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歷史的分期及千年未有之大變局

------意識形態演變的歷史以及文明和社會建構的兩種方法：殷末周初的那場家為巫史和絕地天通運動是如何左右了我們今天的歷史和東亞格局

                作者：暗夜尋燈 

第一章：緒論

            東亞土地之上人類歷史的文明之初，出現了一個在手工業和商業方面都相當卓越的王朝 ------ 殷商。後來的一個偶然事件：武王克商，一個崇尚農業的邦國（pre-state）滅亡了一個在工商業方面拿手的文明國家（state）。小邦周滅了大邑商，而且是在短短的一個來月，不僅讓殷人震驚，更讓周人惴惴不安。於是乎，為了釐清其中的奧妙，繼承了文王思想革命方法的周公，掀起了一場意識形態方面的革命，史稱“周公制禮”。“殷周革命”，奠定了今天東亞這塊土地的思想框架；使得今天在我們想從農業國家轉型為工商業國家的時候，困難重重。今天的東亞土地不僅缺乏文王在“殷周革命”前的思想環境，也缺乏周公之後百年革命、建立新的意識形態的後備力量。因為東亞的這塊土地，在人類大型（complex）社會建構的一開始就在方向上走進了另外一條道路；一條至今走不出周文化框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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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世界裡，一般把李鴻章等清末洋務派所言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理解為中華帝國與外部世界相接觸，感受到的不同文化或者不同文明。80、90年代，受芮瑪麗的影響，以及對芮瑪麗（Mary Wright）文明衝突思想做進一步補充的亨廷頓、福山等人的影響，8乘8那一代學人提出了《河觴》的概念。《河觴》提出的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概念其實模糊不清，以至於後來蘇曉康、謝選駿先生不得不承認，用海洋文明這一詞彙表述確實不妥。

8x8的結果是斷送了大陸社會共產黨內的一批具有改革意識的實幹家。到今天中國的改革派仍然是一蹶不振。個人揣度這段往事如果不談胡耀邦趙紫陽的個人性格，那是與當時人們的歷史眼光和知識局限性有關。8x8那批人沒有意識到或者承認這一事實；到具體的文明的涵義或者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涵義究竟是什麼，他們到今天也仍然沒有解決。

從大歷史的角度來觀查人類史，我們通常說人類史有四大事件。它們分別是:

①        450萬年前的直立行走；

②        5萬年前的文化爆炸；

③        1萬年前的農業革命；

④        1840年代以來的科技革命。

我們之所以說這四個事件是人類史的四大事件，乃是因為這四個事件中的每一次發生都帶來了巨大的變異和演化後果。第一個重大事件使地猿變為了直立猿，使直立猿得以通過延長了的子代對父母親那一代和祖父母親那一代的模仿學習出現第二個事件的重大結果（祖父母效應，女性與“男性”絕經效應會在本書後邊章節敘述）。第二個重大事件標誌着人類真正脫離開了與其它動物的重大差別，能夠脫穎而出成為了貨真價實的文化動物。

19世紀的科學界一般定義人是會製造使用工具的動物。但是後來珍妮·古德爾發現了黑猩猩也能製造和使用工具。這就使人類這唯一會製造使用工具的定義而成為泡影。後來有人定義人類是唯一的文化動物。但是自1958年以來對日本辛島的獼猴有關洗紅薯和海水去沙法的觀察研究，人們開始發現越來越多的事實：許多動物都具備起碼文化的雛形；而定義人類是唯一文化動物顯然與已經發現的其它各種各樣動物所具備的文化行為相衝突。過去人們認為只有人類是會自相殘殺的物種；這肇因於人類的複雜文化現象，使得動物界普遍存在的點到為止的儀式化戰鬥在人類中由於文化的隔閡而導致規模巨大的自相殘殺。但是很快，古德爾的報告發現黑猩猩也能夠干出物種內自相殘殺的勾當，這就自然讓人們聯想起來由於黑猩猩社會內部存在的文化現象導致它們也同人類一樣會成為自相殘殺的物種。所以今天，本文作者以文化的龐雜、不可數特性為人類這個物種做定義。這也是後來賈瑞德·戴蒙德把突然出現在5萬年前的人類文化爆炸稱為文化大躍進的原因。因為5萬年前和之後人類的文化種類和數量是一個分水嶺。5萬年之前的人類文化種類和數量都屈指可數。我們這裡提到的文化的自然演化路徑貌似一個單線的直線發展；他們分別是：

1.  黑猩猩、大象、鯨魚、海豚等其它動物所具有的簡單可數的文化

2.  婁米奎3號遺址文化（Lomekwi 3 culture）（婁米奎3號遺址文化已經比目前所知的動物文化要複雜一些）

3.  奧杜威文化（Oldowan culture）（比婁米奎文化複雜）

4.  阿舍利文化（Acheulean culture）（比奧杜威文化複雜）

5.  莫斯特文化（Mousterian culture）（比之前文化都要複雜）

6.  約五萬年前人類文化的大躍進（文化大爆炸）考古學所發現的人類文化突然在這個時段內出現至少有跡象可尋的就有1千種還多

5萬年前的人類文化爆炸，標誌着古代智人和現代智人的分水嶺。也就是說文化爆炸之後的5萬年以來的人類在智力水平上是一模一樣的。你訓練一個5萬年前的人類來開飛機，也一定能夠成功。

而1萬四千五百多年前由今日的以色列境內的那圖芬文化(Natufian culture)開端的農業革命，慢慢擴散向土耳其和兩河流域，再擴散到埃及，直至人類居住的幾個文明發源地；使我們人類的小型社會而有能力跨入出現行業分工的大型社會，以至於有了今天的文明（這裡請忽略各地文明獨立起源論）。其意義無論怎麼誇張都毫不過分。而今天我們所經歷的和正在進行的科技革命和由其帶來的社會轉型，無疑就是我們現代人體會到的和清末洋務派感知到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5-4運動雖然也意識到了民主與科學對社會建構的重要性；但科學與民主的本質是什麼，是富國強兵？還是《洪範》天下？是王道樂土？還是外儒內法？5-4那代人沒有搞清楚，8x8那代人更沒有搞清楚。

今天我們理解所謂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可以從生物學入侵人文科學的角度來考察理解。考古學家任式楠在《中國史前農業的發生與發展》中已經把農業革命以後的社會做一個分期研究。他首次確定了農業萌芽期、發展期的概念。這種農業社會的從萌芽到發展，對應的人類時代的標準，我們分別把他們稱為新石器的早期和中期。這每一個技術進步實際上都伴隨着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種田還是不種田的問題，戴蒙德曾在《槍炮、病菌和鋼鐵》中做過詳細分析。要種田就必須“面朝黃土背朝天”，付出艱苦卓絕的重體力勞動；除了放棄採集狩獵社會的悠閒自在，並且還要面對社會內部的和社會外部的也經由隊群社會演變為軍群社會後的搶奪和不勞而獲。

西方的歷史學家或人類學家把採集狩獵社會的小型聚集人口，通常為100人以下的社會稱作游團band。我個人也把它叫做小型社會（simple society）。人類在這種小型社會中生活了至少5百萬年，所以5百萬年來所養成的我們的人性，也還是在這種小型社會中我們才會覺得生活得舒服自在。一旦現代的公司大於100人的組成，就必須訂立公司章程以保持良好公司運行。原因也就出在這幾百萬年裡我們養成的人性。

在動物行為學裡，靈長類動物的社會組織可以分成四層結構，亦即一雄多雌或一雄一雌（One-Male-Unit: OMU）組成的家庭為第一社會層次family；由幾個家庭依照血親而組成的宗族社會為第二層次clan；由幾個宗族組成的社會為第三層次，叫做隊群社會band；也就是過去說的“游團”。由幾個隊群社會組織起來的群體叫軍群社會troop。這種靈長類動物的社會組織具體到各個物種，社會規模和動物物口一般都在100個個體以下。比如日本獼猴通常在20-30只組成一個軍群社會。黑猩猩的社會小到只有十幾隻組成一個社會；大的也可以到30多隻；一般我們也稱之為隊群社會（也有叫部落社會的，目前的分類比較亂）。恆河猴可以達到100只組成一個軍群社會。阿拉伯狒狒的狒口由於也像人類一樣常年都可以發情，因而社會組織和狒口數量一般在250只以上；而東非狒狒由於有季節性的發情期，其狒口在社會中的數量只能達到150只上下。相比較於人類，由於農業的發生和發展，又由於人類也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發情的物種，所以人類的社會規模可以發展到今天組織成國家上億人口的規模。西方歷史學家和人類學家通常把1萬人以上的社會稱為大型社會complex society。我個人把100人至1萬人之間的社會發展組織和社會模式與規模稱為過渡社會transitional society。這種每一次的過渡，人類的社會組織形式和規模都發生過一次“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人類出現農業以後，就是由原來的100人以下的隊群社會，經過“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發展出了軍群社會與過渡社會和之後的大型社會。

而人類這個物種又與其它靈長類動物比較具有一些奇特怪異的不同，戴蒙德在《性趣探秘》中介紹了：

·         女性隱藏的發情期和沒有季節性的或年齡限制的交配接受度

·         外翻的嘴唇和突出隆起的乳房

·         長期的性伴侶、為了樂趣交配和共同撫養後代

·         交配行為很具私密性但進食行為很具社交性

·         絕經的女性全身心幫助和照顧孫輩兒；“絕經”的部分男性卻在哲學、藝術、技藝特別是權力方面比較痴迷

·         喜歡在家庭這一社會層次與非血緣關係的其它家庭比鄰而居

人類喜歡與沒有血緣關係的其它家庭比鄰而居，是後來我們的這個物種發育成文明社會的基本的生物學條件。在此一本能的基礎上交織成人類複雜的本能和文化行為。今天流行的民俗術語成為了“隔壁老王”這一代名詞對人性的一種描述。至於為什麼比鄰而居而最後能發展出來大型社會。我會在下邊的一個章節里專門就此一現象來比較馬蜂的社會如何因為是一夫一妻制的交配繁衍方式而只能成為100只大小的小型社會，在釀出指甲蓋大小的馬蜂蜜之後因為無法處理“文明”成果而導致社會分崩離析（一般的人或者有些講述文明的公知不太懂得什麼是文明，什麼是文明成果而把二者混為一談）。但螞蟻和蜜蜂卻因為是一妻多夫制而導致能夠發育出來一種社會“警察”制度來處理“兄弟鬩牆”或“姐妹鬩牆”的本能從而達成百萬隻級別的大型社會。而人類“警察”制度的來源與處理標準源自於文化和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男性的如女性般的“絕經”現象，通常是希望在文化與其更深層次的意識形態方面搶占資源、造福自己的後代。

社會規模達到1萬人上下，也是人類社會出現明顯分工的時期；當然這種分工的出現也不是“嘎然而始”；它在100人以下的小型社會也出現了端倪。研究刺青的人類學家拉斯·庫塔克（ Lars Krutak - Tattoo Anthropologist ）曾經在南美卡亞比（Kayabi tirbe）印第安人部落研究他們的刺青文化。要成為一個刺青師，在100人以下的小型部落也需要競爭上崗。這是人類最早時代的分工標誌。早期的巫師薩滿自然也脫離不了如此的模式，造就了人類社會演化史的“家為巫史”時代。後來的巫師薩滿與政治權力結合，形成我們古代文獻所說的“顓頊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陳來教授在《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來源》中描述過這段歷史，這是國家產生，政治權力把原本在民間家庭、村頭樹下可以進行的巫師、薩滿的家為巫史的權力，收歸國有。類似我們今天的政府不僅有宗教局管理宗教，也有教化民眾以馬列主義灌輸給我們一種意識形態的政教合一的權力。這種政教合一與西藏的政教合一又決然不同。西藏的政教合一以神權為最高而神聖。華夏的政教合一以政權為最高而神聖。早期人類在組成大型社會，形成國家，實現所謂文明，靠的就是這種“國之重器，在祀與戎”。這種祀與戎，就是今天我們所說的筆桿子、槍桿子。發展到今日高度技術化的社會，不僅僅要靠筆桿子、槍桿子，今天的社會建構還剝奪了社會群體的錢袋子，不僅僅把思想權力收歸國有，同時也把一切經濟資源收歸國有； “普天之下莫非國土”。國家不僅僅控制筆桿子、槍桿子，而且還要控制起來錢袋子。這種對筆桿子、槍桿子、錢袋子的控制，形成了現代一種國家體系和國家的標誌。如何處理大型社會建構的這三個要素，不僅是國家構成的三個要素，也是文明建構的三個要素；是現代社會的巨大爭執，也是大自然的人文實驗。

