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亞洲研究所 所長, 慶熙大學 副教授

當我於1986年剛剛結束台灣交流回到耶魯時，聽說新來了一位從未謀面的中國文學教授。他就是剛取得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中國文學博士學位的安敏成教授。安敏成教授有金色短髮，略有靦腆，言談極少。然而你一旦引出某個話題，他便會瞬間變得非常有激情，話語機敏。他的話非常鼓舞人心，使人感悟頗深。之後我聽說他被評為中國研究方面最有前途的年輕學者之一。安敏成教授出版了一本關於魯迅小說的書：《現實主義的局限性：革命時期的中國小說》，至今我仍將這本書保存在我的書架上。我也常常在自己的研究中引用或借鑑這本書。

當時，孫康宜教授建議我應當儘快拜訪安敏成教授。當我走進安敏成教授的辦公室時，他正在讀《儒林外史》。我猜《儒林外史》和《紅樓夢》是他最愛的兩部古典作品。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是一幢哥特式建築，安敏成教授的辦公室正位於這座建築的某個拐角處。辦公室外面纏繞着常春藤，裡面則鑲嵌着精美的木質嵌板。辦公室里的幾面牆都是書架，裡面滿是中國文學原著和西方文學評論書籍。當時耶魯是美國乃至世界文學評論界的中心。在耶魯，最基本的要求是不僅能夠讀懂中文，還要能明晰的闡述和理解社會、政治、哲學、經濟問題。

安敏成教授同我交流時總是熱情洋溢。而我也感受到他對我的期望，他希望我的學習能更進一步。

“歡迎你回到耶魯。我相信你在台灣的學習是非常有意義的。很遺憾我們沒能更早見面。”

“我在台灣時儘可能多學習中文，”我說道，“回來之後用英文寫文章多少有些不適應。”

“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回答說，“不過你必須意識到你並不是中文讀者，你也並不希望成為中文讀者。如果你廣泛應用各種文學工具和手段分析中國文學，一定會做出一番成績的。有數以百計的中國學者編寫了中國文學方面的書籍，而只有你能夠為這個領域帶來新氣象。”

“我想我已經失去這種能力了，”我說道，“我好像只關心我的中文是否夠好，而不是如何解讀中文。”

“目前你已回到美國，”他重申道，“是時候從更加獨立且深刻的角度來審視中國了。批判那些在傳統中有很多值得你學習的東西，能夠使你具有更加深刻的洞察力。而查閱字典只是解讀中文的一個步驟。”

我至今仍然清晰記得，1986年秋天，安敏成教授曾開設一門關於中國敘述文學體裁的研討班。我們選讀了《史記》、《志怪》、《傳奇》、《世說新語》中的故事或段落，還有許多明清小說。在研討班的學習使我對中國敘述文學的整體有了立體的認識。我們共同研讀的這些故事以及相關解讀，至今仍在我的腦海中。如果有機會，我願意重新品讀其中許多故事。

我認識到，如果條件允許，安敏成教授的研討班是一種理想的教學形式。當時我們每周二下午四點聚在一起討論，班上只有五人。事實上，當時（1987年）我上的耶魯大學東亞語言文學課程就只有四個人，因為東亞語言文學課程對古典中文或日文均有很高的要求，同時需要進行大量的語言強化培訓。大多數希望成為銀行家或者律師的學生對此並不感興趣，我們只是個極少數的群體。而同期的東亞研究課程，因為對中文要求不高，吸引了大量的耶魯學子。

在研討班學習期間，我們每周會依次報告安敏成教授所按排的閱讀資料的解讀，還會深入討論其中難解的複雜段落及其內涵。安敏成教授會引導我們討論，但他要求我們每一個人都要積極參與。我們不僅從文章中學到了知識，同時從安敏成教授身上，以及每一位同學身上也學到了很多。後來我在韓國任教時，也曾試圖採用這種教學方法，但是很多亞洲的學生似乎還並不適應這種方式。

1987年春天，我開始準備畢業論文。大多數情況下，耶魯大學都會要求本科生進行一學期的論文項目，其中需要進行強化閱讀，以深入解讀文章，之後撰寫學術論文。我選擇了十九世紀沈復的自傳體小說——《浮生六記》作為論文的主題。這本書記錄了一名文人在動盪不安以及機遇匱乏的年代，如何創造自身的內心世界，我深深為之着迷。人們從中能夠感知到文學及其內涵能夠在有限的社會中，營造出一個無限的世界。安敏成教授在整個論文的前期閱讀和寫作階段，都悉心的指導我，時時強調並提醒我使用西方文學評論的必要——並不是因為這是行文標準，而是因為這能使我的見解和文章與眾不同。

當我從耶魯畢業前往日本深造時，安敏成教授也給予了我很大的幫助。他認為我應出國深造，但是他強調，儘管生活在海外，我們也必須保持美國文人的本質。他建議我在日本學習一年後即儘快回到美國繼續學術研究。事實上，最後我在日本度過了六年的時間，這恐怕與他的建議有悖。然而我非常認同回歸美國的必要性，最終我也這樣做。

我在日本求學期間，時常給安敏成教授寫信，向他請教回美國繼續學習的建議。從他的回信中，我感受到縝密的思維和深深的關切。我至今仍保存着這些手寫信件。

我於1992年夏天回到美國，當時迫切希望能夠見到安敏成教授。我剛抵紐約，便開始寫信和打電話給他。我每天都打電話到他家，可是聽到的只有留言。這使我非常沮喪。

最後我打電話給孫康宜教授，才得知安敏成教授在幾天前剛剛過世。當我聽到電話答錄機的聲音時，安敏成教授正躺在醫院中一步步地走向死亡。那一刻至今仍銘刻在我心中，此後我開始意識到時間的寶貴，同時也意識到安敏成教授對我的厚望。在安敏成教授去世後，我回耶魯見到了孫康宜教授。我悲痛莫名。

之後，我參加了在耶魯舉辦的安敏成教授追悼會。在追悼會上，我見到了他的家人，同時也加深了對他的了解，而這是以前我所不知道的。安敏成教授是一位紳士，同時也是當時肆虐美國各地的艾滋病毒的一名受害者。我們坐在研究生院禮堂前的院子裡，聆聽那些熟知安敏成教授的人們致辭。我還未來得及進一步深交他們話語中那個對學術研究滿懷熱情的人，他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

孫康宜教授將安敏成教授藏書中的幾本交給了我。後來她又陸續整理了藏書中關於中國研究的書籍，寄了兩箱給我。至今我仍然保存着這些書。奇怪的是，在那之後，我感覺在我的研究之路上，安敏成教授彷佛仍然陪伴着我，越過我的肩膀，審視着我的工作。我希望我不令他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