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留校当孙老师的助教，由于学校在郊区，当时每周六天工作，平时住校，周末回家。那是个星期六，在回城的班车上，孙老师说，先去美术馆看欧洲版画展吧。这样的展览，对于我们真象一缕春风，记得展品十分丰富，各种门类齐全，兴趣盎然地转了一个下午才分手。
二天后，星期一的清晨，我早早到校，在画室中做好新开始的人体油画的准备工作。八点钟上课的铃声已响，但是孙老师还没有到......太反常了！我只能安置好女模特儿，调整背景布的色调，让同学们开始选角度画。然后，冲到系办公室，找到孙老师巿区家的公用电话号码，（八十年代的上海，弄堂口有一个传呼电话，有人会到各家去叫人去听电话）。我一报孙老师的名，对方马上大呼小叫，救命车送医院了，问淸什么医院。汇报后，同几个同事一起去了抢救室，一切巳晚，孙老师的生命钟摆，永远停格在了四十一岁。
我是文革后的首届七七级，画室的导师，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孙树湛。当年的孙老师高个，黑框眼镜，一口标准京腔，语言生动，幽默感十足，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三十五岁青年教师。从七八年二月进校到他去世的八二年十月，我和他相处了四年半，他在我记忆中，一直是个妙语连珠的、风趣的人。谈绘画用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感觉的层次。我们没有人能想得到，我们敬重的孙老师，是个每时每刻面对死神的人。 他去世后，我们才逐步知道了内情。孙老师三十一岁时，得了一种肾脏绝症（多泡肾），没有任何方法可治，当时的国内外医学文献记录，发病后的生存期最长不超过十年。我们七七级进校时，他巳发病五年多，巳是个晚期病人，由于肾的病变，还有多种并发的疾病。为了接手文革后首批学生，他同学校立下了＂生死状＂，他说：不想躺在病床上等死，请给我工作的权利，我有信心教好他们，一旦不能胜任教学，我会自己选择离开。油画专业课是每周六个半天，他带我们的四年中，我不记得他有什么病假，只是缺席了我们外地写生釆风，印象中他永远是那么地乐观，阳光、谈笑风声、用幽默生动的话语，抓住了我们的心。他象个健康人，天天出现在画室中，带出了七七级，还接下了八O级，教了大半年.......教完最后一课，还看了个画展，才休息了一天，星期一淸早起来，在厕所倒下了，心脏病发作，再也没有醒过来！
孙老师很少自己画，只是偶然在学生的习作上改几笔，我只见过他美院时的习作，十分扎实的功底，大气的氛围象他的人。他毕业到三十一岁发病前的健康期，正是文化大革命，整个中国放不下一张书桌和画架，没有留下好的作品，是他的遗憾！。美院教师都有画室，但是孙老师从来不去，也没有见过他画过油画。画油画是个体力活，他是画不动，＂有心而无力＂，他只能用生动的语言来启发学生，真是个无奈之举。
常常想起老师，但是细节全无，好像蒙在面纱中的圣人。感受不到他的内心起伏，永远那么地平静，充满智慧、看似漫无目的闲聊，透出他的机智。但是，他同你们有距离感，这也许是他对自己尊严的最后的守护！来自病体的苦痛与心灵的无助..... 他是用什么来支撑？他没有任何宗教信仰，没有孩子，拖着病体，还要藏起内心的哀痛，微笑地面对死神召唤！这是一种什么精神，真象一个苦行僧，漫步在这人世间！生活对他这么地不公，不抱怨的黑框眼镜后那无言的诉说！他短短的四十一年，最后的十年是他生命的华彩，是一曲生命之歌，他告诉我们生命的意义！他的学生，我，在三十二年后，记起他的英容笑貌，这就是他生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