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为了什么？这个古今中外人人明白的话题，在现今许多人的少年时代，却是个异数。初中一年级，我已感受到去农村生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将来。记得那年在一个零下30多度的严冬日子，我与许多同学清晨在马路边站了两个多小时，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一群扛着背包的大哥大姐通过时，我竭力想从他们的脸上找出对未来盼望的心情，可是失望了。大家早已冻僵，挥动着不由自主的小手，却喊不出声音出来。那些匆匆而过远去的背影，把一片孤独和迷茫留了下来。

为了躲避下放到严寒地区，俺后来随爹妈去了南方。初中还未毕业，突然发现班上好几个同学失踪了。 一个和我非常要好的同学在离开前悄悄地告诉我，他要参军了。老师装作不知道，但大多数同学都带着羡慕的目光谈论这些事情。可是也有意外的时候。一个平时和我较多谈论学习的同学，突然遇到父亲的去世，他被安排去参军了。 临走时，他眼里滚动着泪水和我告别，显然他不想放弃学校的生活。从此以后， 我再也没有听到这些同学的消息。

作为军人和知识分子的后代， 我对军营没有神秘感， 更没想过自己可以作为一个初中毕业生走向社会。那时候的高中，不停的“开门办学”和搞政治运动， 没有多少文化课。 但我心底里还是向往着一个高中文凭，有啥用却说不出来，这毕竟是文革时期无可奈何的唯一选择。 十多年后，我常为那些离开的同学惋惜，但听说有人后来上了军校。人生道路的不可预测，过早地暴露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文革后期，新政策已开始施行。比如家中可留一个子女在父母身边。但我没想过留在城里，去广阔天地看一看的诱惑力太大了。高中二年级，在学校安排下我们集体去农村开门办学，睡山沟，走夜路，吃咸菜。与见到的五彩缤纷世界相比，劳累和困苦早已忘在了脑后。那些是至今都让人回味的日子。

那时候还有一个新规定，下乡第一年可获补贴800元， 第二年600元， 第三年400元。在农村的每年最低口粮不少于600斤，这实际上是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如知青仅下乡几年，这些待遇还是相当诱人的。

告别城市的日子到了。我把所有的中学课本和作业本归类摆好，小心翼翼地放在了书架上。 老爸看到后，叹了一口气， 我们相视苦笑了一下。我当时想，这些都该是纪念品了。 因为我确实看到了父亲的中学读物，它们已经历了从抗战到文革的几十年岁月。

1976年2月16日的早晨，我和一群年轻人被集合在市中心广场。 同几年前看到的欢送场面一样， 戴上了大红花，受到首长们的一一握手问候。当大巴驶离的时候，“生死离别”的场面出现了。 看到许多人， 尤其是女同学和父母抱头痛哭。我暗自庆幸，多亏没让父母来。环顾四周，发现我是全车唯一没有父母陪伴的知青。

大巴到了公社， 又是一阵敲锣打鼓的欢迎。由各级干部陪同，走山路把我们送到了知青点。这时涉世不深的我还不知道，公社已传遍了：“来了一个没父母的知青”。

我们同来的三个人组成了新知青点：一个有三个隔间的茅草房。这是全村最高级的建筑，由村民们集体兴建。 所有村民的草房全是稻草覆盖，而我们用的是稻田边的荒草。后者数量少，防潮防腐， 经久耐用。

傍晚的时候，来到了小南庄。一个比我们大5, 6岁的老知青早已在草房里等待了，他叫我们称他为小王 。包括碗筷在内，所有生活劳动的必需品早已准备好。似乎已了解我们的情况，他开口便说，自已在本大队落户8年了，是县城的初中毕业生。我们的心都咯噔地跳了一下，彼此互望却说不出话来。小王接着说：“今晚是大队要我来的，陪你们度过第一个夜晚”。天黑以后，小王仍在谈他的经历。煤油灯下，可以看到他悲伤的眼神和无助的表情。 用现在的词表达，就是负能量满满。 他不停地叹气：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同期来的知青都找到门路离开了。。。折腾了一天，没听他讲完，我就已经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早上醒来时，发现小王已坐在床头。他看着我，满眼疑惑 ：“你昨晚睡得很香啊？我还以为你们都睡不着呢！” 见其他两人没醒，他又追问：“你的父母呢？”记不清楚我的回答了，显然他流露出怀疑的表情。

早饭后，公社“五七”办主任来访。他宣布我为知青点组长，又顺便问起了父母的情况，并突然问我：“为什么他们不送你来？”“他们工作忙，没空”，这是我的回答。我注意到小王吃惊的表情。

我们那间茅草房成了队里开会的地方。 一年后在这间房里，因为各大家族间找不到互相能接受的人选，我被社员选举为生产队会计。 终于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有了喘气的机会。那时候乡下也有民办教师，赤脚医生等悠职，但没有关系帮忙，想都别想这些好差事。

