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是為了什麼？這個古今中外人人明白的話題，在現今許多人的少年時代，卻是個異數。初中一年級，我已感受到去農村生活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將來。記得那年在一個零下30多度的嚴冬日子，我與許多同學清晨在馬路邊站了兩個多小時，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當一群扛着背包的大哥大姐通過時，我竭力想從他們的臉上找出對未來盼望的心情，可是失望了。大家早已凍僵，揮動着不由自主的小手，卻喊不出聲音出來。那些匆匆而過遠去的背影，把一片孤獨和迷茫留了下來。

為了躲避下放到嚴寒地區，俺後來隨爹媽去了南方。初中還未畢業，突然發現班上好幾個同學失蹤了。 一個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學在離開前悄悄地告訴我，他要參軍了。老師裝作不知道，但大多數同學都帶着羨慕的目光談論這些事情。可是也有意外的時候。一個平時和我較多談論學習的同學，突然遇到父親的去世，他被安排去參軍了。 臨走時，他眼裡滾動着淚水和我告別，顯然他不想放棄學校的生活。從此以後， 我再也沒有聽到這些同學的消息。

作為軍人和知識分子的後代， 我對軍營沒有神秘感， 更沒想過自己可以作為一個初中畢業生走向社會。那時候的高中，不停的“開門辦學”和搞政治運動， 沒有多少文化課。 但我心底里還是嚮往着一個高中文憑，有啥用卻說不出來，這畢竟是文革時期無可奈何的唯一選擇。 十多年後，我常為那些離開的同學惋惜，但聽說有人後來上了軍校。人生道路的不可預測，過早地暴露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

文革後期，新政策已開始施行。比如家中可留一個子女在父母身邊。但我沒想過留在城裡，去廣闊天地看一看的誘惑力太大了。高中二年級，在學校安排下我們集體去農村開門辦學，睡山溝，走夜路，吃鹹菜。與見到的五彩繽紛世界相比，勞累和困苦早已忘在了腦後。那些是至今都讓人回味的日子。

那時候還有一個新規定，下鄉第一年可獲補貼800元， 第二年600元， 第三年400元。在農村的每年最低口糧不少於600斤，這實際上是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如知青僅下鄉幾年，這些待遇還是相當誘人的。

告別城市的日子到了。我把所有的中學課本和作業本歸類擺好，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書架上。 老爸看到後，嘆了一口氣， 我們相視苦笑了一下。我當時想，這些都該是紀念品了。 因為我確實看到了父親的中學讀物，它們已經歷了從抗戰到文革的幾十年歲月。

1976年2月16日的早晨，我和一群年輕人被集合在市中心廣場。 同幾年前看到的歡送場面一樣， 戴上了大紅花，受到首長們的一一握手問候。當大巴駛離的時候，“生死離別”的場面出現了。 看到許多人， 尤其是女同學和父母抱頭痛哭。我暗自慶幸，多虧沒讓父母來。環顧四周，發現我是全車唯一沒有父母陪伴的知青。

大巴到了公社， 又是一陣敲鑼打鼓的歡迎。由各級幹部陪同，走山路把我們送到了知青點。這時涉世不深的我還不知道，公社已傳遍了：“來了一個沒父母的知青”。

我們同來的三個人組成了新知青點：一個有三個隔間的茅草房。這是全村最高級的建築，由村民們集體興建。 所有村民的草房全是稻草覆蓋，而我們用的是稻田邊的荒草。後者數量少，防潮防腐， 經久耐用。

傍晚的時候，來到了小南莊。一個比我們大5, 6歲的老知青早已在草房裡等待了，他叫我們稱他為小王 。包括碗筷在內，所有生活勞動的必需品早已準備好。似乎已了解我們的情況，他開口便說，自已在本大隊落戶8年了，是縣城的初中畢業生。我們的心都咯噔地跳了一下，彼此互望卻說不出話來。小王接着說：“今晚是大隊要我來的，陪你們度過第一個夜晚”。天黑以後，小王仍在談他的經歷。煤油燈下，可以看到他悲傷的眼神和無助的表情。 用現在的詞表達，就是負能量滿滿。 他不停地嘆氣：因為家庭出身問題，同期來的知青都找到門路離開了。。。折騰了一天，沒聽他講完，我就已經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早上醒來時，發現小王已坐在床頭。他看着我，滿眼疑惑 ：“你昨晚睡得很香啊？我還以為你們都睡不着呢！” 見其他兩人沒醒，他又追問：“你的父母呢？”記不清楚我的回答了，顯然他流露出懷疑的表情。

早飯後，公社“五七”辦主任來訪。他宣布我為知青點組長，又順便問起了父母的情況，並突然問我：“為什麼他們不送你來？”“他們工作忙，沒空”，這是我的回答。我注意到小王吃驚的表情。

我們那間茅草房成了隊裡開會的地方。 一年後在這間房裡，因為各大家族間找不到互相能接受的人選，我被社員選舉為生產隊會計。 終於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有了喘氣的機會。那時候鄉下也有民辦教師，赤腳醫生等悠職，但沒有關係幫忙，想都別想這些好差事。

