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大学100周年校庆时，虽然我有了护照，还是懒得凑这份热闹。没想到两个弟弟都返校了，不由得感概提笔写“清华百年的悲哀”，引用我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月刊1990年6月号的“回忆1980年的清华学生会选举”，说明在中国的教育制度下科学知识不会发生其应有的社会效应，以及我2010年9月8日发表的“乔姆斯基教授的局限性”，“认为必须解散、摧毁清华、北大这些已经堕落为当代奴隶制（所谓‘中国模式’）的精神帮凶机器。”[ii]不过，这篇本来就不意发表的文章一直没有写完，我毕竟希望给母校改正、创新的机会，也珍惜两千名同级同学中哪怕是不理解自己信念的同学的感情。

即使在当代中日关系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在中日当局的压迫下，也从来没有改变对同班加速器专业十几位同学（1/3在国内，2/3在美国）的情感，也同样尊敬工程物理系绝大多数同年级的同学、老师和师傅们[iii]。但我几年前通过一篇单纯技术创新投稿的小事[iv]知道，校方仍然握有1980-85年关于取消我的预备党籍资格、发配兰州等见不得人的卑鄙材料[v]。所以，尽管可以进出中国了，我丝毫没有返校参加今年的毕业30周年纪念的兴趣。本来，我正好认识负责编辑《清华人》80级30周年纪念专刊的另一个系的同学，也想为校方提提建议[vi]，但我还是没有投稿，免得又遇到被拒绝刊登的尴尬，破坏了同学感情。

但是，我终于遇到了一件不得不捍卫自己思想信念的事件：以80级全体校友的名义，每班向校图书馆捐赠一个桌子。

我丝毫不质疑每一个组织、参与捐赠的同学的诚意[vii]，问题在于：经历了30年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变迁和人性遭遇/悲喜丑剧，为什么还有这么多清华同学热衷于无视、压制别的同学的意愿，非要以全体同学的名义向校方效忠呢？我很欣慰看到有一些在美国的同学理解我的人格原则，只能以个人（或得到全体同意的集体）的名义捐赠[viii]。既然不可能劝阻惯于以全体名义行事的中国特色规则，我只好卑微地请求任何人用全体同学的名义行事时加上“（赵京除外）”的小注。经历过被开除预备党籍和国籍的精神历程，假如2000名80级同学中的1999名同学同意以全体的名义捐赠给校方，我宁愿请求被开除校籍。

遗憾的是，“清华大学1980级全体校友”最终还是被校方（见今日署名的“清华大学教育基金会”荣誉证书）嘉奖（利用）了。这是清华教育的悲哀的一个缩影，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商业，清华什么都是，唯独不是一个大学；从学位、荣誉到权力、资金，清华什么都有，唯独缺少truth（真理/真实）和freedom（思想与学术自由）。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5年7月14日，纪念倡导“自由平等博爱”原则的法国大革命226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