其它的知青点，离我们都有几里路。农闲的时候，大家常互相探访。那个和父母抱头痛哭的女生，如今已生活自理。有一天，大队开会，公社书记宣布，这个女生为新任的本大队党支部书记。过了一个多月，又宣布她入党了。这个提拔顺序，把大伙笑弯了腰。后来传开这位知青在县里有很强的关系。

在乡下了解外界的方式只有两种：通信和有线广播。每封信要十多天，最后的投递点是大队部。老母亲的来信少不了“安心扎根”这类话。终于有一天，老队长拿着拆开的信， 冲着大伙说：“他要在这儿待一辈子了！”。到了这个时候， 我看得出来， 咱们三个学历最高的高中毕业生已是全队100多老少的负担了。我通知家里不要再来信，这样与外界的连系就仅剩下小喇叭了。那是一根铁丝，连接公社的广播站，它每天会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和放几段样板戏。

77年的秋天，父亲和一位长辈分别来访，通知要高考了。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我才几岁。 与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我对高考没有明确的感性认识。 大家的心态是一样的， 上大学肯定还是要凭关系，有好的表现和通过政治审查。作为生产队会计，我认为在夏秋双抢和生产结算时离队会影响政审。拖了很长时间，在家人的反复催促下，我匆忙返城，仅带回了所有中学课本（农基和工基）及作业本，没有找到一本可供考试用的书籍。至于各类各样高考参考书的出现，那是1978年及以后的事情了。

回城后得知，文革十年积累的适龄高考青年近3000万。很多地区实行了预考等筛选工作，以减少考场的压力。最后正式上场的仅有570万考生，录取人数约为27万。事实上，全国整体适龄青年中被录取的机会低于1%。相对来说，留城青年有明显的资源和时间优势进行复习，但大多数的下乡知青却面对着更残酷的竟争局面。

在抢收抢种期间， 我们三个人每天都拼到半夜，回茅草房后还要在煤油灯下苦读。仅有几十个夜晚的复习时间， 到了年底，我们三个终于走进了闭卷考试考场。那是从没见过的场景，持枪的民兵把守着每个教室， 严防考题泄露和舞弊现象。

并不漫长的等待，却是人生中的转折点。有一天上午，正在田里干活，公社有线广播开始反复呼叫“考取大学”者的名单。全公社有 200多位来自各地的知青，大家神经都紧绷起来，社员们也在反复比较各大队的录取人数。听到我的名字后，全生产队欢呼起来，二话不说有人把我推向了去公社的路上。在通往公社的3，4里山路，许多乡民停下农活，指指点点，微笑地向我挥手。那时候周围的乡民都能叫出知青的名字，毕竟这些知青是外来人，是他们日常谈论的话题。我当然清楚，没有经过政审和体检，不可能确定本科，大专和中专的录取名单。到了公社，才知道要立即去县城报到体检。与此同时，公社召集“老中青”代表在候选人外出时进行政审。几十年后， 我才得知，当时基层如此高的工作效率来源于上面的严格督促。这毕竟是文革后举行的第一次高考，尽管各省的考试和招生形式是不同的。

听说高考初选者中，仍有3至5成的淘汰率。虽然是队里的四把手，我还是放心不下政审，便找到了一把手的队长。那个年代，为争取早日脱离农村，很多人找关系，互相拆台的事也不罕见。 老队长拍着胸脯，讲着一口粗话，向我保证：“谁敢政审时乱讲话， 我找他祖宗八代麻烦！。。。”我也要求团支书和妇女队长，记录政审在场人士的发言。 其实我的担心是多余的， 大家巴不得少一个分口粮的人，只是当着知青面不好意思讲出来。

体检回来后不久，一个平时和我工作上有过冲突的副队长送来了本科录取通知书。看得出来，他喜忧参半，大慨正想着新的会计人选吧？ 公社里还有两人分别收到了大专和中专通知书。有意思的是刚上任的本大队党支部书记，收到了那份大专通知书。我和书记本来就熟悉，突然变成了上下级关系，大家嬉皮笑脸口口声声地叫着“书记，书记”，让她很尴尬。这样的结局，大家皆大欢喜。 应无疑问，我和书记有较多的复习时间，都赢得了人生的转折点机会。

在一连串的聚餐之后，我移交了会计工作。正好两年，还是2月16日，我又回到了学校。离开小南庄时，队里的乡亲们抢着帮我挑行李，朝包里塞土特产。 汽车要离开了， 小孩们随着大人在后面追叫着：“会计， 要记得回来看我们啊！”远远的， 我突然发现了老知青小王。 他挥动着的双手让我的眼睛凝固了。。。直到今天，我还在为他默默地祈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