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年的一天，三十個紐約大學的學生參加了心理學家巴格教授組織的一場心理測驗。他們的任務是把給定的一些詞組拼成句子。在完成三十個句子後，受試者就可以離開教室回家。

其實真正的測驗是在教室外面。一個偽裝成學生的助理暗暗地記下了每個學生從教室走到電梯口需要的時間。結果發現，一組學生平均用了８.２８秒，而另一組用了７.３０秒。

為何有此差別？因為第一組學生拼句用的詞組中含有與老年有關的詞組如“退休”，“皺紋”，“僵硬”等。在事後訪談中，沒有學生表示注意到了拼句活動與老年有關，也不相信那些詞彙會影響他們的行為。但事實上，接觸有關“老年”的詞彙讓這些學生的的行走變得遲緩。

這種現象也被其它很多實驗證實，在心理學中被稱為啟動效應（Prime effect）。一些未反映在意識里的外界刺激，能影響人的行為。這說明，人的思維和認知過程絕不是一個簡單的邏輯過程。最近幾十年來，對於邏輯之外的思維活動，人們的認識有了很大的進展。這不僅在心理學和行為科學方面開闢了一個新的領域，也給科普作品提供了一個非常引人入勝的題材。這方面，由本行的專家，諾貝爾經濟獎得主卡納曼寫的科普讀物《思考，快與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aman, 2011)就是其中比較出色的一本。（我覺得書名翻譯成“思維快慢道”更好。）

卡納曼把人的思維活動分成兩個系統，不妨稱為“快道”和“慢道”。“快道”往往是立即，自動的反應，也就是我們通常認為是“直覺”的思考功能。而“慢道”則需要時間和努力才能得到結論，是我們通常稱之為“理性”或“邏輯”的思維方式。例如，從別人的表情和動作去判斷他的情緒和意圖，是“快道”的職責。而心算多位數乘法就是“慢道”的任務了。外來的信息就這樣通過“快道”和“慢道”平行通過思維過程而匯合在終點，也就是決定和認知。我們也可以把“快道”和“慢道”稱為“直覺系統”和“分析系統”。【注１】

從生理上說，“快道”和“慢道”並非屬於大腦的不同部分；它們只是大腦工作的不同模式。但兩種操作還是有着可以辨認的生理特徵。例如，進行“慢道”操作時，人的瞳孔會放大，時間長了心跳也會加快。在疲倦時，特別是血糖水平較低時，人的“慢道”能力會下降，而更多地使用“快道”的模式。

“慢道”是以邏輯為基礎的，從文藝復興以來我們對它已經了解很多。但“快道”卻一直是一個迷。心理學發展的歷史，可以說很大程度上是對於邏輯之外的意識活動，特別是“直覺”的認識加深的過程。所以這篇文章主要就來講講“快道”的奧妙。

如果思維是一個繁忙的公司，“慢道”就是公司的總裁。它負責所有最困難，最重要的決定，也對下屬有否決權。但公司的絕大多數事務都不會擺到總裁的書桌上，否則公司運作肯定會癱瘓。同樣，思維的大多數任務是由“快道”完成了，而我們理性的“自我”（主要由“慢道”操縱）參與的只是極少一部分。

“快道”以超高的效率為我們打理着日常“俗務”，有了它我們才能生存。但是，“快道”思維也帶來不少偏差（也就是我們的認知與現實不符）。很多偏差對於理性的“慢道”來說是顯而易見的。但因為“慢道”並不介入大多數的日常思維過程，這些偏差還是會影響我們的行為。

人類進化過程中，絕大部分時間面對的都是一個簡單的世界，其中物體的數量（食物，野獸，同伴等）比較小。所以人腦沒有自然處理統計問題的功能。而“快道”的偏差很大一部分就在於對統計性質的誤解上。

“快道”對數字還是敏感的，它可以很靠譜地估計出平均值。但它對其它統計性質，特別是分布範圍，就很沒有感覺。例如，有人說小的學區中，學生成績超好的學區比例高，說明小學區教學質量高。這聽起來很合理。但熟悉統計規律的人就知道，即使學生成績分布是一樣的，小學區因為學生樣品少，相對漲落自然就大。所以成績超好的小學區多只是一個統計現象。同樣，學生成績超差的小學區比例也是高的【注２】。另一個讓直覺抓狂的統計現象是“回歸到平均”（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如果具有隨機因素，那麼超常的表現很可能是暫時的。例如，成績超好的考生在下一次很有可能退步，收入超多的人在下一年很可能收入減少，等等。樣品與漲落的關係和“回歸到平均”都是統計學裡的粗淺道理，對“慢道”的邏輯和分析過程來說不難理解。但是，這個理解有違直覺，所以“快道”就往往會想歪了。

