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６年的一天，三十个纽约大学的学生参加了心理学家巴格教授组织的一场心理测验。他们的任务是把给定的一些词组拼成句子。在完成三十个句子后，受试者就可以离开教室回家。

其实真正的测验是在教室外面。一个伪装成学生的助理暗暗地记下了每个学生从教室走到电梯口需要的时间。结果发现，一组学生平均用了８.２８秒，而另一组用了７.３０秒。

为何有此差别？因为第一组学生拼句用的词组中含有与老年有关的词组如“退休”，“皱纹”，“僵硬”等。在事后访谈中，没有学生表示注意到了拼句活动与老年有关，也不相信那些词汇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但事实上，接触有关“老年”的词汇让这些学生的的行走变得迟缓。

这种现象也被其它很多实验证实，在心理学中被称为启动效应（Prime effect）。一些未反映在意识里的外界刺激，能影响人的行为。这说明，人的思维和认知过程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逻辑过程。最近几十年来，对于逻辑之外的思维活动，人们的认识有了很大的进展。这不仅在心理学和行为科学方面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也给科普作品提供了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题材。这方面，由本行的专家，诺贝尔经济奖得主卡纳曼写的科普读物《思考，快与慢》(“Thinking, Fast and Slow” by Daniel Kahnaman, 2011)就是其中比较出色的一本。（我觉得书名翻译成“思维快慢道”更好。）

卡纳曼把人的思维活动分成两个系统，不妨称为“快道”和“慢道”。“快道”往往是立即，自动的反应，也就是我们通常认为是“直觉”的思考功能。而“慢道”则需要时间和努力才能得到结论，是我们通常称之为“理性”或“逻辑”的思维方式。例如，从别人的表情和动作去判断他的情绪和意图，是“快道”的职责。而心算多位数乘法就是“慢道”的任务了。外来的信息就这样通过“快道”和“慢道”平行通过思维过程而汇合在终点，也就是决定和认知。我们也可以把“快道”和“慢道”称为“直觉系统”和“分析系统”。【注１】

从生理上说，“快道”和“慢道”并非属于大脑的不同部分；它们只是大脑工作的不同模式。但两种操作还是有着可以辨认的生理特征。例如，进行“慢道”操作时，人的瞳孔会放大，时间长了心跳也会加快。在疲倦时，特别是血糖水平较低时，人的“慢道”能力会下降，而更多地使用“快道”的模式。

“慢道”是以逻辑为基础的，从文艺复兴以来我们对它已经了解很多。但“快道”却一直是一个迷。心理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对于逻辑之外的意识活动，特别是“直觉”的认识加深的过程。所以这篇文章主要就来讲讲“快道”的奥妙。

如果思维是一个繁忙的公司，“慢道”就是公司的总裁。它负责所有最困难，最重要的决定，也对下属有否决权。但公司的绝大多数事务都不会摆到总裁的书桌上，否则公司运作肯定会瘫痪。同样，思维的大多数任务是由“快道”完成了，而我们理性的“自我”（主要由“慢道”操纵）参与的只是极少一部分。

“快道”以超高的效率为我们打理着日常“俗务”，有了它我们才能生存。但是，“快道”思维也带来不少偏差（也就是我们的认知与现实不符）。很多偏差对于理性的“慢道”来说是显而易见的。但因为“慢道”并不介入大多数的日常思维过程，这些偏差还是会影响我们的行为。

人类进化过程中，绝大部分时间面对的都是一个简单的世界，其中物体的数量（食物，野兽，同伴等）比较小。所以人脑没有自然处理统计问题的功能。而“快道”的偏差很大一部分就在于对统计性质的误解上。

“快道”对数字还是敏感的，它可以很靠谱地估计出平均值。但它对其它统计性质，特别是分布范围，就很没有感觉。例如，有人说小的学区中，学生成绩超好的学区比例高，说明小学区教学质量高。这听起来很合理。但熟悉统计规律的人就知道，即使学生成绩分布是一样的，小学区因为学生样品少，相对涨落自然就大。所以成绩超好的小学区多只是一个统计现象。同样，学生成绩超差的小学区比例也是高的【注２】。另一个让直觉抓狂的统计现象是“回归到平均”（regression toward the mean）。如果具有随机因素，那么超常的表现很可能是暂时的。例如，成绩超好的考生在下一次很有可能退步，收入超多的人在下一年很可能收入减少，等等。样品与涨落的关系和“回归到平均”都是统计学里的粗浅道理，对“慢道”的逻辑和分析过程来说不难理解。但是，这个理解有违直觉，所以“快道”就往往会想歪了。

