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沉思錄（5）

老子《道德經》上有名言：上善若水。水被用來比喻最高的善。或許，老子有過生活在缺水地區的經歷。

老子讓我羨慕。老子是奢侈的——他在談論最高的善。今天的我們缺少一般的善。

狗是人類最好的朋友，這是西方格言。我們從狗身上看見人類文化的起源和本質。狗見到自己久別了的主人時，又是叫又是撲，這是原始的載歌載舞，歌舞的動力是喜悅；狗看見陌生人走近時會憤怒地叫喊，這是原始語言，最早的語言是警告性的。

西方文化提倡個性主義，這實際上是追求個體人格上的多樣性；中國文化不追求這樣的多樣性，卻重視另一種多樣性——中醫有“同病異治”原則，因為中醫認為，雖然得的是同一種病，但患者有性別、年齡、體質強弱等方面的差別，治療時必須考慮這些差異。

西方文化重視的是人們精神上的差異，中國文化重視的是人們肉體上的差異。

《史記》記載，項羽看見巡視途中的秦始皇就說：“彼可取而代也。”又記載劉邦看見巡視途中的秦始皇感嘆道：“大丈夫當如此也。”

項羽直率，劉邦含蓄。楚漢相爭，項羽兵敗自殺，劉邦成了漢朝的開國皇帝。中國藝術史上有貴含蓄的傳統。如果當年勝利的是項羽，中國藝術史又會是什麼樣的面貌？

現代歷史上，英國是因為人們的精神稟賦得到充分發展而成為富強國家，其他國家是因為追求富強而成為富強國家。

母雞下了十個蛋。最早孵出小雞的是第十個蛋，最後孵出小雞的是第一個蛋。這兩隻小雞，到底誰是哥哥或姐姐？

這件衣服太貴了。這是貴重物品。

這兩個句子裡，“貴”字都與金錢有關，也僅僅與金錢有關。這是中國文化墮落的結果。貴字的確包含了金錢——“貝”是最古老的貨幣，但貝不是一切，在貝之上還有“中”與“一”。中意味着智慧，一意味着美德。

“陰謀詭計”是漢語成語。這一四字成語，其中的三個字都與語言有關。人們實施陰謀詭計的時候通常會使用語言，但使用語言的目的不是說真話。如果漢語世界不是充斥着假話，人們就不可能創造出“陰謀詭計”這個成語。

語言是人們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這大概是西方人的觀點。但漢語更多的是武器。

古人見面時的問候語通常是：“別來無恙？”這個“恙”字的含義是疾病，而且與心有關，大約指的是精神痛苦。今天，中國人見面時的問候語通常是：“你身體好嗎？”

古人重視的是精神，今人重視的是身體；古人追求的是擺脫消極的東西，今人追求的是得到積極的東西。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這是《道德經》上的話。甘露看起來是水滴，卻不是像雨水一樣明明白白地從天空掉下來的，為什麼會有甘露？這是古人難以解釋的現象。或許，正是因為想要解釋這樣的現象，中國古人才創造出了“天地”之類的抽象名詞。

甘露只能附着於地，卻不是從地憑空生長出來的，甘露的出現必定有賴於天的參與。但甘露這樣美好的事物不像是天和地鬧彆扭的產物，而只能是二者親密合作的結果。這大概是“天地相合”的由來。顯然，《道德經》作者潛意識裡如果沒有性結合的意象，也就不會出現“天地相合”的想象了。這個甘露是男性生殖細胞的改頭換面。中國古代文學作品裡，男性生殖細胞被比喻為甘露，《西廂記》裡有“露滴牡丹開”這樣暗示性結合的詞句。

《詩經》裡的詩句多為四字句，從漢代開始，盛行的是五言詩和七言詩，四言詩衰落自不必說，六言詩完全不成氣候，八言詩幾乎不存在。中國文化認為，奇數屬於陽，偶數屬於陰，陽表現為激烈，陰表現為溫柔敦厚。