政教合一的神權政治如西藏，或者政教合一的權力政治如華夏文明都是我們的古老文化傳承。遇到了西方傳播過來的政教分離的筆桿子市場化、錢袋子市場化、槍桿子必須對外的國家化，這才是我們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而筆桿子、錢袋子的市場化，是我們自殷末周初建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天下觀”以來所一直打擊壓迫的。如果說在傳說中的顓頊時代，我們打壓並控制起來了意識形態、實現了殷商和其以前的“絕地天通”、西周以來的政教合一的第一個大型社會建構和國家的形成；那麼在以後的周秦之變前後，也就是我們所謂輝煌的春秋戰國時代，我們的華夏文明和所謂的中國文化，也開始了打壓“錢袋子的市場化”的“重農輕商”政策。而這種對錢袋子市場化的打壓，是本書所要討論的殷末周初、武王克商的歷史肇因和其導致並出現的結果。而周文王為了“克商”也是曾經下放過一段時間的“家為巫史”權力，允許諸侯也可以在家祭祀自己的祖先，而不是如殷商時代那樣“絕地天通”：諸侯的祖先都是商王祭祀自己祖先時候的陪祭。因為祭祀權力下放，大為宣揚“天命靡長，惟德是輔”，給後世造就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觀念和疑問，不僅僅釀成了“兄弟鬩牆”的“三監之亂”，也造就了中國歷史的這種王朝周期律。

中國大型社會建構的簡明特徵，或者中國歷史的簡明特徵，或者說中國國家制度和文化的簡明特徵，可以概括為：

1.      政教合一：政權與教化社會成員的教化權力合兵為一

·         從絕地天通，到天人合一：殷周之變，讓神權為主的政教合一，變成了以政權為主的政教合一。從殺人祭祀，到殺牲祭祀；神格降低，人格上升。理解了這種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時代特徵，也就能夠明白殷商青銅器的“獰厲之美”的來源。就能解釋虎食人卣青銅器的藝術之美，這種解釋才能顯得合理合情。

·         獨尊儒術之後，不許“沙門不敬王者”，“沒有共產黨，就沒有如來佛”。

·         不許挑戰現有信仰體系的中世紀社會建構特點：西方中世紀的最大特點就是神權的信仰體系不容挑戰。文藝復興之後的人文主義革命慢慢瓦解了獨尊神權，演化成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人格上升。而華夏以來的殷周之變，祖先神演變為以天為尊的自然神，形成普天之下的觀念和惟德是輔的這兩種觀念。天之觀念，玄之又玄；使得至今的人們無意挑戰之而且也不容挑戰。“武乙射天”和“宋王射天”都被看成是大逆不道和 “天亦亡之”。這就使得後世的“文字獄”雖然盛行而也鮮有人認為“反之成理”。對“天之命”的無奈與忍受，不僅使人難以認清華夏社會的中世紀特點，也鮮少讓人對之能夠有所突破和認識。

2.      天下觀念與萬邦來朝

至今中國人的我族中心，在國家意識形態主導之下的民族主義的摧殘之下依然不斷加強。這不僅顯示這個民族的自卑，也顯示這個民族的自大和缺乏理智。

3.      江湖觀念 與江湖爭霸

有一西方學者向一中國學者討教，問希特勒迫害殺死猶太人但不會對自己的德意志民族大開殺戒，中國為什麼對自己人卻那麼狠呢？還有所謂“寧贈友邦，不與家奴”？據說此一學者竟然無言以對。探究民族和群體內部自相殘殺和“蟑螂”般在“內卷”情形下的自相殘殺，生物社會學裡形成的“對抗式競爭”，筆者認為這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特徵：天下觀和江湖觀。大批所謂現代新儒家如錢穆、余英時等總結的中國文化並不真是中國特有的文化，世界上其它各民族也都自然存有他們所總結的所謂“中國文化”和行為；正如葛兆光教授所言天下觀卻是中國所獨有的；而江湖爭霸觀念，“常在江湖飄，哪能不挨刀”的觀念，真真正正是中國獨有的。這種江湖爭霸、天下爭雄的文化觀念，是其它民族不具備的。天下觀造就打天下坐天下的基本倫理。

4.      對筆桿子、錢袋子的放鬆與收緊，成為中國王朝興衰的演變律。中國曆朝歷代的政治與經濟生活雖然各有特點，造就了那個王朝的特徵；但無外乎是對意識形態與“重農輕商”政策的“馳”與“禁”。對政治與經濟同時放鬆的宋朝，達到了中國歷史文化與科技的高峰期；後世至今無法企及；而大興“文字獄”的明清，不僅僅錯失了世界大航海的偉大時代，也造成了大航海時代傳來的新作物、秋作物引發的人口突然增長和應對的措手不及。人口的劇烈增長造成了明清以來“漢奸文化”與堅強不屈、巋然屹立的“蟑螂文化”的蓬勃發生。（蟑螂文化一詞的出處，請谷狗本人以端木一秋筆名的拙作《中國文化中的蟑螂文化》一文）

當然這裡談到的大型社會建構、國家建構、或者文明建構的三要素是人文科學部分。具體小型社會如何建構，是生物社會學部分。小型社會如何建構，我會在本書對《社會生物學》做一個簡要介紹。理解了小型社會的建構，我們理解起來文明、人性、社會、政治、國家這些基本概念，才會有更深一步的融通。

大型社會建構的這種“國之重器”，在遠古時期首先第一步做到的意識形態變革，也就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是把自己的祖先神化、神格起來。教化民眾自己的祖先就是崇拜的圖騰。比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食玄鳥之卵而生契”、“我姬氏出自天黿”。這是東亞文明開端，“卵”生文化的勾和線；也即是圖騰動物的神聖軀體開始與自己祖先的身體“化而為一”，使自己的祖先也開始因為與神聖動物的軀體結合而變得神聖起來的大時代序曲。這是圖騰崇拜轉換為半人半獸神崇拜的開端。

東亞這塊土地具有圖騰思想和意識形態的部落和民眾也曾經能夠組織起來更多的人口打敗之前的萬物有靈論的更小型人口部落。這是多次發生的人類意識形態革命的戰爭；也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爭。流傳至今的中國古代神話，本質上是殷周神話，反映的歷史大多是半人半獸神的意識形態，打敗圖騰崇拜的意識形態的歷史。最典型的就是“后羿射日”的神話。反映的是甲乙丙丁等十個崇拜太陽的部落之間發生的兼併戰爭。殷商人的神話說太陽和月亮分別是祖先帝嚳的兩個妻子羲和和常羲所生，反映的也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意識形態的戰爭。這是後一個朝代推翻了前一個朝代，也要對前一個朝代的意識形態做一番清算的結果。

“國之重器、在祀與戎”是國家形成的標誌；也是文明出現的標誌。考古學家已經達成的共識，即是人類社會形態的變異出現了大型禮儀式的建築、或者出現了城市、市場或者使用了文字，這些都是文明出現的標誌。依照這樣的標準，中國的學者才開始考量認為二里頭遺址的城牆建築和良渚文化的城牆建築均為文明出現的標誌。依照這樣的標準，螞蟻學家也把比如切葉蟻所發展出來的種植蘑菇作為文明的標誌；認為這就是螞蟻的農業；依靠蚜蟲分泌蜜汁而生存的螞蟻通過驅趕刺激蚜蟲而稱這些行為為螞蟻的畜牧業。螞蟻中也有驅使俘獲另外種類的螞蟻為自己勞動和生產而稱之為螞蟻的奴隸社會；也把相對螞蟻個體來說巨大的蟻冢作為文明的標誌。參考下邊這本書《切葉蟻 --- 本能造就的文明》。

螞蟻的文明，通常被螞蟻學家認為是5-6千萬年前就開始演化出來的本能。而人類總的歷史不過5百萬年；文明不過才5千年。螞蟻的文明建設已經埋入基因，是靠天生、靠基因，靠本能；那人類的文明建設靠的是什麼呢？

答案顯然是“國之重器、在祀與戎”；也就是人類靠着發明虛構出來的意識形態和強行逼迫的國家暴力。人類靠的是意識形態來教化個體，把個體的人組織和整合起來（比如宗教的教化功能）、靠軍隊的鎮壓來剷除個體的人或小集團的反抗。然後是依賴個體人的技能分化來打造文明成果，建構社會。一個社會的人們有了統一的信仰，就能夠為達同一個目的而協作與合作起來。建造金字塔的古埃及人因為相信他們的法老是太陽神的兒子，正如東亞的人相信皇帝是天的兒子一樣而辛勤打造金字塔。

人類要建構自己的文明，不能像螞蟻一樣演化出身體的器官作為工具和分工。人類的分工顯然是依賴大腦的思想和技能分化。要把眾多的人口組織協調起來，靠的是編造出來的故事和內容自洽的一套成系統的信仰體系。靠着這套內容自洽的故事和信仰體系，社會的組織者教化着我們的行為，讓我們有着統一的行為來組建大型的禮儀建築或者建造登月的統一行為。教化個體的信仰和暴力逼迫個體對信仰的尊崇；這就是我們建構文明的秘訣。大腦的技能分化出現的各個個體需要團結、合作、協作，來組織成為社會，就必須依賴意識形態的教化。所謂文明，也不過就是生物學家所要研究和表達的社會屬性的演化和分級。從獨居到亞社會型，從集群到准社會型，到半社會化、真社會化之後，又有了一個新的標尺單位 ------ 文明。

昆蟲學家研究昆蟲5千萬年來的演變，單以蜜蜂來說，在世界上存在的4萬多種蜜蜂中，從獨居到具備社會屬性的蜜蜂之間，具有前社會屬性的蜜蜂種類實際是大多數，呈現連續的、不間斷的、廣譜的分布。前社會性昆蟲也就是向具備社會屬性的昆蟲的過渡類型。昆蟲的社會屬性類型分布從獨居型到真社會型，是按照下邊的標準：

·         獨居型（solitary）: 不具備下列任何一種行為：

o   同種的個體協力照顧、撫育幼體

o   繁殖上有分工：有繁殖能力的個體不勞動；勞動的個體不繁殖

o   至少兩個世代生活在一起，子代協助親代至少一個短時期

·         前社會型（pre-social）或叫類社會型（para-social）: 向真社會屬性過渡的階段和類型

·         真社會型（eu-social）：具備上述的全部行為，且世代重疊生活在一個復巢內

其中前社會型又可細分為：（下列的所有類型在4萬多種蜜蜂中都有分布，被稱為廣譜性分布並且占有蜜蜂種類的絕大多數。）

·         亞社會型（sub-social）：在一定的時間段內成蟲照看自己的若蟲或幼蟲

·         群居型（communal）：同代的成員共用一個復巢但不合作照看幼體

·         准社會型（quasi-social）：同代成員共用一個復巢並照看幼體

·         半社會型（semi-social）：同代的成員共用一個復巢並照看幼體，且存在生殖分工

昆蟲的社會屬性的研究，在威爾遜（E.O. Wilson）所著的《昆蟲社會》中獲得一致的贊同和美譽。它體現了昆蟲本能研究中的各種由獨居到具備少許社會屬性的半社會型，以至於具備了完全社會屬性的真社會型和組成超有機體的文明的連續過程。亞社會型和群居型是還沒有具備社會屬性的類型；准社會型和半社會型是具備了少許社會屬性的類型。

對哺乳類動物社會屬性的研究做出巨大貢獻的有早年的埃斯皮納斯（Espinas, 1878）、迪納哲（Deeneger, 1918）和魏勒（W.M. Wheeler, 1930）；都對哺乳動物行為的社會屬性提出過一些劃分標準；但由於這些標準的繁複和冗疊，實踐起來一直問題多多，因而哺乳動物的社會屬性的劃分標準還沒有得到生物學家們的一致認同。哺乳動物因為哺乳的關係都會由親代照顧至少一個短暫的時期；待子代趨向成年的時候，親代會把子女趕出自己的領地以防止亂倫事件發生（亂倫禁忌也是動物們的一種普遍行為）。這樣我們就可以以哺乳動物成年以後的生活方式來審視其社會屬性的演變程度。

