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何以內斂化----東海客廳論理學

一

東海隨筆《漢唐儒和宋明儒》說：“論內聖功夫，程朱高於陸王。程朱甚正，陸王略偏。”這個觀點我持之以久，理由有二。

其一、程朱的修養路徑與孔子一脈相承。朱陸之爭中，朱子以道問學為先，謂“格物窮理乃吾人入聖之階梯”雲，下學上達，固當如是。陸九淵以尊德性為宗，謂“先立乎其大，而後天之所以與我者，不為小者所奪。”雖然不無道理，非常徑也，偏離儒家正常的學習修養次第。

其二、程朱內聖外王並重，更符合儒家宗旨。陸王於外王方面，學術的深度、關懷的力度都不足。例如，王陽明將致知理解為致良知，壓縮了大學八條目中的格致，導致格致精神淡化，儒學內斂化。

或說：“儒學的內斂化，不是陽明的問題，而恰恰是程朱的問題。比如朱子大學章句，把明明-德解為明-明德，把親民解為新民。”

答：無論對明明德和親民作何解釋，都不會導致儒學內斂，不影響大學八條目之完整全面故。大學八條目，修身為本，格致誠正齊治平都是修身之法。格致側重科學實踐，誠正側重道德實踐（特指內在功夫），齊治平側重政治實踐。

宇宙萬物包括自然、社會、人類自身都是儒家所格之物，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生命科學就是所致之知。格物是科學探索，科學是開發智慧，智慧通達道德。智到高處就是德。朱熹說：“格物所以明此心”，將科學與道學完全統一起來了。這也是儒家一貫思想，《大學》闡述尤透。

王陽明忽略了知識探索、積累和科學實踐的重要性，忽略了格物致知對於修身的基礎性，將格物致知等同於致良知，將內聖功夫壓縮為誠正功夫。故東海說，王陽明導致儒學內斂化。

二

王陽明說：“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傳習錄》）這是對“致知”一詞的擴大化理解。

格致然後誠正，“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格物、致知、誠意、正心都是修身即“致吾心之良知”的功夫，致知只是其中之一。《大學》八條目進步有序，不能躐等，各有側重，不能含混，也不能以“致知”囊括“誠意正心”而等同於致良知。

王陽明“知行合一論”認為，行既可兼知，知亦可兼行，也是有偏差的。關於知行，王夫之既反對朱子的“先知後行論”，又反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之說。他在《尚書引義》卷三中有這樣一段話，指出了王陽明“知行合一論”的問題。他說：

“知也者，固以行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為功者也。行焉可以得知之效也，知焉未可以得行之效也。將為格物窮理之學，抑必勉勉孜孜，而後擇之精、語之詳，是知必以行為功也。行於君民、親友、喜怒、哀樂之間，得而信，失而疑，道乃益明，是行可有知之效也。其力行也，得不以為歆，失不以為恤，志壹動氣，惟無審慮卻顧，而後德可據，是行不以知為功也。冥心而思，觀物而辨，時未至，理未協，情未感，力未贍，俟之他日而行乃為功，是知不得有行之效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下學而上達，豈達焉而始學乎？君子之學，未嘗離行以為知也必矣。”

注意，船山與陽明大處並無大異，論及本體，都認同心物不二、心具眾理之理。不過，陽明學確有不足，最大的不足是對“格物致知”的狹隘化、內斂化理解，影響了外王精神的發揮和修養功夫的全面。相對陽明無善無惡論、知行合一論，船山提出了至善無惡論、以行兼知論，理論更為圓融，功夫更為紮實。

然復須知，船山對陽明誤解甚深，批判過度。例如，斥陽明附會聖說，陽儒陰釋，都是誤會。斥陽明學為明亡禍根，更是過分。王陽明內聖功夫不如程朱中正，亦不如王夫之紮實，然也不像王夫之批評的那樣不堪。

或說：“內聖工夫是聖證量，不可以情意計度。”這是雜入了佛教的說法，用來討論內聖外王問題，不對症也，非正論也。

道德言行不二，有其德必有其言，有其德必有其行，仁者必有其智其勇。內聖外王不二，有內聖功夫者，必有相應的外王關懷、追求和實踐努力。故一個人內聖工夫的高低圓缺，可以通過其人的思想言行、特別是外王方面的言行來考證。

三

下面澄清兩個對理學的誤解誤批。

賀麟認為新理學有支離、拉雜之弊。他說：“講程朱而不能發展到陸王，必失之支離；講陸王而不能回復到程朱，必失之狂禪。”此言似是而非。講程朱只要講到位，自無支離之弊，何必發展到陸王；講陸王只要講到位，自無狂禪之憂，何必回復到程朱。

程朱和陸王，入手處和側重點不同，但大同於孔孟之道，程朱從“道問學”入手，更為正宗。陸王認為程朱學說支離零碎不得要領，是誤會。程朱認為陸王學說略嫌簡略則是對的，但陸王本身也不至於偏到狂禪的地步。

社科院趙法生研究員說：“從天人合一重返天人之際。天人合一是宋明理學，心性本位過於拔高人的地位，心性膨脹導致缺乏對天的敬畏。天人合一與心物合一，還導致主客混同，不利於形成客觀的科學思維。”

東海曰：天人合一、心性本位並非宋明理學的發明，而是儒家經典的原則義理。心性本位的心性即道心、天性、人之本性。但人之所以為人，還有人心、人性、後天習性在，有習性易惡的特點。儒家對此自有洞見，絕無缺乏敬畏和主客混同之虞。儒家強調的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和禮法建設，都是為了對治個體和社會惡習的；格物致知的科學精神，亦有利於科學思維的形成。

吳鈎說：“程顥、司馬光、劉摯、王岩叟、朱熹，這類死板、死硬的道德理想主義者，若他們手握治國大權，必成禍害”雲。

東海曰：恰恰相反，宋朝最大的悲劇和眾多悲劇的根源，正是程朱未得重用，而且多次遭到迫害乃至嚴厲鎮壓。一般學者不明理學和宋史真相，攻擊程朱，或情有可原，宋史宋學專家而如此不明事理，惡攻聖賢，真令人遺憾。

東海當年將元明清定位為偏統，受到吳鈎猛烈批判，在新浪微博上譏我為余偏統。但我一直以為此君不無學識，對宋朝頗有研究，將來或有同道之時。待見其人惡攻程朱們，已不可教、不可近矣。2021-6-7

首發於東海儒鍾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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