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唐儒和宋明儒

漢唐儒和宋明儒各有側重和特長，又各有不足。漢唐儒側重外王，長於制度建設，內聖功夫有所遜色，在佛道面前難占上風；宋明儒側重內聖，長於道德建設，外王追求略嫌不足，在制度方面優勢未彰。

然復須知，內聖外王並非並列關係，而是體用關係，內聖是外王的道德依靠，外王是內聖的政治作用，內聖開外王。略微側重內聖，原是儒家應有之義。故比較而言，宋明儒更合孔孟之道，更得道統之正。

有學者將儒學分為政治儒學和心性儒學，認為宋儒屬於心性儒學，此論有誤。不同的儒家學派，於心性和政治，或有所側重和偏重，但只要是儒家，都不會偏廢。蓋心性政治兩面一體，水乳交融，不可分割。偏廢了任何一塊，就自絕於儒門了。

不僅五經，宋儒最重的四書，都是心性政治並重、內聖外王不二的。宋儒特別重視內聖即心性學，是時代的需要。

當時最大的問題，並非制度落後，而是因為佛道過度旺盛，導致思想價值混亂，社會流弊多多；導致儒門淡泊，收拾不住，大量英雄豪傑入佛道彀中。

對於家國天下，佛道並非全不關心，而是關心的深度、高度、正義度和全面性都很不夠，關心不到位。上不足以正君心，下不足以正民心，內不足以正政治，外不足以禦敵寇，正面意義有限，負面作用很大。故宋儒闢佛道，實在是迫不得已。宋儒將工作重點放在內聖和形上領域，理所當然，勢所必然。

佛道可以為儒家政治錦上添花，但不能喧賓奪主，更不能反客為主，凌駕儒家之上，否則後患無窮，不僅危害政治，也會禍及自身。唐初儒家興旺，故佛教鼎盛道氣充盈無妨；武則天時，佛教獨大起來，國家憂患也隨之越來越多和大。唐朝後期，終於遭到崇信道教的唐武宗的大規模摧殘。嗚呼！

常有學人說宋儒闢佛道是出於門戶之見，實在太無知於宋朝歷史又小看程朱了。程朱唯理是從，唯道為尊，他們的門戶就是孔孟的門戶，豈有孔孟之外、天理之外之門戶哉。小販之心度大儒之腹，烏乎可！

宋朝制度沒有大問題，整體品質優於遼金，領先世界。但到了明朝，制度問題開始凸顯出來，而明儒未能及時將主要關注點轉移到外王層面。這是明儒的問題，根本原因是明儒的內聖功夫有失純正。

相對於漢唐儒，宋明儒可以合言。然宋儒與明儒同中有異，有所不同。論內聖功夫，程朱高於陸王，程朱甚正，陸王略偏；在外王方面，宋儒無失，明儒有失，宋儒不重製度應該，明儒不重製度不應該。

漢唐宋明四朝儒家，宋儒最正。漢唐儒內聖功力不足，導致佛道泛濫；明儒外王追求不足，導致制度越來越僵化並開始落後於西方。外王不足的根本因還是在內聖。陸王本來有偏，陽明後學更偏。

注意，一般說宋儒，都是指程朱和理學派，不包括三蘇的蜀學派和王安石的新學派。蜀學遠遜理學，新學又等而下之。王安石不失為正人，其新學團隊則正人罕見，小人成群。根本原因在於王安石和新學。王安石為儒門雜家，其學為儒家雜學，雜入了諸子百家特別是佛道和商韓，正義性嚴重不足。新學上升為北宋指導思想之後，宋朝政治品質急遽下降，內憂外患迅速上升，數十年即告滅亡。

順便為宋儒作兩點辯護。

其一、有一個相當持久而普遍的學術誤會，認為理學吸收乃至抄襲了佛道思想，或認為理學是儒釋道融合的產物。殊不知，理學是純粹的儒學，完全延續孔孟之道，只是在形上層面更加精細化，是在批判、排斥佛道的過程中對儒家內聖學的深層展開。東海《宋儒和理學》（待出版）一書已對此予以分析澄清。

對於人性的認識，程朱理學最符合儒家人性觀。泛泛說宋儒主靜無欲，皆不明理學者。理學以程朱為主，程朱都是反對主靜和無欲的。周敦頤雖為二程業師，因有主靜和無欲之教，故不為二程所可，雖然禮貌，不稱先生。

其二、宋儒“存天理滅人慾”一語常常遭到嚴厲批判，其實此說無誤，只是其表達容易導致現代人誤解。因為宋儒將正常的人慾視為天理，所謂的人慾特指非正常欲望。其言可以改為：存天理，滅邪欲。也可以改為存天理，寡人慾。

七情六慾發而中節，就屬於天理的範疇；發不中節，就滑向人慾的範疇。這裡的節可以理解為禮制。君子視聽言動無違於禮，就是存天理。注意，凡心有所向就是人慾，沒錯，但這個人慾不是與天理相對的的人慾，因為心有所向有正有邪，邪欲才是宋儒所說的、與天理相對的人慾。

其三、或謂理學是宋朝衰弱的重要原因。恰相反，反理學運動才是兩宋衰亡的根本因。宋朝雖以儒立國，但兩宋皇帝都儒佛道並尊或倡導三教合一。嚴闢佛道的理學興起後，一再遭到朝廷的排斥，甚至誣為偽學加以鎮壓。即使最推尊理學的宋理宗，也是佛道並重。詳見東海《宋儒與理學》一書（待出版）2021-6-6

首發於東海儒鍾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