            中國與美國養牛的方法有所不同。不同的地方是：在中國，一個家庭可以只養一隻牛，讓它下田耕地，或者套上車轅作為交通工具；然後把它牢牢地綁在牛圈裡。而美國的牛都是散養在牛欄圍起來的巨大的草場。我在美國跟一個養牛的人士聊天的時候，他告訴我，你千萬不能只買一隻牛放進你的圍欄散養。牛都需要有伴侶，不然它會忍受不了孤獨逃跑尋找同伴過集體生活。

            賈瑞德·戴蒙德提出過一個問題，問我們人類為什麼沒有馴養斑馬為我們做工或者作為我們的肉食來源。他沒有就這個問題展開討論，但動物行為學家們都知道我們不能馴養斑馬的原因也是因為它們不能算是社會型動物，體型又過大容易傷人。

            在野生狀態下的斑馬看似過着群集生活，實際上他們並沒有我們在定義社會一詞時的任何我們稱之的協作行為。也就是說他們雖然過着群集的生活，但在它們的群裡邊，除了爭奪交配權的鬥爭，它們幾乎沒有什麼其它的群內互動和交流。當獅子獵捕其中一頭斑馬的時候，沒有哪一頭斑馬會挺身而出保護另外一頭（母子除外）。它們防止被獵食的手段就是靠着身上的條紋，形成獵食動物只能分辨黑白顏色的那有缺憾的視力下看到的模糊的背景。對獅子來說，為防止獵食而集中靠在一起的一群斑馬就是一群模模糊糊的背景。這就讓斑馬的自然選擇和演化成為僅僅只是集群動物而不是獨居動物，但它們也絕不是社會型動物。

            牛這個物種顯然就很不一樣。自然選擇和性選擇，讓那些敢於挺身而出保護同類的公牛有了更多的交配權力。這樣牛演化成為社會型動物就當自然而然。

            我們說貓是嫌貧愛富的動物，狗是對人類忠誠的動物。這些行為的產生其實就是它們在億萬年的演化當中所形成的獨居本能或者社會型本能的結果。成年後的貓科動物的絕大多數，除了獅子等極少數的幾個物種，大都是獨居型的動物。你可以牽着一隻狗去散步，但你不可能牽着一隻兔子、一隻貓去散步。因為貓和兔子都不是社會型動物，所以它們不懂得如何跟其它同類或非同類進行協作和配合。正如戴蒙德所說：能夠馴養的動物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不能馴養的動物各有它們不能馴養的原因。這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我們這裡討論的社會屬性。

            文明，作為社會屬性量度的又一個層級的新標準，在人類、在螞蟻都是指所能協作起來的群體動物的物口水平。我們把螞蟻、蜜蜂這類文明動物稱作超有機體。那人類的歷史和社會發展到了一定的水平，能夠組織起來上億的人口協作或對抗其它上億的人口或者做出不凡的所謂文明的成果、比如登月、比如火星探測，比如電子計算機和互聯網等等我們人類中心主義者驕傲的成就，我們人類目前的這種社會是不是也可以稱為超有機體呢？

            這就是歷史學家們在研究我們人類的社會演化時所提出的幾個分期的稱謂，所謂王國時代、或者叫王政時代（Age of King）和帝國時代（Age of Empire）。

            人類出現的最早的第一個帝國就是與希臘發生希波戰爭的起家于波斯的阿契美尼德帝國（Achaemenid Empire）。後來的秦始皇創造的秦帝國以及羅馬帝國都是人類的社會屬性本能水準演化到新高度的又一個標誌。

            很明顯的是，阿契美尼德帝國的滅亡、羅馬帝國的分裂，秦帝國之後東亞土地上翻燒餅似的王朝興亡以及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希特勒的第三帝國的滅亡都說明之前的帝國形式的社會協作屬性的演化方向都是進入了死胡同的演化方向。也就是以“我”和“我們”為生物學本能的這種共同體利益為主的、以一個階級壓迫另外一個階級為主的、以費希特（Johann Gttlieb Fichte）開創的自我哲學的民族概念而又並沒有經過推理的邏輯論證而建立的帝國的國家形式“超有機體”都走入了死胡同。歷史上商鞅三見秦孝公，談帝道（老莊的無為之道），不行；談王道（儒家以德治國之道），不行，最後唯有談霸道（霸權之道），才合了秦孝公的心思；也是符合了當時的社會大勢。而霸道，也就是後來說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哲學下的策略。希特勒的右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超有機體”的滅亡似乎給左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的“超有機體”所崇尚的國家形式帶來了一絲生機；但冷戰的結果也可以表明這種左的達爾文主義“超有機體”、不管是基於民族意識還是基於相對較小的“我”和“我族”的共同體 --- 民族國家意識，都是大自然走入了死胡同的生物社會學實踐。這也是西羅馬帝國的社會從帝國退回到王國的原因。今日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復興的是王道？還是帝道？抑或是霸道？值得深思。

而工業化的誕生、科技帶來的人類社會形態的革命，很顯然就是我們今天說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大變局的產生，可以追溯到英國為什麼產生了工業革命，而這個工業革命為什麼沒有在中國發生（李約瑟的偽命題），為什麼沒有在古老的兩河流域發生，為什麼沒有在印度發生，為什麼沒有在埃及或者世界上的任何一個其它地方發生。都可以從蜜蜂為什麼能形成文明而馬蜂不能形成文明的比較中得到答案。

            中國的學者們大都把眼光放在了周秦之變，而不是殷周革命（請大家留意“革命”和“之變”這種叫法的差別）。周秦之變實際上只是從過去的王政時代或王國時代演化進入了帝國時代。而什麼是帝國時代？什麼又是王國時代？為什麼不去遵從過去說的封建時代？這些問題是本書所要探討回答的問題；也是我們今天如何面對“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問題；也是理解和解釋今天的世界衝突和阿拉伯世界與西方工業化革命帶來的社會變革的問題；當然附帶地也需要解決和回答印度的問題。

            要解決上述問題，只研究周秦之變顯然不是方法。生物學對社會的研究、對行為的研究給我們奠定了基礎和思路以及方法。生物社會學的研究為我們指明了方向。我們回到有歷史文獻和考古發現的蛛絲馬跡的殷周之變，結合生物學的研究成果和方法，顯然可以有獨到的理解和眼光。這是本書所要闡釋的邏輯和思路。

            研究殷周之變首先想到的是王國維在早年所做的貢獻。他在《殷周制度論》裡說過的許多話，我們都應該仔細品味和加以研究。他說：“中國文化與政治的變革莫劇於殷周之際”，“殷周間大變革，自其表言之，不過一姓一家之興亡與都邑之轉移；自其里言之，則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觀堂集林》卷十，第二冊P451 ~ 453） 舊制度廢而新制度興，可以有周秦之變那樣在制度層面的考量，也可以有意識形態和哲學層面的考量。哲學方面的考量，就是有關基本概念和基本詞彙方面的涵義的重新理解和定義。比如我們這裡討論的文明的涵義，我們討論的人類演化路徑上的半人半猿的動物所發生的文化現象。而意識形態的涵義就是我們在判斷事務的價值和標準，好與壞的標準，對與錯的標準。殷周之變的所謂舊制度廢，新制度興，是以什麼標準來判斷。這就牽扯到學界裡所謂的幾種觀點。一種觀點是所謂的“微殊”說，認為殷周之變是大部分繼承，小部分變化，總體來講，大同小異；另外一種觀點就是所謂的“迥異”說，認為殷周之變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文化”。支持“微殊”說的學者有徐中舒、嚴一萍、張光直等。支持“迥異”說的有王國維、郭沫若、鄒衡、許倬雲、王暉等；而本書是在迥異說的基礎上提出“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觀點。

2

      卡爾·雅斯貝斯（Karl Jaspers）在其《歷史的起源與目標》（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書中提出了軸心時代這一概念；認為公元前9世紀至3世紀世界上的各個文明地區都有一些代表人物對人類的是非善惡、何去何從提出了一些深度的思考。他們如中國的孔子、印度的佛陀、波斯的索羅雅士德、猶太的以賽亞、希臘的畢達哥拉斯。他認為這是人類的第一次思想認識上有了重要突破。

            雅斯貝斯顯然沒有認識到人類思想與文化的突破在不同的時代都會如此地發生這麼一次。在每一個時代的意識形態系統裡邊都會有各自不同的重大突破。比如中國的新石器後期到青銅器，意識形態的掌控被收歸國有。這就發生過一次認知和思想上的軸心突破。收歸國有，必須給出一個理由讓大家普遍接受，一方面是暴力逼迫，一方面是意識形態的教化與薰陶；猶如毛時代的社會主義改造背後有一套內容自洽的意識形態一樣。他所總結認識到、看到的這個場景是青銅器演變到了鐵器時代的思想和文化突破。雅斯貝斯稱呼的普羅米修斯時代是人類開始具備使用火的能力。我們現在知道這是從直立人（homo erectus）到海德堡人、尼安德特人、以及古代智人的幾百萬年的演化歷程。由於那時候的人類演化發現及知識的限制，雅斯貝斯不可能知道他所界定的普羅米修斯時代就是人類文化從奧杜威文化、阿舍利文化、莫斯特文化到大爆炸時代的一個簡單粗暴的概括。這裡的每一個文化創新就從猿到人的演化來講，都是一個“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裡我們敘述這四個文化時代的演變，貌似它們是線性發育似的。其實各個地區的文化還是有很大差異，甚至莫斯特文化在東亞地區就一直沒有尋到蹤跡。而現在已知的奧杜威文化和阿舍利文化，在中國地區的表現也是與非洲和歐洲地區的奧杜威文化與阿舍利文化有所不同。在東亞地區所表現的各種文化分叉早已經走入死胡同而滅絕，被走出非洲的現代智人代替。

雅斯貝斯認為埃及文明沒有發生過軸心突破；但我們從埃及神話中可以看到，埃及文明卻經歷過典型的圖騰崇拜和半人半獸神崇拜的意識形態演變過程。無論是圖騰崇拜的意識形態還是半人半獸神的意識形態，在每一個意識形態裡邊都會有一個相較於之前的認知與思想的軸心突破。只不過年代離開我們如此久遠，以至於我們很難理解和解釋原始思維的來龍去脈和邏輯鏈條。比如甲骨文灼燒就能得到祖先給與的“神諭”和在《伊利亞特》、或希臘神話里不斷出現的一些自然或人文現象就是“神諭”。這在今天來看滑稽可笑，但那是當時人們的宗教與信仰體系，是他們的意識形態。在《史記·周本紀》中記載武王伐紂的第一次集結中，武王為鼓勵士氣“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且“師尚父號曰：‘總爾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可以說已經眾志成城。但武王看到渡河到河中間時：“白魚躍入王舟中”、“既渡，有火自上覆於下。。。”這些都成為我們後世所尊崇或至今也還在尊崇的“兆頭”。隨即，“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伊利亞特》中講述在討伐特洛伊的戰爭出發前，為鼓舞士氣，全軍集結在一起給宙斯獻祭，這時一花蛇從祭壇下鑽出爬到樹上，吃掉了八隻小鳥和一隻繞巢護雛兒的母鳥。占卜官這時就告訴大家這預示着戰爭要持續九年，到第十個年頭才會破掉特洛伊城。青銅時代的意識形態留下了一些史料，讓我們儘管不相信但容易理解這些意識形態。在東亞地區，從萬物有靈到圖騰崇拜，我們知道的歷史事實基本上是來源於從民俗學和神話學上的研究。

一些好的“兆頭、預兆”（omen）可以預測未來的結果，在今天被視作迷信；即使在民國時期的軍閥中，和如今的共產黨官員中仍不乏有這種迷信的人。如同舊石器時代的人們的萬物有靈論的意識形態，仍然在今天存活一樣。

如果我們綜合世界上各個地區的意識形態演變的歷史，我們可以參照德國的人文地理學家華爾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的中心地域理論總結出一個理想的模型。這樣依照各個地區的變異，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理想模型的影子。比如中國的意識形態演變史在進入半人半獸神崇拜的萌芽階段之後就沒有發育完全；然後在武王克商之後就開始雜糅了人文人本思想。這讓後來的中國的意識形態體系成為了綜合各種意識形態演化的雜糅變種：意思是殷商的意識形態是圖騰崇拜的玄鳥神與人類身體的結合這種故事還沒有發育完全完整之後就又經歷了外來文化（周文化）的雜糅，演化出了萌芽的人文精神和模糊的天、神、天神、天道、多神觀念。殷商時期的意識形態發育還沒有走完其半人半獸神崇拜的演化歷程而在周初就開始雜糅進來了人文人本時代的精神信息。這就是被中國的歷史學家所稱呼的“文化早熟”現象。但殷末周初所創造的人文主義思想並不完備，而使得中國在春秋戰國的軸心時代在周文化的框架之下匯總了一個雜糅的各種意識形態迭出的局面，這就使得中國文化出現了“幼態老成”的現象。為了表述清楚我們剛才所提出的理論；這時候有必要介紹一下這個理想模型：人類意識形態的演變史；然後可以根據世界各個地區和文化的具體情況，看看哪個具體的地區和文化偏離了理想模型、並且偏離的距離有多遠。這樣的一個思考方法可以讓我們認清我們人類的所謂文明的本質和今天“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