《詩經》把中國文化劃分成兩個時代：溫柔敦厚時代、激烈時代。

文學史上五言詩取代四言詩，學者們通常的解釋是：時代生活變得複雜，四言詩容量小，五言詩就自然湧現出來。但取代四言詩的為什麼不是六言詩，或者八言詩？

中國文化里有“十二生肖”，是用十二種動物來循環紀年，古代印度和希臘那裡有相似的情形。

部落文化似乎也可以說是圖騰文化，每一個部落都有自己的圖騰保護神。國家是部落融合的結果，但一個國家不能有眾多的圖騰，國家形成的過程也就是眾多圖騰消失的過程。融合進國家的眾多部落不能容忍自己的圖騰完全消失，於是，這些圖騰聯合起來，形成一種紀年體系，每一種圖騰每隔若干年就出現一次。

或許，對死亡的恐懼是人類最嚴重的恐懼。這是造物主的設計。如果人們相信死亡像是睡覺，他們就會輕而易舉地去自殺，人類很快就滅絕了。

漢語裡帶“吃”的詞語格外地多，吃不消、吃醋、吃不了兜着走、吃苦、吃驚、吃虧、吃回扣，等等等等，差不多是不計其數。或許，漢語裡最活躍、最有生命力的字就是這個“吃”。在中國文化那裡，似乎一切東西都可以吃。“吃喝玩樂”是對人生幸福的概括，吃處在首位。

英語裡把吃飯說成是have a meal ，真實的意思是“擁有一些食物”。英國文化重視的是抽象的擁有，折射出來的是權利意識，如果說英國人也從進食中獲得快樂，那是因為他們的權利慾望得到了滿足；中國人從食物獲得的快樂，則是源於具體的咀嚼。

二十年一過去，北京成了沒有人講北京話的城市，這讓人惆悵。今天，我注意到了更讓人惆悵的事實：有人操的是北京腔，話語裡卻沒有北京話特有的各種詞語。這是用北京腔講普通話。

離開故鄉二十年，我回故鄉與人交談，其實也是用故鄉方言腔講普通話，我與對方都感覺彆扭。

中國二十世紀有“白話文運動”，實質上是要求寫文章如同說話，要求書面語向口語看齊；普通話的實質是要求口語向某種書面語看齊。

智慧是神奇的，欲望是神秘的。

中國過年期間，孩子們通常會得到長輩給的“壓歲錢”。這或許是因為受“壓艙物”的啟發而創造的詞語。船行水上，為了平穩，人們往船里裝進一些重物，這就是壓艙物。人生是生命之船在歲月的河流上行駛。給孩子壓歲錢，是希望這些錢讓孩子在新的一年裡平平安安。

壓歲錢的實質不在於錢，而在於壓歲，在於成年人對孩子們的祝福。

漢語詞語有東南和東北，又有西南和西北；在英語裡，則只有南東（southeast）和南西（southwest），以及北東（northeast）和北西（northwest）。在漢語裡，占據突出位置的是東和西；在英語裡，則是南和北。

兩個事物之間的差異越大，就越是容易引起我們的注意。一般來說，南北差異大於東西差異，氣候、物產等方面的差異尤其明顯。漢語裡更突出的是東西，這打破了常規，或許應該這樣解釋：早期中國歷史上，政治中心經歷了東西方向上的轉移——商朝首都在東方的山東，周朝首都在西部的陝西，商朝末代君主的殘暴和周朝前幾代君主的賢德，在中國歷史上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周朝經典《易經》裡，出現了西南、東北等方位詞。

春秋時晉國貴族介子推，曾經跟隨重耳流亡，重耳後來成為國君，也就是著名的晉文公，晉文公封賞功臣時漏掉了介子推，介子推與母親隱居於綿上山中，晉文公想通過燒山讓介子推出來受賞，介子推不從，終被燒死，於是中國有了寒食節，紀念介子推。

介子推不肯接受晉文公的封賞，而寧願被燒死，到底是為什麼？

晉文公當初封賞時漏掉了介子推，介子推可能已經埋怨過，甚至咒罵過，既然這樣，晉文公就不再欠介子推什麼了。介子推得到後世中國人的全民性的尊敬，或許是因為人們隱約感覺到了介子推身上的公平精神。公平精神是貴族精神的核心，介子推不愧為貴族。