小概率事件也是“快道”的软肋。即使数字摆在眼前，人们对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的概率差别也没有直观感觉。相反，我们对这类事发生的可能性的估计往往受着情绪的左右。如果一件事对我们有很强的情绪影响（如恐怖袭击，空难等）或者我们能清楚地想象发生时的细节（例如我们拥戴的球队赢球），我们就会高估它发生的可能性（术语为可得偏见）。相反，对于没有亲身经历和形象描述，只有统计数字的事情（如某种罕见疾病），我们就会忽视。怎样应付小概率事件本来就是个困难的问题，我们快道的缺陷更是雪上加霜。我们应对灾难的公共政策往往摇摆不定（例如在枪击事件后，控制枪支的呼声会很高，然后又不了了之），此乃根源之一也。

讲到小概率事件，人们常常提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空难与车祸的对比。从统计上说，一个人卷入车祸的概率要比卷入空难大得多。但很多人还是更惧怕空难。这是上面说的可得性偏见的一例：空难引起更强的公众注意和情绪反应，所以它的概率被高估了。然而，这个例子还显示了另一个事实，就是人们往往盲目乐观而忽略统计事实。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开车比“平均司机”安全得多，所以车祸统计不适用于自己。这种盲目乐观不仅在开车问题上。统计显示，新开公司十有八九会倒闭。但这也挡不住前赴后继的创业者。就连精通“思维偏见”的作者卡纳曼也不能免俗。有一次他和同事合作写书，大家都有充分的信心可以打败统计，比“平均作者”出书速度快得多。但结果呢？他们用的时间比平均值更长！虽然在个人层次上，这种忽略统计的乐观往往带来损失，但从整体说，人类的多少进步都是由那些盲目的“楞头青”完成的。所以，这也许是进化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呢。

在统计上的种种偏见，其深层根源之一就是“快道”的世界观是基于因果关系，而不接受随机因素的。所以对于上面说的涨落和回归正常现象，快道总想提出因果解释。小学区的成绩好是因为官僚层次少，好学生成绩下降是因为骄傲，等等。这个“因果偏见”的好处是简化了我们认识世界的框架，而使得“快道”能够处理大多数的日常现象。但它也很会误导我们的认知。道金斯就曾提出，这个“因果偏见”是导致人们相信上帝的原因之一：在我们对自然现象了解不够时，“上帝”为了我们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终极“原因”。不仅如此，“因果偏见”对我们的日常运作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因为这个“因果偏见”，人们往往扭曲了对于已发生的事实的解释。例如，在出了问题时，人们会检讨是哪个错误的决定导致了灾难性后果。但事实上，也许人们已经基于当时已知的信息做出了最好的决定，但还是有很多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因素导致了灾难。以现在的知识去检讨以前的决定是不公平的。因果偏见的恶果还不只是追究过去。更重要的是它会让我们对预测未来充满信心。而事实上，即使是专家，对于未来的预测大多是错误的，而我们往往会忘记甚至“修改”错误的预测来臆造“完美”的预测记录。特别是，我们会忘记“回归正常”的统计规律，而期待目前出类拔萃的人或单位在未来仍然如此。MBA教程常常选取特别成功的公司作为案例研究。但十年后，这些公司大多数都默默无闻了。了解事情的随机性和它遵循的统计规律，认识到“因果关系”的局限性，能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现实，对自己的认识更谦卑。同时它也能提供对于“专家”和“大师”的免疫力。可惜的是，当“快道”执政的时候，这些非常难做到。

“因果偏见”是“快道”对客观世界的一种简化。另一种简化就是“替代效应”。当“快道”不能回答一个问题时，它会用一个更简单的问题来代替。研究表明，政治候选人获胜的可能性与他们“看起来是否有能力”很有关系，不管其政见如何。又如，看起来可爱的动物（如海豚）能募到更多的保护基金。对于更抽象的问题，“替代效应”更为明显。在一个实验中，受试者（大学生）被要求回答两个问题：A）你觉得最近多快乐？B）你上个月有几次约会？当先问A再问B时，两者的回答基本不相关。但如果先问B再问A，得到的答案却几乎完全相关！这说明，在后一种情况下，受试者是用更简单的问题B替代了问题A。因为“快道”处理感情的能力比处理逻辑强，这种“替代”的结果往往是感情取代了“理智”。所以，当我们指责别人“感情用事”时，要记住此乃人之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