人類為了建構複雜社會或說文明社會所需要的意識形態演變的理想模型和演變過程是這樣的：

·         萬物有靈論

·         超自然力與圖騰崇拜

·         半人半獸神崇拜

·         全人形人性神崇拜

·         多神崇拜

·         一神崇拜

·         人文人本主義

從這個列表我們看到，埃及文明雖然沒有歷史意識，但建構文明所需要的意識形態卻沒有缺乏。它所經歷的萬物有靈，到圖騰崇拜，然後進入的半人半獸神崇拜，直接為希臘文明的演變和發展提供了養料。印度歷史主要是神話構建的事實更能說明這一點。

            雅斯貝斯所認為的人類的是非善惡、何去何從的深度思考，都是在原本已經確立的意識形態的框架下進行的。換一種意識形態，就會有另外一種深度的思考。奧林匹斯神話時代的希臘文化圈的人不會考慮世俗的某人作惡是此人的道德和善惡認知有什麼問題，一切人世間的紛爭不過都是奧林匹斯神的紛爭在世俗上的反應。這跟某人作惡與道德或不道德沒有任何關係。宙斯拐騙良家婦女和少女，崇拜他的人們不會有任何道德感和良心上的不舒服感；因為他是宇宙的主宰。類似後來東亞土地上提供給天子的無數的後宮姬妾，有其合乎人心的法則。同樣的，處於青銅時代的殷商人在他們的青銅時代的意識形態下，也沒有什麼文化層面上的道德感和良知認知方面的體驗；當然生物學層面的道德感和良知感是一直存在的。生物學層面的道德感和良知感與文化層面的道德感與良知感是不同的。這也是本書後邊章節所要闡明的生物學原理。青銅時代的殷商人像青銅的奧林匹斯時代的希臘人一樣，只認識事務背後的邏輯，也就是命運的安排，而不相信人世間有一個什麼叫做“天”的來做安排。所以殷紂王在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的情形下（《論語·泰伯》），仍不以為然地反問祖伊：“我生不有？命在天？”（《尚書·西伯戡黎》）。殷商人不斷刻畫、燒灼甲骨以獲得神諭與圍攻特洛伊城的希臘人不斷尋找和驚詫神諭沒什麼不同。可以說，這是青銅時代人們的共同特徵。

            今天的我們把殷商的殺人祭祀，用人頭祭祀和用活人陪葬君主的文化看得極為殘酷，也是因為意識形態不同的原因。希臘神話里也常有講到國王把自己的女兒拿來獻祭給自己國家的保護神的故事。好萊塢拍過的《眾神之戰》中，也是由地域之王黑帝斯出面要求國王把女兒獻祭作為對人類的懲罰；歐洲人到達南美，看到秘魯的印加帝國仍然實行人牲的風俗就對帝國充滿極端的鄙視，稱之為野蠻，並從中獲得自我的優越感。人牲人殉的習俗在前秦時期還一直保留，今天也是現代學者舉例說明是秦國文化落後的標誌。西周時期的“秦穆公殺三良”的故事以淒婉的形式被寫在《詩經·秦風·黃鳥》裡，反映了意識形態轉型期的價值觀。連同戰國時期《西門豹治鄴》的故事都反映了意識形態轉變發生過程的漫長和社會轉型的緩慢。讀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對穆王殺三良的歷史的詠嘆，更能體會那種社會轉型的價值觀差別：

詠史

自古無殉死，達人所共知。

秦穆殺三良，惜哉空爾為。

結髮事明君，受恩良不訾。

臨沒要之死，焉得不相隨。

妻子當門泣，兄弟哭路垂。

臨穴呼蒼天，涕下如綆縻。

人生各有志，終不為此移。

同知埋身劇，心亦有所施。

生為百夫雄，死為壯士規。

黃鳥作悲詩，至今聲不虧。

人類的文明指的是人類社會屬性的量度；與人類發明的毫米、厘米、公里、光年的量度單位沒什麼不同。罵人不文明，也是指責該人的社會屬性不夠，達不到一種協作合作的標準。而文明的核心指的是這些成系統的信仰體系，也就是人類中心主義者說的思想或意識形態的形成。人類中心主義者驕傲於人類有思想，有文明；這些思想或者文明，本質如同《人類簡史》和《未來簡史》兩本書的作者所講，其實是人類自身通過講出來的虛構的故事，而把大家組織到一起來形成一個超有機體的大型社會。這種由虛構的故事而來的大家都認知並且認可的故事，就是我們人類中心主義者所驕傲的思想。它如同我們流行的鈔票金錢一樣，本身只是一張印刷了數字的紙張，但是由於你認可，我認可，他、她也都認可而變成了事實的錢，可以流通到市場裡成為我們衡量協作關係的數據分析工具。

螞蟻蜜蜂的文明建構於每一個個體享有的一半的一模一樣來自母親的基因。人類的文明建構來源於大家分享相同的虛構的故事。這就是本書所要闡釋的意識形態。

但我們要留心的是把人類文明的發展看作是一個整體而不是如人類中心主義者或更狹隘的“我族中心主義者”那樣認為文明是各個地區獨立緣起，這點很重要。這樣我們就可以把微觀歷史學家所總結的宏觀歷史，延伸到大歷史的層面上穿透迷霧看到更深奧的類似牛頓定律的宇宙秘密。儘管各個地區講述的故事內容大不相同，但故事的模式卻大同小異。殷商的人崇拜的是上帝，周以後開始把它叫做神、天、天神。現代人把上帝和神混合到了一起，但無論如何，上帝、神這種超自然力量的模式是一致的。上邊的列表說的就是故事的模式和本質，由此我們可以把它看作是一個大歷史觀下的混沌理論的分形。

自然界中有太多的意外或不可知因素來干擾原本的分形左右下的事務的發展演變（我不想用演化這個詞）。雖然有一段時間意外的因素形成規模偏離了原來分形所左右的應該有的規律和發展，但經過時間的鍛打，分形左右下的事務的發展，總會拉回到原本應該有的軌道。

為了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用積溫這一概念來說明分形和意外因素之間的關係。

積溫是指一個樹種經過冬天的寒冷，細胞在春天來臨後從開始分裂生長到真正人類看到樹木開苞發芽所需要的某個溫度以上的小時數。比如以5°C為標準，每天高於這個溫度持續的時間的小時數是蘋果的發芽或開花的需求。5°C以下的時候細胞停止分裂；5°C以上細胞就開始活動。觀察和記錄5°C以上的溫度持續的時間可以預測蘋果的發芽日期和開花日期。這對農業生產的澆水施肥施打藥物防止病蟲害都很重要。由於不可知因素導致溫度低於5°C造成初開花日期、盛花期、末花期變化是自然的現象。對歷史來講，在從青銅器到鐵器的演變過程中，鐵礦石的開採、冶煉、運輸、以及製作成各種工具、武器的整個過程中各個因素都會影響到歷史的演變和發展。這中間有太多偶然的因素會影響其中的某個環節，比如運輸受阻等，鐵製工具的普及程度等都會影響歷史的演變。中國歷史從春秋到戰國，就是一場因為鐵器技術的應用和普及引發的土地開墾、農業總產量提升、人口增長，對抗式競爭加劇（今日所謂“內卷”）等現象引發的社會轉型。

從這點來講，源自於俄耳普斯教的米利都三傑，註定要崛起並引領後世的西方歷史和哲學而成為西方歷史和文化的源頭。西方的現代文明註定要從青銅時代的希臘神話中汲取營養並拋棄希臘神話原本的信仰體系而轉入一神信仰體系。周人文化圈接受自紅山文化的“天”的概念“神”的概念，自創的“德”的概念，對歷史、對命運的“鑒”的概念必然引領後世東亞土地的社會建構和歷史發展。我們在深思和討論這些問題的時候，不能簡單地把這種觀點理解為“宿命論”。當然也更不能如秦暉教授一樣把文化這一觀念理解得狹小從而否認文化決定論。

            那又應該怎麼理解上述的論題呢？我們必須具備一些混沌理論的知識才能發揮上邊命題的後續論證和發現天道與倫常。

            混沌理論是指動態系統內部的隨機的無秩序無規則的事件的深層埋藏着一個有規律的不斷重複的具有決定性意義的范型(pattern)；這個范型的初始狀態對後續事件的發生有極大的影響。

            想要弄明白上邊的幾句話，我們用科赫雪花（Koch Snowflakes）做例子來說明。

我們把上圖的三角形1的每條邊都均分三份；然後以中間那份的邊長為基準再做一個如2的等腰三角形；然後再接着把2中的三角形的每條邊再均分三份，以中間那份的邊長為基準接着再做出一個等腰三角形。這樣我們得到3和4的圖形。如果這樣無限重複下去，我們會得到什麼樣的圖形呢？

下圖左是科赫曲線的結果：

在混沌理論里，我們把科赫曲線形成的這個類似雪花的形狀叫做吸引子；要求你不斷依照的規則重複的動作叫做迭代；要求你做到的規則，叫做分形。（也就是①三角形的每條邊都均分三份；②依照中間的那份為基準再做等腰三角形；③每條邊都重複這麼做。我們把要求的這個規則也就是范型叫做分形）。

            上邊的科赫雪花粗一看毫無規律可言；但仔細分析我們會發現有分形、迭代、吸引子這樣的規律存在於這種貌似雜亂無章的現象中。我們把這樣的系統稱作混沌。在自然界中，這種分形經過迭代形成吸引子的現象普遍存在於海岸線、山脊線、生物學、經濟學和歷史學中。一個熟悉蘋果品種的果農，依據一棵蘋果樹的樹形、顏色和其它特徵就可以說出這棵蘋果樹的品種，是富士還是卡拉（Gala），原因也就在此。它如同我們能分辨張三還是李四一樣。

            依照這樣的分形、迭代，吸引子的觀念，我們可以認識許多著名的吸引子例子：比如上圖右手邊的曼德博曲線。

            歷史也是一個混沌現象；所以我們在重複着無數過去的故事；我們在重複着我們父輩、祖輩的故事。所以歷史的發展雖然不是在簡單地重複着, 但重複和迭代就形成一定規律的社會形態吸引子。比如生物學的人口增長方程式，可以描述人類社會發展的混沌現象：

            中國人很早就認識到了世界上的事務都存在着陰陽兩面的特性。所謂“難易相成，長短相較”並稱“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但是陰陽學說給人的印象比較靜止。各個事務之間的聯繫是如何以陰陽兩面性互相勾連鬥巧的？各個學派似乎又都無法言說清楚。《道德經》看似有一些邏輯和哲理，但它突出的是一種世界和自然存在的玄妙思想。所謂“玄之又玄，眾妙之門”。

            現代科學用數學描述的混沌理論，卻給人以實證的邏輯之感。一分為二、陰陽學說。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說法，可以用邏輯斯蒂方程不斷地分叉的形式來描述最後的結果。用這個方程來描述社會的演化，我們發現：人類的文明，無論有多少種表面形式，從蘇美爾-阿卡德文明到克里特-邁錫尼文明，波斯文明，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在幾十種各色各樣存在過的文明建構形式中，我們都可以總結歸納出商業文明和農業文明這兩種基本形式。（所謂道生了文明這個一。）歷史上存在過的各式文明，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農業文明中存在着商業形式；在商業文明中存在着農業形式（一生二）。人類從小型社會，經過意識形態的凝結而不再像過往的小型社會或向文明發展的過渡社會那樣，依賴文化作用於社會的凝結和向心力。建立大型社會的過程，成體系的相信什麼、仰賴什麼，也就是意識形態出現根本性的變化（二生三）；社會都出現混沌狀態（三生萬物）。如下圖陰影部分所表示。

