有識之士的極度擔憂。他們試圖藉助中國提供的坐標，探尋問題所在，找出解決良方，以挽救基礎教育。

但從美國和西方普通民眾的意識來看，要讓整個社會警醒，路還很長很長。特別是教師工會代表的左傾思潮和勢力，從自身利益出發，拼命維護現有體制，拒絕學習中國與東方教育。在加拿大卑詩省，兩年前英文媒體曾經開了一個口子，討論東、西方教育的利弊得失；現在這樣的話題一律封殺。

事實上，世紀之交基礎教育的加速衰落，正是拜左傾思潮所賜。這一思潮將原本正面的觀念，如尊重孩子的個體差異與個性發展，培養獨立意識與創新能力，等等，推向了極端。結果適得其反，過猶不及。

近年來流行的所謂‘21世紀教育’口號，更將‘個性化教學’強調到不適當的高度，抹殺學生學習過程中的規律與共性，對班級整體授課釜底抽薪。這些做法是對傳統教育輕率而粗暴的否定與顛覆，是在改革進步名義下的倒退。

教材的制定亦然。中國教材總是在原有基礎之上改進，所以越改越好。而西方新教材的引入，卻往往標新立異，推倒重來。時下流行的小學數學教材已是瘡痍處處，面目全非，沒有了根。 當‘創新’概念本身也被推到荒謬的極端，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當數以千萬計的孩子可以任意被當作試驗品時，這樣的‘創新’是很可怕的。

再者，任何政策的推行都需要適當的社會土壤。西方社會瀰漫的自由主義、享樂主義和不思進取之風，正是這樣的土壤。在卑詩省，以增加工資為目的，不計社會損失的教師罷工接二連三，乃是這一社會風氣的突出表現。為此，西方付出了幾代人的慘痛代價。難怪有些上了年紀的知識分子談及此憂心如焚，甚至痛哭失聲。

其實，即使有了全民共識，改變起來也有極大的難度。其他暫且不論，由於數十年間培養的學生數理知識與技能不過關，僅師資一項，就難以解決。

回過頭來再看中國。中國是有着數千年文化積澱，而且未曾斷代的文明古國。中國的經濟文化在世界歷史中長期處於領先地位，只是最近兩、三百年落後了。延續一千多年選拔官吏的科舉制，固然由於重文輕理而制約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但同時也在中國造就了尊師重教、勤奮向上的文化傳統，這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獨樹一幟。中國教育正是得益於這一文化傳統。

一百多年來，中國社會經歷了多次社會動盪與政權更迭，然而教育沒有垮。在歷史上數次教育危機面前，中國人對教育的高度期望發揮了關鍵作用。三十年代初由學分制回歸班級制，文革過後教育的快速重建，國內中學對綜合理科的抵制，近年來對教育資源貧富不均的抨擊，等等，以及當前海外華裔對所在地某些教育政策的批評與抗爭，均為明證。

中國的基礎學業教育在世界上確實遙遙領先，對此應當實事求是。與此同時，學習西方仍然十分必要。西方世界創造了輝煌的現代文明，使人類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中國要吸收其中的精華，包括與教育相關的理念與做法，有很長一段路要走。好的是社會對此較有共識，有動力。

學習西方切忌盲目性，須取其精華，棄其糟粕，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迄今為止，國內對西方教育的研究，其信息來源為各種文獻資料，出國考察見聞，以及國外專家學者的報告等。最重要的實踐檢驗和親身體驗仍顯欠缺；故不易辨別是非真偽。有如此眾多的留學生和移民在海外，他們的親身經歷和體驗當為寶貴的資源；希望能對國內的教育有所幫助。

總之，本文開頭所引‘美國教育學習中國是自尋死路’的奇談怪論，完全站不住腳。分別走向極端的東西方教育需要互相學習，向中間靠攏。成功的關鍵在於找到兩極之間的平衡點，片面與極端終歸要失敗。互相學習時，任何一方都切忌‘將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滑向另一個極端。

當今世界東西方教育的相遇、撞擊乃至互補，為教育發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融會中西，揚長棄短，人們期待着一個更為科學合理的基礎教育體系的誕生。

作者：

加拿大博雅教育學會會長 沈乾若 博士

北京大學物理系畢業，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工學碩士，加拿大西蒙菲沙大學數學博士

中國大陸和加拿大數十年大、中學教學及辦學經驗

2015年1月

電話：（604）430-1150 電子郵件：sharonqshen@gmail.com

感謝：本文融入了博雅教育學會理事高建新博士和袁勇博士的意見，謹表謝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