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一月16号，我在哈佛大学燕京学会工作坊作了关于“东西哲学的现状和未来”的演讲，会后有在场报社记者采访了几位发言人。下面是根据记忆整理我自己的谈话，因没有征求报社出版者同意，所以隐去名字，避免首发版权问题。

记者：看到大家很感兴趣董先生讲的内容，还有人完会后询问购书事宜，首先祝贺董先生演讲成功！

董：谢谢。

记者：董先生的书“论范例”出版以来，在华裔圈子和外国人中有许多人知道吗？

董：自从“论范例”三年前出版以来，我主要在网上进行了宣传和讨论。最近在YOUTUBE上作了些录像，自己也前后送出一些电子版。虽然几年过去了，我的感觉在中国人圈子知道的人还很少，在外国人中也是如此。

记者：那您认为是什么问题影响传播呢？

董：我过去几年来一直以为是中文的语言问题。我觉得在中国人的圈子里的主要问题是很少有人懂西方哲学，尤其是系统地懂西方哲学的人几乎没有。没有对西方哲学的系统了解是不会读懂我的书的。去年秋季以来我有逐渐录了英文的讲解，也写了几十页的资料。并且通过申请基金翻译，申请大学哲学职务征求专业人士认真研究，申请讲学等多种办法，试图使西方专业哲学人士引起共鸣，但结果和在中国人圈子几乎一样，甚至更糟糕，没有什么反映。我才明白不是语言的问题，而是内容的问题。

记者：您可以具体说说在内容上有什么障碍呢？

董：我觉得主要是西方哲学的难度太高，比如罗素承认的到顶峰的难度，黑格尔的思想。很多人自认为熟悉黑氏，但其实不是真懂。我将黑格尔比作“哥伦布的航行”，我的“范例系统”比作“麦哲伦”的航行。黑认为自己的系统是集以前所以哲学成就之大成，包含一切。所以他死时还认为没有人真正懂他的体系。我也是这样看我的“范例哲学”。我确信，不懂黑氏是无法明白范例哲学的。

记者：据我所知，每种哲学理论都是基础，都会产生一些对实际问题的新想法。我们谈谈您对中国政治的看法好吗？

董：我试试看。

记者：中国人，尤其是海外的中国人，比较关心的问题是共产党什么时候倒台的问题。您怎么看？

 董：我不会算命，不能说出准确的时间。但我可以说一点根据：不到中国经济到了民怨载道，中产阶级和下层纷纷破产，大规模的人才会走上街，共产党才可能会倒掉。

记者：那为什么中国不会像东欧国家二十多年前共产党倒台前的情况出现呢？

董：好问题。这就是我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了。简单地说，根据我的思想，中国人是“感性民族”，是“肚子指挥脑袋”；而西方民族，包括东欧国家，是“理性民族”，是按照原则或认识变化而行动。这是一切外国的东西进入到中国“变质”的原因：“中国特色”。

记者：按照您的看法，如果中国经济恐慌出现了，你认为中国的民主道路是和平渐进的吗？还是必然血腥的革命又会出现？

董：我认为会是后者。因为感性的集体，如同感性的个人一样。个人发脾气会摔东西，怒发冲冠。集体也是一样，必然会走极端。东欧国家的那种民主渐进过程，需要理性的民众。中国人作为集体不具有这种理性的素质。

记者：不想耽误您太多时间，我再问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如果中国民主过程带来了革命或动乱，那您看在几十年内的以后会怎么样？

董：我认为革命的结果是分裂和混战。因为中国不可能再有毛泽东那样的强人出现，也不可能有理性的民众像美国当年那样很快形成民主的政府。感性的集体，如同感性的个人，是无法遇料行为的。如同我们无法预料一个被捉奸在床的“小三”会当场如何表现一样。

记者：谢谢董先生的时间。

董：不客气，也谢谢你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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