橫軸的K值是環境對人口的容納量的關係係數，這個關係係數不是直線關係。在K=3.57的時候（一個社會所能養活的人口與實際人口的關係係數），社會建構分化出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建構社會的分叉。從圖形中我們看到，社會的建構方法在3.57以後呈現出多種多樣的文明形式。這多種多樣的形式都與之前的歷史有關。讓我們先簡單敘述含有兩種生存繁衍策略的社會，哪個策略占優勢從而主導社會建構方法。具體的分叉點是：

·         K=3.0 獵食者/草食者的分叉（這個事件發生在大約500或700萬年前森林古猿森林動物變為地猿的草原動物）

·         K=3.4 一夫一妻制的繁殖策略/混合繁殖策略分叉（大約發生在250萬年前的直立行走所引起的行為改變，人類開始分化出一夫一妻制行為，但黑猩猩般的亂交策略依然存在於我們的身體）

·         K=3.57 商業文明/農業文明分叉（含游牧文明，在中國發生於武王克商的殷周之變）

·         K=3.5706 市場文明/權力文明分叉（在中國這個大事件發生於周秦之變） 

這裡我們可以理解每個社會的總體中都包含有崇尚兩種策略的人口，也就是一分為二或陰陽相合；比如一個社會中總有一些人崇尚平均主義，另外一些人崇尚以盜賊來統治社會。在K=3.0時，一枝分叉向上，一枝分叉向下。表示社會建構走入了相對不同的建構方式。在各自向上和向下的分叉中，又出現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我們假定一夫一妻的繁殖策略繼承於獵食行為所造成的後果；而混合交配的繁殖策略，雖然也發生在獵食者的分叉的一枝，但更多地是繼承自草食習性在等位基因的顯性表達。也即是說，我們可以把行為大致分成兩組，他們互相有繼承關係：

·         獵食行為 --- 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 --- 商業文明 --- 市場文明

·         草食行為 --- 混合交配繁衍策略 --- 農業文明 -- 權力文明

獵食行為中能分化出一夫一妻制繁衍策略，同時也能分化出混合交配繁衍策略（道生一的原理我們也會在下邊的章節中詳細論述這個主題）。草食行為中也可能分化出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和混合交配繁衍策略。同樣，混合交配繁衍策略中也建構出現了商業文明和農業文明；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也建構了農業文明和商業文明。但由於其源頭不同，同樣的商業文明卻與混合策略中出現的商業文明既有所不同，又有所雷同。以下的市場文明與權力文明也是如此。這種複雜的互嵌結構就是陰影部分的混沌體構成。

·         中國的社會建構走的是：草食行為 --- 混合交配繁衍策略 --- 農業文明 --- 權力文明的路徑。

·         西方的社會建構走的是：獵食行為 --- 一夫一妻制交配繁衍策略 --- 商業文明 ---市場文明的路徑。

當然獵食行為也可以進入到權力文明，比如社會主義的歐洲國家，也曾經進入以集中權力為中心的文明形式；中國在宋朝時期由於行政上的疏忽而造成商業的鼎盛繁榮也是明顯的一例。

商業文明造就了不同的行為特徵，也如草食行為與獵食行為造就不同的特徵。我們在比較東亞地區的社會建構和發展模式的時候，也比較世界其它地區的社會和文明發展模式。這時候我們很快會發現人類文明的建構，其實就只有這兩種模式和大致圍繞這兩種模式的各個變種。我們把科赫雪花、曼德博吸引子這樣的標準模式稱為理想型；把圍繞理想型而出現的真實的世界呈現的形態叫做混沌體。一個理想的人體和面貌可以稱為吸引子；具體的每個個人，我們的身體外貌各個不同；我們可以稱之為混沌體chaotic body。

社會的形態以及歷史在各個地區呈現出來的就是混沌體。因為我們源自同一個分形，所以來自前蘇聯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個體即使到了美國，在工作、生活、聊天方面，我們極易溝通。這與在美國土生土長的個體之間的溝通上表現明顯差異。

3

            馬克思主義的人類社會發展史認為人類社會的演變經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和最後到達共產主義社會。他認為決定社會形態和基礎的是生產力，生產力決定了生產關係。

馬克思的這種思想顯然來自於希臘神話與丹麥博物館學派的啟發。希臘神話把人類的歷史分作了黃金、白銀和青銅時代而把當時人們生活的時代稱為最差的鐵器時代。丹麥博物館學派的克利斯提安·於恩森·湯姆森根據搜集到的古代工具而劃分了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1865年約翰·盧博克又細分了石器時代。這些顯然都成為了馬克思社會發展史的思想來源。

            馬克思出生長大在工業化未及發生的當時還屬於普魯士的特里爾城（Trier， Prussia）。祖上幾代曾經做過猶太教祭司，也就是關於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或職業；到父親這一代改做了律師。在他八歲那年，由於當時普魯士的法律限制猶太人社會升遷，父親就改信了路德派基督教。而馬克思也是在6歲那年在同一家教會受洗。

            從馬克思的家族遺傳和他6歲這年的這個經歷，我們可以看到他對社會制度與個人際遇之間的關係有着多麼深度的理解或者說也是仇恨。馬克思對舊制度的反抗心理和動機可以與他後來參加魔鬼教聯繫起來；但推翻舊制度比建立新制度相對容易。馬克思在建立新制度的設計層面言談極少，大多思想還停留在未工業化之前的知識份子的農業的意識形態層面。也就是說，馬克思的思想內涵與思想核心是屬於農業社會的鄉巴佬見到大城市的心態，對舊制度的破壞心要比設計建立新制度的欲望強烈。而農業社會的特徵和表現多種多樣，這是本書所要分析梳理清楚的兩個社會建構方法的差別。這裡先指出的是馬克思所具有的農業社會的意識形態特徵之一就是共產主義的平均思想。

            正如賈瑞德·戴蒙德在《槍炮、病菌及鋼鐵》一書中所指出的，人類在建構大型社會之初就曾經激烈爭論過是搞平均主義好？還是要盜賊來統治我們？歷史之所以選擇了“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打這兒過，留下買路財”的強盜邏輯，背後一定有其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原理蘊藏。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新達爾文主義的合作協作思想是一分為二的一枚硬幣的兩個面。

            動物行為學與生物社會學也經過數學的計算告訴我們施行好鬥鷹策略的人口比例與實行和平鴿策略的人口在達到7：5的比例時才達到社會的穩定態。我們接下來的工作就是要把這些生物學的理論升華成哲學思想普及給我們的社會民眾。

從演化理論的角度來看整個人類史，社會形態的演變在經由採集狩獵社會，進入農業社會的萌芽、抽枝、發育、繁榮、成熟幾個階段之後進入了工業化。整個社會建構的基石以知識為骨幹來構成社會分支與社會末端細胞的方方面面。在進入了工業化之後又經歷了工業化1.0到4.0的演變。整個演變過程都只能用多次發生的混沌現象來描述社會形態改變的過程。也就是“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翻新過程。在此一過程中，人們的知識在不斷積累和增加，社會的分工在不斷細化與加強，意識形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馬克思用原始社會一詞來概括所有的從猿到人以及新石器、青銅器社會的所有階段，在今天來看，猶如雅斯貝斯用普羅米修斯的盜火時代來概括一樣，顯得不合時宜。這不近幾年時馬克思的時代局限性，它也是馬克思思想深處的農業的意識形態的鄉巴佬特性。

生物學裡研究各個生物體的物種為什麼會演變出從獨居性到集群性再到最後發生互相協作、合作行為的社會屬性。當然這個研究和其過程也包括一場對單細胞生物，如何過渡和演化成為多細胞生物的研究過程。顯然單獨的個體無論是單細胞的個體生物還是多細胞的、具有分工的組織系統的個體生物，比群集生活的個體更容易被捕食，更難於找到可食的資源, 選擇交配伴侶更困難，也就更不能擇優（生物學裡對為什麼會出現兩性繁殖有細緻嚴謹而又有趣的討論）。如果不能擇優的各個物種中突然出現了一個會擇優的物種，那麼這個物種也就會隨着時間的推移而占據整個世界的生存空間。單細胞生物到多細胞生物的演化過程如此；獨居屬性到社會屬性的演變過程也是如此。在我們的本能中，當遇到突然降臨的危險，我們都會大聲驚呼一句“啊呀！”。這聲不自覺的呼喊，就是我們的社會屬性的標誌。生物學裡把它叫Alarm call（警惕叫聲）。生物的個體融入集體的生活無疑會增加生存機會，但同時也增加了個體之間對資源、配偶的競爭。這種好與壞的陰陽對立，都會面臨一個取與舍的難題；我們都是在這種“取”與“舍”的難題和決定中度過的。最終會取得一個合適的距離，發生好與壞的隱忍取捨與博弈。

            把博弈論引入生物學的英國演化論學者約翰·梅納德·史密斯在這個“取”與“舍”的方面真是做出了了不起的貢獻，讓我們在討論文化與基因的協同演化方面開啟了另外一扇大門。這樣我們在觀察這個世界的時候，就可以把這個世界分作三份來觀察研究。第一個是牛頓開啟的自然的非生命的物理世界；到今天，物理學已經成為了研究物質本源的本體論的自然科學。第二個顯然就是生命的世界；生命世界的研究不僅僅是給農業和醫學提供基礎和支撐，同時也是對人類的行為如何交織成並產生的人文世界的支撐。第三個顯然就是我們人類自身的世界。人類自身的世界是在這個社會的群體行為中所塑造出來的大環境下的博弈行為。在此大環境下，個體的人在其中博弈與互動，形成了人文的世界和人文這個概念；儘管這個人文的世界在不同地區胖瘦高矮的混沌體各不相同。但很顯然的是，社會的大環境決定了個人的博弈策略。

宇宙 > 自然 >（物理世界、生物世界、人文世界）

            社會中人口越多，社會的規模就越大，顯然人們之間發生的行為互動也就越多，所能實踐與總結的博弈策略也就越多、越龐大、或說越複雜。這樣我們就區別開來了動物世界的簡單博弈策略和人類世界的複雜博弈策略。人文世界越複雜，造就了多種人類文化影響下的博弈策略的蓬勃發生和自然產生。而自然選擇和男女找對象挑三揀四的性選擇也就能擇優出來更多的具有這些文化與博弈特徵的個體和群體。文化與基因的協同演化也就不斷發生。這也就是為什麼加拿大的心理學家約翰·菲利普·瑞什頓（John Philippe Rushton）在其成名著作《種族、演化與行為學》中所發現的東亞人的智商最高、白人次之，黑人卻在運動方面表現優異。東亞的人口一直也是居高不下，產生的演化結果，必然是個體智商的提高。

            東亞人的個體智商高但社會化屬性演化進入了帝國時代的翻燒餅似的王朝循環，也就是文明水平沒有解決人口與資源限制的問題。帝國社會所創造的大環境又是在選擇個體的智商水平。農業的技術水準一直在鐵器水平徘徊。社會組織水平與政府架構一直依賴農業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大環境無法改變，個體人和社會產生的宜斯策略也只是如古老的蟑螂文化和現在出現的“內卷”這一名詞所反映的社會現實。總之社會大環境，讓個體的人如浮萍。

            在生物界研究文化與基因協同進化的學術背景內，我們分清楚宇宙、自然和大自然所包含的三個世界的重要性是十分必要的；它能幫助我們上升到意識形態層面看清楚問題的所在，提高認知能力。識別出農業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與商業社會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的差別。比如中國的傳統保持派所崇拜的中國哲學的主軸“天人合一”觀念，因為無法分清物理世界、生物世界、人文世界的三個界限，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今天的現實中與學術界都還認為“天”和“人”的概念，是一個“究天人之際”（《史記·太史公自序》），“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至矣！”（《莊子·大宗師》）的哲學上搞不清楚的命題。荀子在《天論》中也明確表示要“明於天人之分。”

如果古人在什麼是天，什麼是人這些命題上囿於知識所限，無法分清“兩極對舉”，“陰陽相合”的“天人之際”，那今人真不應該也如古人般不具備科學的世界觀，弄個《走出疑古時代》的中世紀思想方法的思維沉渣。否定科學的懷疑精神這股思潮的集中表現，就在於錢穆老先生1990年去世前的一篇口述文章《中國文化對人類未來可有的貢獻》所引起的一場持續長達3、4年的激烈爭論。

            古人所說的“天”顯然就是我們現在理解的大自然；所謂天神、天道顯然就是我們現在的自然科學所研究發現總結出來的規律。比如演化理論的自然選擇和性選擇就是所謂天道。這就是我們這裡三分出來的物理世界和生物世界的兩分。而我們現在所說的人文世界顯然就是我們在研究的人文科學，包括社會學、歷史學、文化科學、經濟學、心理學等等。