小概率事件也是“快道”的軟肋。即使數字擺在眼前，人們對千分之一和萬分之一的概率差別也沒有直觀感覺。相反，我們對這類事發生的可能性的估計往往受着情緒的左右。如果一件事對我們有很強的情緒影響（如恐怖襲擊，空難等）或者我們能清楚地想象發生時的細節（例如我們擁戴的球隊贏球），我們就會高估它發生的可能性（術語為可得偏見）。相反，對於沒有親身經歷和形象描述，只有統計數字的事情（如某種罕見疾病），我們就會忽視。怎樣應付小概率事件本來就是個困難的問題，我們快道的缺陷更是雪上加霜。我們應對災難的公共政策往往搖擺不定（例如在槍擊事件後，控制槍支的呼聲會很高，然後又不了了之），此乃根源之一也。

講到小概率事件，人們常常提到的一個例子就是空難與車禍的對比。從統計上說，一個人捲入車禍的概率要比捲入空難大得多。但很多人還是更懼怕空難。這是上面說的可得性偏見的一例：空難引起更強的公眾注意和情緒反應，所以它的概率被高估了。然而，這個例子還顯示了另一個事實，就是人們往往盲目樂觀而忽略統計事實。每個人都認為自己開車比“平均司機”安全得多，所以車禍統計不適用於自己。這種盲目樂觀不僅在開車問題上。統計顯示，新開公司十有八九會倒閉。但這也擋不住前赴後繼的創業者。就連精通“思維偏見”的作者卡納曼也不能免俗。有一次他和同事合作寫書，大家都有充分的信心可以打敗統計，比“平均作者”出書速度快得多。但結果呢？他們用的時間比平均值更長！雖然在個人層次上，這種忽略統計的樂觀往往帶來損失，但從整體說，人類的多少進步都是由那些盲目的“楞頭青”完成的。所以，這也許是進化給我們的一個禮物呢。

在統計上的種種偏見，其深層根源之一就是“快道”的世界觀是基於因果關係，而不接受隨機因素的。所以對於上面說的漲落和回歸正常現象，快道總想提出因果解釋。小學區的成績好是因為官僚層次少，好學生成績下降是因為驕傲，等等。這個“因果偏見”的好處是簡化了我們認識世界的框架，而使得“快道”能夠處理大多數的日常現象。但它也很會誤導我們的認知。道金斯就曾提出，這個“因果偏見”是導致人們相信上帝的原因之一：在我們對自然現象了解不夠時，“上帝”為了我們提供了一個方便的終極“原因”。不僅如此，“因果偏見”對我們的日常運作也有着深遠的影響。

因為這個“因果偏見”，人們往往扭曲了對於已發生的事實的解釋。例如，在出了問題時，人們會檢討是哪個錯誤的決定導致了災難性後果。但事實上，也許人們已經基於當時已知的信息做出了最好的決定，但還是有很多不可預知，不可控制的因素導致了災難。以現在的知識去檢討以前的決定是不公平的。因果偏見的惡果還不只是追究過去。更重要的是它會讓我們對預測未來充滿信心。而事實上，即使是專家，對於未來的預測大多是錯誤的，而我們往往會忘記甚至“修改”錯誤的預測來臆造“完美”的預測記錄。特別是，我們會忘記“回歸正常”的統計規律，而期待目前出類拔萃的人或單位在未來仍然如此。MBA教程常常選取特別成功的公司作為案例研究。但十年後，這些公司大多數都默默無聞了。了解事情的隨機性和它遵循的統計規律，認識到“因果關係”的局限性，能讓我們對世界的認識更現實，對自己的認識更謙卑。同時它也能提供對於“專家”和“大師”的免疫力。可惜的是，當“快道”執政的時候，這些非常難做到。

“因果偏見”是“快道”對客觀世界的一種簡化。另一種簡化就是“替代效應”。當“快道”不能回答一個問題時，它會用一個更簡單的問題來代替。研究表明，政治候選人獲勝的可能性與他們“看起來是否有能力”很有關係，不管其政見如何。又如，看起來可愛的動物（如海豚）能募到更多的保護基金。對於更抽象的問題，“替代效應”更為明顯。在一個實驗中，受試者（大學生）被要求回答兩個問題：A）你覺得最近多快樂？B）你上個月有幾次約會？當先問A再問B時，兩者的回答基本不相關。但如果先問B再問A，得到的答案卻幾乎完全相關！這說明，在後一種情況下，受試者是用更簡單的問題B替代了問題A。因為“快道”處理感情的能力比處理邏輯強，這種“替代”的結果往往是感情取代了“理智”。所以，當我們指責別人“感情用事”時，要記住此乃人之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