其它的知青點，離我們都有幾里路。農閒的時候，大家常互相探訪。那個和父母抱頭痛哭的女生，如今已生活自理。有一天，大隊開會，公社書記宣布，這個女生為新任的本大隊黨支部書記。過了一個多月，又宣布她入黨了。這個提拔順序，把大夥笑彎了腰。後來傳開這位知青在縣裡有很強的關係。

在鄉下了解外界的方式只有兩種：通信和有線廣播。每封信要十多天，最後的投遞點是大隊部。老母親的來信少不了“安心紮根”這類話。終於有一天，老隊長拿着拆開的信， 衝着大夥說：“他要在這兒待一輩子了！”。到了這個時候， 我看得出來， 咱們三個學歷最高的高中畢業生已是全隊100多老少的負擔了。我通知家裡不要再來信，這樣與外界的連繫就僅剩下小喇叭了。那是一根鐵絲，連接公社的廣播站，它每天會轉播中央台新聞聯播和放幾段樣板戲。

77年的秋天，父親和一位長輩分別來訪，通知要高考了。文革前的最後一次高考，我才幾歲。 與同時代的許多人一樣，我對高考沒有明確的感性認識。 大家的心態是一樣的， 上大學肯定還是要憑關係，有好的表現和通過政治審查。作為生產隊會計，我認為在夏秋雙搶和生產結算時離隊會影響政審。拖了很長時間，在家人的反覆催促下，我匆忙返城，僅帶回了所有中學課本（農基和工基）及作業本，沒有找到一本可供考試用的書籍。至於各類各樣高考參考書的出現，那是1978年及以後的事情了。

回城後得知，文革十年積累的適齡高考青年近3000萬。很多地區實行了預考等篩選工作，以減少考場的壓力。最後正式上場的僅有570萬考生，錄取人數約為27萬。事實上，全國整體適齡青年中被錄取的機會低於1%。相對來說，留城青年有明顯的資源和時間優勢進行複習，但大多數的下鄉知青卻面對着更殘酷的竟爭局面。

在搶收搶種期間， 我們三個人每天都拼到半夜，回茅草房後還要在煤油燈下苦讀。僅有幾十個夜晚的複習時間， 到了年底，我們三個終於走進了閉卷考試考場。那是從沒見過的場景，持槍的民兵把守着每個教室， 嚴防考題泄露和舞弊現象。

並不漫長的等待，卻是人生中的轉折點。有一天上午，正在田裡幹活，公社有線廣播開始反覆呼叫“考取大學”者的名單。全公社有 200多位來自各地的知青，大家神經都緊繃起來，社員們也在反覆比較各大隊的錄取人數。聽到我的名字後，全生產隊歡呼起來，二話不說有人把我推向了去公社的路上。在通往公社的3，4里山路，許多鄉民停下農活，指指點點，微笑地向我揮手。那時候周圍的鄉民都能叫出知青的名字，畢竟這些知青是外來人，是他們日常談論的話題。我當然清楚，沒有經過政審和體檢，不可能確定本科，大專和中專的錄取名單。到了公社，才知道要立即去縣城報到體檢。與此同時，公社召集“老中青”代表在候選人外出時進行政審。幾十年後， 我才得知，當時基層如此高的工作效率來源於上面的嚴格督促。這畢竟是文革後舉行的第一次高考，儘管各省的考試和招生形式是不同的。

聽說高考初選者中，仍有3至5成的淘汰率。雖然是隊裡的四把手，我還是放心不下政審，便找到了一把手的隊長。那個年代，為爭取早日脫離農村，很多人找關係，互相拆台的事也不罕見。 老隊長拍着胸脯，講着一口粗話，向我保證：“誰敢政審時亂講話， 我找他祖宗八代麻煩！。。。”我也要求團支書和婦女隊長，記錄政審在場人士的發言。 其實我的擔心是多餘的， 大家巴不得少一個分口糧的人，只是當着知青面不好意思講出來。

體檢回來後不久，一個平時和我工作上有過衝突的副隊長送來了本科錄取通知書。看得出來，他喜憂參半，大慨正想着新的會計人選吧？ 公社裡還有兩人分別收到了大專和中專通知書。有意思的是剛上任的本大隊黨支部書記，收到了那份大專通知書。我和書記本來就熟悉，突然變成了上下級關係，大家嬉皮笑臉口口聲聲地叫着“書記，書記”，讓她很尷尬。這樣的結局，大家皆大歡喜。 應無疑問，我和書記有較多的複習時間，都贏得了人生的轉折點機會。

在一連串的聚餐之後，我移交了會計工作。正好兩年，還是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學校。離開小南莊時，隊裡的鄉親們搶着幫我挑行李，朝包里塞土特產。 汽車要離開了， 小孩們隨着大人在後面追叫着：“會計， 要記得回來看我們啊！”遠遠的， 我突然發現了老知青小王。 他揮動着的雙手讓我的眼睛凝固了。。。直到今天，我還在為他默默地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