            古人分不清物理世界、生物世界、和人文世界的界限差別，今人的現代新儒家也分不清顯然是沒有受過科學的世界觀的培養。現代新儒家余英時先生在其論文《天人之際 --- 中國古代思想的起源試探》中把“天”理解為西方哲學的彼岸思想，把“人”理解為西方哲學的“此岸”，不能說沒有道理，但生搬硬套的跡象太過明顯。（《中國史新論·思想史》 台灣聯經出版社2012年9月，第13頁）這種思想和理解方式，表現在清末的一批認為西方政治制度，實乃中國堯舜禮讓的三代理想，如出一轍。在基本詞彙和概念上的糊塗賬，導致的是東亞土地上的第一個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在誕生之初就早早夭折。後來國民黨依靠蘇聯提供的金錢、暴力、組織方式、思想理論框架，武力奪取政權，社會建構和國家形式早已改了模樣。

對“天”、“人”等等一些基本概念的模糊不清，造就了對文化和價值觀念層面的也就是意識形態層面總結上的“絕地天通”；這樣掌握暴力者和權力者就可以虛構文化或編造歷史來教化民眾，甚至如今天的眾多不老實的學者都學會的造“名詞”來唬弄民眾，如用“供給側改革”等來忽悠民眾。自古以來儒家虛構文化和歷史（歷史虛無主義）大大影響了我們今人接受和學習西方的動機、動力和目的；造成現代中國社會自5·4以來的“西天取經”，經受大小不同“七十二道”磨難，還是取來假經。雖然虛構歷史，為今人主張代言，無論中西，古已有之；但到了現代社會，仍然虛構文化和歷史，就顯然不是科學的和我們能夠認同的方法。儘管文化本身帶有其強烈的虛構特徵；但到了現代社會，仍然虛構文化會被看作是不適當行為。這裡我們可以舉出一個例子，來探討文化本身就具有的虛構特性。

            近代人們依照“爆竹一聲除舊歲”的常用對聯所表達的除去過往年份的霉氣、霉運的涵義，認為 “爆竹除歲”，大概與去除“年”或“歲”有關，於是就有傳說稱“年”是古代人認為的一種怪物。“年”是一種怪物，這種認知和文化從近代開始流行。據上海圖書館參考館員祝淳翔考證：1933年1月17日，民初小說家、報人孫玉聲（筆名海上漱石生）在《金剛鑽》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滬壖話舊錄：歲時風俗之回憶》（音阮ruan二聲：城郭之田），提到“有懸紫微星畫軸者，畫家每繪一石柱，柱上鎖一似狗非狗之獸，或雲是獸即天狗星；或雲是獸名年，常欲食人。紫微星故鎖系之，不令至下界肆惡，而使人不逢年患，故過年時懸此最宜。”

中國的文字學家都知道，“年”字在甲骨文里是一個人肩上扛着收穫的禾或谷往打穀場上走去的樣子。所以“年”字指的是一年收穫一次，到打穀場上碾去穀物表殼獲取穀物顆粒的做法。“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爾雅·釋天》）甲骨文里也常有“令年”、“受年”的說法，指的都是獲取顆粒的豐收。因為今天的我們繼承的是周的農業文化，所以用獲取豐收的年來表示一年的概念；我們說一年，很少或根本不像殷商人那樣說“一祀”。這年與怪物沒有絲毫的關係。然而把“年”說成是一種怪物，在民國年代才被創造出來，經過文化人的不斷傳播，今天也成為了一種認知來解釋“除歲”的文化。與甲骨文時代說的“年”是豐收的涵義截然相反。這就是一場具體觀念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是後來的意識形態打擊壓迫舊有的意識形態的過程。追溯過年燃放爆竹除歲驅鬼的習俗，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時期梁宗懍編纂的《荊楚歲時記》，上邊說那時的社會已經有了過年驅鬼，燃燒竹子，能發出“砰砰砰”的聲音。這是爆竹一詞的由來；後世開始燃放火藥做的鞭炮；所以也叫爆竹，也意在驅鬼，驅除過去一年裡的霉氣，希冀來年有好運；驅除過去一年裡的霉氣，並不是驅逐“年”。驅鬼的這個習俗，又可以追溯到周代以來的驅除疫鬼的儺舞（儺：音諾，古代驅鬼的儀式）、和一直流傳到今天某些地方也有的儺戲。世界上各個民族都有這種驅邪避鬼的習俗，表現為一種戴面具的舞蹈或儀式。南北朝時期，中國人已經有了驅鬼的意識形態。而鬼危害人間的觀念，是殷商人被漢代人罵作“先拜鬼、後敬神”的意識形態鬥爭的結果。後世的朝代驅除前代人的意識形態，驅鬼、怕鬼都是時代演進、意識形態演進的表現形式。

            文化可以虛構，造成東亞土地的人們把歷史也不斷虛構。比如史學界公認的戰國時期有許多著作都是後人偽造的偽作；如《尚書》中的大部分篇章和內容。而且不斷虛構歷史的勝利者，在不停地反對歷史虛構（歷史虛無主義）。“賊喊捉賊”這個點也是很有趣的。也許這就是約翰·菲利普·瑞什頓教授所說的東亞人的聰明吧。

            我們藉助“年”即“怪物”這一概念從認知到文化的演變，來說明意識形態方面的演變，也就是被稱為“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演變。同時也能說明基因方面的演變。而社會的演變其實是基因最外在的表現。自然選擇與性選擇通過選擇“抱團取暖”的文化現象來選擇具有相同“綠鬍鬚”的人群。這種選擇過程和結果，都是一個混沌現象。以“綠鬍鬚”為標誌的“抱團取暖”這一文化現象，可以理解為分形，不斷發生的“抱團取暖”最後結合成文化à社會或者對大型社會來說：文化à意識形態à大型社會。它就有了下邊表格所看到的幾種因素之間的互相作用。

            馬克思主義學說認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係。但並沒有指出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並不是直線方程的簡單對應；而是隨機的、具有層級的、非線性的混沌關係。準確的描述應該是：

·         技術水平決定了生活和行為方式（第一級混沌現象），

·         行為方式決定了交配繁衍策略（第二級混沌現象），

·         交配繁衍策略決定價值體系（第三級混沌現象），

·         價值體系決定意識形態（第四級混沌現象），

·         意識形態決定大型社會如何建構，最後出現具有此一時代特徵的社會形態（第五級混沌現象）。

這裡的每一級混沌現象雖然是另外一個混沌現象的分形，但並不表示接下來的混沌現象就能立即出現。因為現實中，有太多的不可預測因素可以推遲和延緩下一個混沌現象的出現和發生（阻止迭代的發生）。所以你看到下邊表格中，政治組織形式並不一定跟技術標識與經濟形式有嚴格的對應；意識形態也不一定跟技術標識有嚴格對應。

怎麼理解上邊這段話呢？我們以玩撲克牌為例子：假如有4個人在玩一副撲克；玩了4個小時；某個人在所玩的4個小時內拿到相同一副牌的概率是0。但假如我們把這個遊戲沒有時間限制地進行下去，經過萬年或者百萬年的時間跨度（迭代現象），我們就知道重複同一副牌的事件總會發生；但我們無法預測什麼時候發生。這裡，對歷史和社會形態這種混沌現象來說，我們根本無法預測工業社會是否在這個時間段內發生；但我們知道它在某個時刻某個地點一定會發生。具體在什麼地點什麼方式，那是根本不可能預測的。

            依照這樣的一個思路，我們就可以確定李約瑟提出的中國為什麼不能發生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我們會在下邊的章節中探討這個為什麼它是個偽命題。

            以上的列表所描述的意識形態演化史就是這樣一種歷史和社會現象。各個地區因為受到文化交流的影響並不一定表現的如此表所列舉的嚴格對應，如歐洲在公元1000年就開始了商業革命，殷商時期只是中國半人半獸神崇拜的萌芽期並沒有與青銅時代呼應；但我們知道大致的這樣一個理想的模型就是以這樣的一種形式存在的。我們在後邊的章節詳細分析為什麼這麼對應和呼應沒有發生。我們只是知道某件事情一定會發生，但並不表示我們知道它什麼時候發生，以何種形式發生。對長期事件的不可預測性，是混沌理論的數學推算告訴我們的。

            我們知道中國的青銅時代集中在殷商時期，意識形態的信仰特徵是半人半獸神崇拜的萌芽時期。中國的社會形態直到鐵器技術的帝國時代來臨，表現出的意識形態也是一種半人半獸神和佛教、道教的多神以及儒家塑造的天子的一神崇拜和人文主義的混合模式；這個特徵在《西遊記》裡也有很突出的表現。而一神方面，也表現為以儒家的社會等級為準的“天子”的一神崇拜觀念，或“人命關天”這一類的人文觀念。出現這樣的特徵和格局，也非常有趣；它表露着中國社會建構的特徵和氣質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的複雜特徵。    

華文世界裡的歷史學者通常都會用一句原始社會來囊括先秦以前幾百萬年的人類歷史。這種做法和說法深受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左右。如果我們有了大歷史的觀念，用上表所列的技術時代、經濟生活、社會組織形式與意識形態的術語來表述，大概更來得翔實貼切一些。

4

            迄今為止我們關於武王伐紂的這段歷史多來自《史記》中的記載。而《史記》的記載明顯參考了許多《尚書》和《左傳》等先秦典籍；而離開了《尚書》、《左傳》等先秦典籍的《史記》多有不可信任的描述。

            而《走出疑古時代》的作者把科學的懷疑精神和驗證過程視作無用功，說明的是今天的我們仍處於中世紀的哲學觀或意識形態的統治之下。以這樣的意識形態來看待我們今日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就很難認識到殷周革命也是上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實質

            我們知道《尚書》大多也是戰國時期儒家的偽作。這點郭沫若早年好好做學問的時候也大多做了考證並得到同行的大致認可，在《先秦天道觀之進展》中做了很好的描述。他說“在現今傳存的《尚書》中，所謂《虞書》和《夏書》都是戰國時的儒者假造的；這成為了定論。就是《商書》除掉殷末的幾篇而外，也都大有問題”。

郭沫若先生沒有區分“帝”和“神”的觀念並加以探討；把卜辭中的上帝統統理解為至上神；這點有些遺憾。今人的“神”的觀念，應該也只是周人才有；殷商人只有“上帝”的觀念而沒有“神”的觀念。卜辭中經常有祭祀上帝之後對星辰風雨等其它靈進行陪祭。漢代的戴聖也說殷商人“先拜鬼，後拜神”也是指的這個意思。這也就讓古往今來的學者都沒有區分這種觀念上的差異，而把這種陪祭的“靈”理解為神；而把殷商人拜的祖先理解為“鬼”。甲骨文發現以來的大學者羅振玉注意到了“申”字不像《說文》裡邊解釋的也可以當“神”字來用。這點我們在後文解釋。

殷商人大概是在晚期受周人影響，開始被“天、神、天神”的觀念入侵。這就引起了商紂王之太爺爺“武乙射天”一類的意識形態鬥爭的故事。《史記·殷本紀》中記載：“帝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搏；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

以意識形態演化史的觀念或理論來看待中國神話，在新石器早期和中期，超自然力量的觀念發展到了圖騰崇拜的觀念就是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東亞土地上出現了崇拜太陽神“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十個部落（也可能不止十個部落，但初民的數字觀念可能限制了他們對十以上數字的想象力）到了新石器後期和銅石並用時代，又再次發生了一次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殷商人開始侵凌圖騰崇拜的太陽神部落。《山海經·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在一個具有祖宗崇拜的地區，說我的祖奶奶是你的祖上日神的母親，這是一個多麼大的意識形態優勢和侵凌啊！我們本着這些線索，就能夠明白《山海經·海外東經》：“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這是說某個地方的人同時接受十個太陽的聖光普照。《左傳·昭公七年》：“天有十日”。《楚辭·招魂》：“十日代出”。《太平御覽·卷四》引用古本《竹書紀年》說胤甲時“十日並出”。 《呂氏春秋·求人》：“十日出而焦火不息。。。。”說的都是意識形態的鬥爭。有意思的是，周人說自己是帝嚳元妃姜原的後代；而說殷商人是帝嚳次妃羲和和常羲的後代。羲和為十日的母親；常羲為十二個月亮的母親（《大荒西經》：“有女子方浴月。帝俊妻常羲，生月十有二，此始浴之。”）。

