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一明

早在高中時期，我周圍的同學大多是亞洲人，因此後來當我身處於亞洲人的群體中，並不會覺得陌生，反而十分親切、自然。這種經歷也許同很多研究亞洲的專家非常不同。

在我就讀的高中——洛威爾高中，其中有75%的學生是亞裔。其中最多的是華裔，因此我也得以結交很多華裔朋友。當然還有是來自日本、韓國、菲律賓和越南的朋友。從那時起，我也開始習慣了教室里只有我一個是白種人。在那之前，我完全是在歐洲文化的薰陶之下成長的，亞洲對於我來說仍然很遙遠（儘管已經萌發了興趣），所以對於我來說，成長的環境發生了劇變。從某種意義上，我在洛威爾高中的學習正是我亞洲研究之路的開端。

在高中階段，我有幸遇到了幾位特別的老師，他們也為我之後的道路奠定了基礎。比如李·安妮·托拉克森女士，她曾是我的英文老師，給了我很大的鼓勵。她一直非常重視學習，而從最近同她的一次通話中，我發現她的這種熱情，並沒有絲毫減退。當時她給我的寫作做了大量的修改並提出了很多建議，並且對我不太理解的閱讀也做了大量的解釋，引導我進一步理解。她經常給我們閱讀任務，比如讀莎士比亞的作品，並要求我們對所讀的作品寫出詳細的評論。之後托拉克森女士會評閱這些評論，並講解讀物中我們不理解的地方。她會從內容（我們的見解）和行文（我們的寫作水平）兩個方面對我們的評論評分。我們也隨着她的這種教學方式，自覺地提高對自己的要求。即使行文再精美，但內容空洞：或是內容再詳實，但行文平淡，都會被認為是糟糕的作品。

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與亞洲人相處時感覺很自在，就像與高加索人相處時一樣，甚至更為自在。這種心態可以追溯到我高中時期（1979-1983）的經歷。洛威爾高中是舊金山最好的公立高中。雖然最開始我對它並沒有熱切的期待，現在我卻覺得，能夠在洛威爾高中學習是一個讓我受益終生的機會。洛威爾高中的學生中，百分之七十都是美籍亞裔人，而且主要是華裔。通常我都是整個教室里唯一的高加索人。

我在洛威爾高中遇到的一些中國學生對我的影響非常大。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記得我與他們的交談，像馬爾文·陳和丹尼斯·吳這樣的學生都表現出驚人的學術專注。但有一個很特別的中國女孩，雖然我們在一起的時間並不多，但我至今仍清楚記得她的名字叫克里斯汀·梁。高中以後，我失去了她的聯繫（雖然我曾一度詢問她的下落）。她並不是我的女朋友。我們只是在高二的時候，有三個月的時間經常在一起交談。

克里斯汀和她的菲律賓朋友帕蒂·卡切貝羅在洛威爾高中組成了一個二人組合。在一個渴望受到同伴關注的年齡，所有的學生都精心挑選服飾，注意修剪髮型，以便適應周圍同學的口味。克里斯汀卻毫不在意周圍人們的眼光，而是建立了一個完全自我的小世界。她穿着從舊衣服店買來的六十年代的怪衣服。她主要興趣是尋找奇怪的事物。這種興趣與她對世界的獨特理解有關。

克里斯汀總是聽我從沒有聽過的五六十年代的音樂。整個學校都沒有人會關心這種老掉牙的音樂。她對邁克爾·傑克遜一點興趣都沒有。總而言之，她是一個極其勇敢，對自己建立起的文化與想法極其自信的女孩。她這樣做並沒有得到她家庭的支持。她的家庭也不是很富裕。克里斯汀跟學校里那些家境優越、能經常參加文化活動的孩子，有很大的不同。