《易經》裡充斥着“不可涉大川”、“利涉大川”和“用涉大川”之類的句子。渡大河是人們十分重視的事情，換言之，渡大河是充滿危險的事情，是否渡大河，需要通過占卜來決斷。

為什麼會是這樣？這可能是因為：《易經》時代，中國的大江大河裡有鱷魚，時常有鱷魚襲擊渡河者的事件發生。

莊子和惠子之間發生了一場著名的爭論。莊子說：“水裡的游魚真快樂。”惠子說：“您不是魚，怎知道魚是不是快樂？”莊子說：“您不是我，怎知道我不知道魚快樂？”

魚與人差異明顯，我們靠眼睛就能看出來；看出人們之間的差異並不亞於人與魚之間的差異，這就需要相當的智慧，眼睛是遠遠不夠的。

如果說莊子在爭論中戰勝了惠子，那實質上是智慧戰勝了眼睛。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這是《道德經》中的一段文字。“正”的意思是“楷模”。

這段文字實質上是對“侯王”進行遊說，勸“侯王”去“得一”。天、地、神，還有萬物，都是因為“得一”而獲得對自己至關緊要的某一特性，如果“侯王”想要成為天下的楷模，自然必需去“得一”了。

遊說者首先要用某一目標去激發被遊說者興趣，更重要的是表明實現這一目標的手段是如何地切實有效。這段文字可以說是《戰國策》那些遊說文章的老祖宗。

中國文化對典範有着最廣泛而深刻的需要，模仿典範是省力的，而且有神聖莊嚴的意味。中國古人觀察研究自然界，主要目的不是發現自然奧秘，而是為人生尋找效法的典範。

“侯王得一以為天下正”、“侯王無以正將恐蹶”、“侯王自稱孤、寡、不穀”，這都是《道德經》第三十九章的句子。周朝的政治，王下面才是諸侯，按照漢語的慣例，應該合稱為王侯，而不是侯王，陳勝的名言是“王侯將相寧有種乎”。《道德經》中的是“侯王”，當是因為《道德經》誕生的春秋戰國之際，更有影響力的是一些諸侯，而不是周王。

“侯王”這個詞語折射出《道德經》作者遵循的是實力主義。陳勝時代，王廣泛地高於諸侯，陳勝遵循的同樣是實力主義。

秤和天平都能告訴我們物體的重量，西方法庭用作自己象徵的是天平，而不是秤。這或許是因為，更能準確顯示物體重量的是天平，而不是秤。

在西方，法律的目標是公平，法律首先追求的是精確。用秤的形象去取代西方法庭大門上方的天平形象，會帶給人們什麼樣的感覺？

西方文化用天平來象徵法律，或許還暗含了這樣的意思：天平主要適宜於稱量小重量的物體，而一切罪行都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中國文化對輕微的罪行也是神經質的，歷代法典里的各種處罰通常是令人畏懼的。專制制度存在的基礎，是讓人民畏懼。

性惡論是西方人性論的主流，西方文化對人的惡行表現出某種寬容；性善論是中國人性論的主流，人們內心裡容易把輕微的惡行也去上綱上線。中國民間廣泛流傳着“小時偷雞蛋，大了偷金銀”的故事。

一尺長的一根木棍，每天做一次二等分，過去了一萬代人，二等分的工作仍然可以做下去。《莊子》記錄了這一美妙的想象。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中國人再也不能由一根木棍而產生美妙想象了。人們把一尺的木棍加長到五尺，只不過，五尺的木棍沒有五倍地激發出美妙的想象，而只能用作刑具。

有些樹木似乎發現了一點：自己的干和枝在生長的過程中遇不到阻力。無阻力即是無障礙，無障礙即是無樂趣。樂趣無非是對障礙的克服。於是，這些干和枝長出一段之後，就會改變生長方向，但照樣遇不到阻力。結果，這些樹木的干和枝都是七折八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