            我們把意識形態演化史的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觀念加入中國古代神話就能夠明白后羿射日的神話，很可能是這十個崇拜太陽的部落之間的兼併戰爭。而最後殷商人的高祖帝嚳“日月俊生，。。。帝俊乃為日月之行”（李零：《長沙子彈庫戰國楚帛書研究》中華書局1985年第64~69頁）而“帝嚳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曰俊”（《初學記》卷九引《帝王紀》）最後統一了這十個崇拜太陽神的部落並合併了其信仰。所以殷商人的帝在死後的廟號都帶有“天干”的一個字。張光直認為殷商的帝位的繼承就是出自這十個部落之一的帶有母系社會特徵的舅甥繼承順序。顯然，殷商早期的意識形態鬥爭，以半人半獸神為特徵，與圖騰神的鬥爭是既有聯合又有鬥爭。

殷商人除了把自己的先祖理解為具有超自然力量的“上帝”之外，其它的都應該只是靈。這些其它的“靈”的觀念，傳承自舊石器時期的萬物有靈論。舊石器時期的“靈”的觀念與後來的“神”的觀念有些類似的地方；也有某些特定的超自然力量的靈。這也是周以後或後來的道家發展出來的“玉皇大帝”和“小神”的觀念。這種行為在漢代被戴聖罵做“先拜鬼，後拜神”（鬼為殷商人死去的祖先，即上帝）。在殷商的萬國時代，殷商人稱做“方”的時代，各個方國有自己的意識形態和不同信仰，不同崇拜對象是顯而易見的。“虎方”、“人方”、“鬼方”都不是今天的人能夠理解的一套信仰和觀念（比如對虎食人卣的理解）；但各個方國的信仰互相影響也應該是確實的。對於殷商人來講，上帝就是他們的祖先神兼至上神，陝西師大的王暉教授對此在其《商周文化比較研究》中有過充分的論證。殷商人沒有神的觀念而只有上帝下帝的觀念，那申字在甲骨文中是否有許多學者所認為的做“神”字的意義來解釋的呢？有多少呢？答案是體例極少而又多有不恰當之處。比如被郭靜雲在《由商周文獻試論歷史時間觀念之形成》中引用的《合集》9503和羅振玉在《殷墟書契考釋》第4-5頁引用的《合集》27164，我查到的甲骨文照片都是沒有釋讀的模糊不辨的拓片。二位釋讀的結果是這樣的：

                        （呼）申耤在明，受有年？  《合集》9503

                        （呼）申，弗其受有年？      《合集》9503

                          丙卜，歲迪申？茲用                        《合集》27164

            郭靜雲在其論文《由禮器紋飾、神話記載及文字論夏商雙嘴龍》中盛讚羅振玉認為的甲骨文中“申”字只當作地支來用的精確性。以上的幾個例子是唯一目前看到被釋讀為神的涵義的資料。我很支持羅振玉的觀點認為甲骨文的申字不含有我們現在理解的“神”的涵義。同時郭靜雲也認為《說文》中對“申”的解釋為閃電，也是不對的。漢代《說文》的解釋有許多錯誤，這也是公認的。郭靜雲認為甲骨文中的申不是閃電的樣子而是自二里頭文化以來的雙嘴龍形象。簡化的龍的形象，在頭尾均有雙嘴，象徵着夏商以前人們信仰的夔龍、雙虎、饕餮的神以吞吐的方式來殺人，來生下具有“神性”的人的觀念。“神吞以殺，神吐以生，故吞吐為神的主要機能”。

            神字在武王克商後的第十代西周曆王的“宗周鐘”上最早出現，“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也有說宗周鐘是第二代成王時期作品。或許神的觀念在周人中可能早就流行；但並不能說在殷商人中也流行。能夠確定的是歷王以後才有“神”的觀念。殷墟中也有出土玉琮這種代表“天圓地方”觀念的玉器；但並不能說明殷商人也信仰天；很有可能只是戰爭俘獲的良渚文化玉器；是良渚人的信仰。這種各地區不同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的較量，也是殷周之間形成較量並以罵人“鱉孫兒”、“龜孫兒”和“不服周”等語彙傳遞下來的例證。

            殷商人不信“天”的觀念至少有三處史跡記載。《史記·殷本紀》有武乙射天；《史記·宋微子世家》有戰國時期的宋王君偃射天；《戰國策·宋衛策·宋康王之時有雀生𪇥》也記載康王“射天笞地”是為了“威服天下鬼神”；這些都說明了殷商人沒有天神為至上神、主宰神的意識形態。《呂氏春秋·貴直論·過理》也描述宋王射天，方法跟武乙射天一樣“鴟夷血，高懸之，射著甲冑”。《西伯戡黎》中也有商紂王面對祖伊的面見直陳反問：“我生不有命？在天？”這些被周朝湮滅的歷史都反映的是意識形態方面在社會轉型期間的爭鬥。紂王在此時與祖伊的對話，有可能反映的是殷商後期的有些人如祖伊接受了周人的意識形態，有天的觀念，但殷紂王沒有接受這個觀念，是顯而易見的。

            殷商人沒有神的觀念，更沒有天即為神的觀念。這是郭沫若先生認定古代典籍《尚書》中講殷商的事情是否是偽作的標準。

            中國北方有罵人“鱉孫兒、龜孫兒、熊樣兒、鳥樣兒”的話。這些話和語彙能流傳至今，大概跟殷周之變時殷人跟周人的敵對情緒有關。有點類似湖北人說的“不服周”的語彙能流傳至今一樣。楚人因為“不服周”，春秋戰國時期也多有法家諷刺挖苦楚國人的語彙；比如我們大家都知道的“刻舟求劍”、“買櫝還珠”等都是挖苦楚國人的成語。學者們多認為周人所崇拜的圖騰是一種黃色的大型鱉，古代書面語叫黿。在今天的北方大概已經絕跡；現在只在東南亞地區還可以看到。黿比我們現代的鱉個頭要大，體態要園並呈黃色趨褐。說周人是有熊氏的後代其實是黃能（音諾）氏的口耳傳說的訛傳。黃能是什麼呢？《爾雅·釋魚》說：鱉三足，能；龜三足，賁。所以《左傳·昭公七年》：“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熊如何能入了羽山的水淵呢？所以《左傳·釋文》說：“熊一作能，三足鱉也。”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現代人罵人說鱉孫兒、龜孫兒、熊樣兒都來自殷商人罵周人的語彙。而周人回罵殷商人的就是鳥樣兒了；因為殷商人自稱是“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說鱉孫兒龜孫兒，跟今天人自稱炎黃子孫或中華兒女一樣，都是一種圖騰的崇拜；是一種本身自豪的褒揚之詞；但後來被殷商人視作貶義了。順便提一下，學者們有這種看法，是有大量文獻證據支持的；我只提了一二。但網上有許多業餘歷史學家不同意這種看法，主要原因是郭沫若引用的“我姬氏出自天黿”這句話是出自《國語·周語下》，是論及一段天上星宿的話因而被業餘歷史學家認為是郭氏出了錯。關於周人的崇拜對象是黿龜的話，古代典籍中有很多。除了上邊所述之外，《西伯戡黎》中周人自己也有記載：“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既訖我殷命，格人黿龜，罔敢知吉’”注意這裡的記載是周人依照自己的觀點記述前事，所以才會有“格人黿龜，罔敢知吉”的話。

            周人與殷商人是兩個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族群，這些例子足以看見。“有周代殷”的過程，最先發生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鬥爭。據謝選駿先生考證，甲骨文發現的“易”書在文王出生前的2~3百年間已經有從八卦到六十四卦的演變。《史記·周本紀》說是文王被拘押在羑里時所創，顯然不是事實。起碼只是當時周人自己捏造的信仰。《周易》的主導思想，也是要打破殷商時期人們信仰的因為“子承父業”，所以“血緣定命”的思想。在那個時代，你的父親是幹什麼的，你的命運也就被決定了。“命”是定數，“易”就是要改變原來的“定數”。

據傳《易》分三部。《周禮·春官宗伯·大卜》說：“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鄭玄注釋：“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周曰周易”（《周禮註疏》 頁1023~1024）《連山》《歸藏》今已不存，究其原因，恐怕也與孔子抱怨“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論語·八佾》）孔子距離武王克商不過5~6百年，而“殷之先人，有冊有典”（《尚書·周書·多士》）。為什麼到了孔子5~6百年後就“文獻不足”呢？顯然這讓我們可以大膽推測，周公為留《周易》有可能也幹過“焚書”之事。這是意識形態鬥爭必然會發生的事。讀《尚書·周書·多士》，那教化和洗腦的語氣躍然紙上。為洗腦成功而焚書，我猜測是大有可能的。

“德”的觀念也是周公所創。小邦周滅了天邑商，據記載也就是在短短的一個多月之中。這讓周人誠惶誠恐，惴惴不安。周公旦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尚書·周書·召誥》）字裡行間，誠惶誠恐可見一斑。所以周公創建了“德”的觀念，說商紂王沒有“德”才失去了江山。這是中國最早的以史為鑑的說法。他創造了一組意識形態：第一是“天命靡長”（《詩經·大雅·文王》）；第二是“皇天無親，維德是輔”（《尚書·周書·蔡仲之命》）。這種觀念一直流傳至今，所以今天還到處有人說“以德服人”之類的鬼話。而對周公一直也是以最高的德性的傳說和記載下來的故事來褒揚。曹操所謂“周公吐哺、天下歸心”也在此意。

殷周之變是一場革命，毫無疑義；而且是一場意識形態的革命；是一場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導致了我們今天的人們因為是處於周人的意識形態框架之內，已經無法完全理解殷商人們的想法。也因為我們繼承下來的周人的文化框架，使我們面對西方傳來的新的人文人本框架，有種江湖爭鬥的“不服周”之氣節。多數人不明白文化的演進特性；比如今天的我們把一年分為春夏秋冬四個季節；而殷商的人們卻只有春秋兩個季節。這也就是孔子編書以《春秋》命名來表示紀年的方式。對於四方風 ，商代已經各有名稱，依東南西北分別叫做“協、微、契、伇”（《合集》14294、14295、30399），今天恐怕於丹這類學者，也不一定知道了。在希臘神話里，處於青銅時代的人們也有對應的風或主管風的靈的名稱：Eurus(協)、Notus(微)、Zephyrus（契）、Boreas（佚）。這也說明了青銅時代人們思想和意識形態的相似性。

許許多多殷商人的文化與風俗、更重要的是思想，今天已經蕩然無存了，甚至我們不理解搞不懂的多了去了；連殷商人用年來表示豐收，今天都被文化人理解成“年”是一種怪獸。說中國文化五千年沒有中斷，顯然不是學術的用語。今天我們任何一個人要去解讀甲骨文，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要專家來嘔心瀝血地來解讀，說明我們跟殷商文化已經是斷了根基的；更別提夏那個時代的思想了。

殷商人，作為當時工商業方面的翹楚，最早也是由日本學人小島佑馬（西京法學部教授1881 ~ 1966）發現的。他發表在1936年《東亞經濟研究》二十周年紀念號上的一篇文章《原商》（二十卷第三號，1936，p133 ~ 144）最早指出殷商人的祖先王亥是生意人出身；殷商人是有經商的文化傳統的。相比較於希臘文明的商業建構社會的思想和方法，推測上應該有許多類似。而“有周代殷”後，情況就大大不同了。在華夏的第一個禁酒令《尚書·周書·酒誥》中周公對殷人說的一段話，也頗能反映出周人與殷人的不同：“小子惟一妹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周人顯然把“純其藝黍稷”看得異常重要，侍奉父母長輩，也是先把農事做好，然後才殷商人傳統“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人類的商品交換活動，也就是商業行為，最早可以追溯到7萬4千多年前的馬來西亞霹靂州冷港市5公里以外的柯塔檀班地區（Kota Tampan）的考古發現。畢業於耶魯大學的馬來西亞考古學家祖瑞娜·馬季德（Zuraina Marjid）經過多年的努力甚至自己掏腰包做了許多年的考古挖掘，在前人柯林斯1938年考古挖掘的基礎上，祖瑞娜團隊發現了一個舊石器製作“工廠”。在這個工廠內發現的上萬件舊石器工具數量如此巨大，不得不讓人推測這是一個以物易物的交換時代。7萬年到5萬年前，是我們前述所說的人類文化大爆炸的時代；人類的大腦和智力水平已經跟今天達到同一個水準。以物易物，顯然成為了社會型動物的陌生人之間處理人情債務的一種本能（debitage是祖瑞娜論文中用的詞，我把它理解為動物行為學中的道德感和人情債）。