即使周圍每個學生都奉行炫耀身份的遊戲規則，克里斯汀對之卻視而不見。當包括我在內的所有孩子都追着去買聖羅蘭牌的褲子時，克里斯汀卻只買海特街上舊貨店裡有趣的服飾。那裡的衣服很便宜，但她卻很有創意地把衣服搭配起來。她頭髮很短，戴一副玳瑁邊框的圓眼鏡。她從不化妝，常常穿開衫毛衣或是舊的工作襯衫。我並不認為克里斯汀比其他學生讀書更多，但她卻比任何我遇到的學生更能獨立地批判和思考。

也許還有跟克里斯汀一樣的學生，但我從來沒遇到過。在我高中生活的記憶里，她是獨一無二的。沒人像她一樣按自己的意願建立起一套價值體系，而不在意去迎合周圍人們對自己的看法。我還記得曾經跟她一起坐下來聽老唱片——三四十年代流行歌星詹姆斯·泰勒，吉萊斯皮等人的唱片。

和克里斯汀相處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過了大概六個月，她就不再喜歡和我交談了。她認為我只是一個野心勃勃的學生，滿腦子都計劃着如何去好大學。但我永遠忘不了她的自我判斷與定位自身的能力。這件事對一個成長於六十年代的美國白人家庭的孩子也許更為容易，但是克里斯汀的家庭背景卻完全不同。她完全靠自己來決斷，毫不在意周圍人的看法。克里斯汀有一種勇敢創新的精神。此後，她間接地影響了我對亞洲的理解：亞洲不再代表一種在集體主義影響下，大量移民到美國尋求成功的文化。美國知識分子普遍認為亞洲文化中缺乏創新或獨創性。對我來說，我從克里斯汀身上看到了獨特而令人印象深刻的亞洲形象。其我遇到了許多勇敢的中國人，是他們將我最終帶到東亞。

我在高中時期有很多亞洲朋友，包括後來進了好萊塢的蘇茜·金，執掌舊金山一家IT公司的丹尼斯·吳，舊金山教育委員會成員艾米麗·木瑞斯，以及曾創辦高中文學雜誌、現為西班牙文學教授的瑪利亞·包。這些人都給我帶來了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個人卻認為克里斯汀·梁對我的影響最深遠，雖然我與她只有過很短暫的接觸，之後便失去聯絡。這讓我介懷多年。

同樣在高中，我也遇到了幾位朋友，這在我的經歷中也很重要。邁克爾·馬里萬是我的好朋友，後來去了哈佛大學，當時經常邀請我去他家做客。他對學業非常上心，同時也非常積極的去了解世界。在旁邊沒有其他人的時候，我們會一起做些化學實驗，有時會出些狀況，甚至炸飛過一些東西。我們也會假裝在為小朋友們製作科學欄目，一起製作視頻來展示我們所理解的宇宙。在化學老師的支持下，我們成立了一個科學俱樂部，並吸納了一些對科學感興趣的同學，經常聚在一起共同探討身邊的世界。總之，我和邁克爾從彼此身上學到很多。我的另一位朋友約翰·麥克唐納當時成立了一個天文社，以不斷增進天文知識。他用他的望遠鏡觀測行星和群星，偶爾他也會給我們舉辦一些天文方面的小講座。約翰後來成為一名專業的天文學家，目前就職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我偶爾會收到他的來信。至今我仍然記得高中時，同約翰一起在沙灘漫步，談論我們身邊的世界，憧憬着將來我們能夠一起奮鬥的事業。

不過高中期間，我們最大的成就莫過於哲學俱樂部。哲學俱樂部的成立也得益於另外幾位朋友的幫助，其中包括埃米莉·村瀨和史蒂夫·羅史布拉特；前者是一位日裔美國人，目前在舊金山的教育和政治界非常活躍，後者目前是一位人權擁護者。哲學俱樂部組織了很多活動，學生們在課後聚集，辯論和探討一些深刻的問題。同時我們還組織俱樂部成員進行各種發表，也閱讀大量歷史和文學方面的書籍。從某種程度上，哲學俱樂部已經發展成為一個集體，不過完全是出於自願的。我們加入哲學俱樂部是因為我們對此深感興趣，而我們積極探索是因為我們的理想執着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