大量的考古證據也表明在舊石器和新石器時期的各地社會都存在着一個貿易網絡。貿易是史前人們不可或缺的一項經濟和精神生活。殷商人發展起來巨大的貿易網絡來獲得銅、青銅和龜殼也是自然而然。張光直在研究甲骨文所用的龜殼種類和產地時，也發現大部分都是來自遙遠的外地；其中有中華膠龜（Ocadia sinensis）烏龜（Chinemys reevesi）黃紋龜（Mauremys mutica）閉殼龜屬（Cuora sp.）陸龜屬的池龜（Testudo emys）；這裡只有烏龜是華北原產。

商業發達，才能帶動記賬的需要，才能出現文字。考察世界各地文字的出現，無不跟商業發達到一定規模後，記敘往來賬目和往來賬目發生的前因後果相互關聯。蘇美爾人的泥板也是防止不認賬事件的發生。賬目都封存在泥土裡，只有在發生不認賬的時候才打開封裝的泥板。瑪雅文字的出現也是與當時的商業活動和建造巨大工程密不可分。夏和以前的中國，有陶器上的刻畫符號，這只是文字的前身。待文字要發展出成為有體系有規模的程度，非得經過一個頻繁漫長的交換和巨大共同工程階段（合作），比如建造城邑、建造金字塔。頻繁到一定規模的商業活動和共同的巨大工程是文字產生必不可少的條件。從這個角度來說，夏和以前的中國歷史發展只有工程沒有成規模的商業，要出現文字是不太可能的。今天我們是可以下這個結論的。

頻繁的商業活動，帶來商業的思想和商業的世界觀。這是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所不具備的看待世界的觀念。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這裡統稱農業文明）要想發家致富，搶奪與掠奪他人，把對方變為奴隸是必不可少的行為認知。而商業文明想發家致富，雖然也學着農業精神，除了搶奪與變對方為奴隸，更重要的是與商業夥伴的誠信和平等對待。《三言兩拍》中的離家遠地經商，收取貨款甚至是來年的事情。沒有充分的互信基礎，是不可能辦到的事。另外離家經商的商人，可以遇見三教九流，社會階層的各個人群。對人性的理解，也遠遠比待在一個村子終生不會離開鄉村的農人，有更通透的認識。中國的哲學思想水平，一直處於農業社會的非黑即白思維，《水滸》、《三國演義》、《西遊記》的思想水平一直徘徊在農人的簡單粗暴中，真正到了康德哲學的水平之上的量化分析方法的哲學是以《紅樓夢》為代表的哲學水準。中國人的非黑即白思維，到今天也沒能達到《紅樓夢》的哲學高度。歐洲也只是在康德出現以後，才在思想領域上獲得了這一巨大的進步。

殷商人的另外一個社會發展水平，體現在青銅冶煉技術。這在當時是極端高超的。西周早期的青銅器仍然帶有強烈的殷商“獰厲”色彩，直到東周開始才改變風格；這是因為周人還不掌握青銅冶煉技術。待到周人從殷商人那裡學會並掌握了冶煉青銅後，我們才開始看到具有了初步人本風格的周代的青銅器。殷商的“獰厲”之美才漸漸消除。

周人滅商以後，殷商人成了亡國奴。《詩經·衛風·氓》中“氓人蚩蚩，抱布貿絲”，氓人就是指的亡國奴。殷商人因亡國受到周人歧視，在當時社會中是一種普遍的意識。這可以從後來法家講的許多故事中看到。“守株待兔”、“拔苗助長”都是諷刺挖苦殷商人做為亡國奴的例子。《莊子·逍遙遊》也挖苦宋人：“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因為歧視殷商人，也就歧視殷商人拿手的工商業。後世為了實現法家“貧民、弱民、愚民、馭民、牧民”的社會建構，推行“重農輕商”政策；這個政策成為後世兩千年中國在周文化框架下的常規。雖然各個朝代、各個時期有馳有緊，但是這個方針政策一直抱櫝如珠。周秦之變以後，公侯伯子的社會等級爵位消失，代之以士農工商的四民社會。而工商卻成為末等社會階級，並時不時受到政府的打擊和壓迫。比如漢初時“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馳商賈之律，然市井子孫，亦不得宦為吏”。對商人的飲食、衣飾、房舍、輿馬皆有嚴格規定。

打擊商業，因商業而起的工業化社會轉型就不可能發生；作為工商業後盾的科技產業更不可能發生。儘管宋代以來華夏土地進入了商業思想革命的前夜和技術開始興起的前夜。（西歐的商業革命幾乎發生在同時）

近代人類歷史上第四次重大事件的科技革命所仰賴的科學家或那時所稱為的工匠精神，本質還是希臘文化的對工匠崇拜的精神。早期喜好鑽研自然原理的牛頓這些人，也都是被人認為喜好工匠巧器的某一類特殊性格的人而已；這與中國社會儒家推崇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個人修養毫無關係，甚至是敵對的。讀《萬物簡史》會看到那些在任何一門科學中做出重要貢獻的人物也都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我們生活中間常會遇到的人。他們也像我們周圍的人一樣充滿了自私、甚至卑鄙與各種人性兼有的愛和真誠；而不是我們在“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思想下塑造的聖人和完人。這些人的精神狀態和仰慕與發家致富的精神動力都源自希臘的能工巧匠代達羅斯情結。

中國社會對商人的打壓和對工匠社會地位的定位，不可能讓中國社會產生牛頓伽利略這類人物。因儒家推崇的“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和意識形態，具有追蹤世界本源的性格怪異的人，比如牛頓這類秉性的人，不可能受到中國社會人們的尊重而卻會被稱為“犟筋”、“獦頭”而受到社會歧視。李約瑟之問其實並無意義。中國社會不具備進入科技革命的任何一項因素。余英時也在其《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的自序中指出資本主義社會在前期和工業化後的資本主義兩大時期中的精神是前後一貫的；但就是缺乏對這種前後一貫的精神的描述和對中國社會商人精神的比較。這種處於商業思想革命前夜的面貌儘管與韋伯說的資本主義新教倫理有雷同和類似，但缺乏歐洲資本主義前夜的社會環境和歷史環境，也是韋伯沒有注意到的，而更也是余英時及現代學者更沒有留意的。簡而言之，英國之所以能率先發展出工業化生產和新的社會生存模式，不僅僅是偶然地發現了煤礦做為蒸汽機的動力資源。歐洲之所以能夠發生人類有史以來的巨大工業化社會轉型和科技革命，我們可以審視以下幾個一系列的因素。我們可以把這些因素看作是社會轉型的準備因素。中國社會對商業的打壓和對能工巧匠社會地位的漠視，和對鑽研某種學問之人的歧視（比如被稱為“獦獠”的禪宗六祖之一慧能其實就是今天說的有性格缺陷的“艮蛋”），對農業的意識形態的推崇和官家社會模式的建構，都讓中國無法走入工業社會。而到今天為止，華文世界裡也沒有幾個人能夠認清和理解現代社會的涵義。中國工業化的道路從同治中興叩門開始到胡溫政府宣布取消農業稅為止，道路何其艱辛，原因也大致如此。僅一個官家社會就成為實現工業化的巨大阻力。

歐洲乃至英國能發生工業化和工業革命，是有以下這些歷史條件做前提和準備的；對此些條件促成的工業革命，韋伯也是深處山中不識山。這些因素部分中國有，但大部是中國所不具備的。

1.           鐵的冶煉及鐵器在歐洲的普及，讓歐洲在公元1000年左右發生了農業革命和隨即而來的商業革命。農業革命的主要標誌是鐵犁的發明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帶來的大型牲畜能夠讓四或八頭牽引的鐵犁在歐洲重壤粘土上進行農業的深耕輪作。春播地、秋播地、休耕地的三田輪作代替了原來的兩輪輪作。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帶來了商業的發達和繁榮。隨即而來的商業革命，指的是思想上的革命，在1200到1700年間蓬勃發展。直到今天我們的商業組織、商業形式和觀念都來自那段時間的奠定。中國的歷史學家以為中國的同一時期的宋代開啟了民眾的現代生活，其實那段時間的歐洲何嘗不是如此。西方文明的現代生活方式和觀念也同樣是發端於那個商業革命時代。不同的是一個社會建構走向了商業為核心的建構法，一個社會仍然堅持了以農業為核心的建構法。商業革命的標誌是思想上認定了商人的勞動也是一種勞動。中國社會對這個價值觀的看法無法比擬。即使到了改革開放時期80、90年代的中國內陸社會，商業暴利也有被視作不道德行為的價值觀念。這不僅僅表現在家兄21世紀移民美國以後的價值觀，也表現在我過去曾經工作過的大型國營農場的幹部們和大學生們。儘管我所工作的農場裡那些從事商業的領導幹部們非常納悶為什麼同樣一家旅館酒店，他們來管理就賠錢；把他們租給農場外邊的人，農場外邊的人就能夠賺錢和盈利。

2.           文藝復興不僅僅帶來了個人本我的能量在藝術和思想領域上的發揮，更重要的是希臘的工匠精神隨之促進產生了大批的科學人才，能夠通過尋找本我能量的發揮而促進科學的發展。天文學、物理學、熱、電、大氣及測量、地質、生物、古生物等等學科的出現和發生，都為工業革命奠定了基礎。這也是中國社會不具備的社會轉型因素。

3.           黑死病的發生造成歐洲人口減少並一直未能恢復，促成儘管新大陸發現後對鐵製品和次生產品在新大陸的強烈需求，卻在因歐洲沒有足夠的人口從事此類商品生產滿足新大陸的商品飢餓感。歐洲必須通過能工巧匠們提高生產製造效率來滿足此類產品的資本家們的發家致富胃口。所以對新技術的興趣在歐洲一直濃厚。這個特點是中國沒有的。一方面中國人口密度一直很高，手工生產基本滿足農業市場的需求。對使用巧勁獲得生產效率沒有興趣和動力；僅被視作因懶惰而造成的“奇技淫巧”。對施“巧勁”的態度是蔑視而不是讚揚，造成了扼殺創新的古老局面。

以上三個因素足以構成混沌事件的發生，讓工業革命的發生變得不可捉摸。更何況還有許多可以羅列的其它因素，比如機械知識的積累與煤礦的產地和分布，社會上存在的這樣一批衣食無憂、有足夠財力去從事自己奇奇怪怪興趣的貴族。所有這些因素都是工業化發生不可或缺的因素。而中國社會一直缺乏這些必要因素，何以能發展出工業化？即使在同治中興開始後發展出了“洋務運動”的工業化叩門事件，但直到今天，能認清這種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的歷史大事件的人又有幾個？鄧小平改革開放後，藉助馬歇爾計劃2.0發展日本經濟的經驗，馬歇爾計劃3.0發展台灣南韓香港等四小龍經濟的經驗，中國藉助馬歇爾計劃4.0成功也僅僅是在最後終於實現了工業化；但商業化革命，仍然如“同治中興”以來的西天工業化取經一樣，充滿了坎坷和磨難。中國實現工業化用了170年的時間，而第二波實現工業化的日本、美國、德國等也都只用了40年，中國商業化的路徑，也需要另外一個170年嗎？

那些滿嘴資本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如何、資本家如何如何的人其實還是沒能理解認清資本主義社會就是工商業社會。現代一詞的涵義，他們沒有理解。他們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現代或現代社會。這種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實際就是一場農業社會向着工商業社會轉型的大時代。這個大時代向着全球蔓延。遭到塔利班這一類的農業社會的傳統保持派的抵抗。現代一詞的涵義，就是指的工業化、商業化和知識資本化。西方能夠發生工業化，也是因為商業化在先已經實現。理解了知識資本化才能理解為什麼現代社會需要的是個人的自由、社會的民主和普遍的人權等價值觀念。簡而言之，現代工商業社會需要人本的意識形態觀念支撐，才能形成人文的社會環境，從而支撐現代社會的種種發明和創新。

那些頌揚保持傳統文化的人，其實並不理解和懂得傳統文化；大歷史家如余英時等現代新儒家尚且如此，一般的平民百姓何以知道中國文化？在社會的變革時代，總有人維護傳統，總有人反對變革，這也是當然而然的事情。但是維護傳統，必然得了解傳統，不能簡單地把西方的民主制度看作是中國的堯舜禹禪讓制度。這是余英時等新儒家缺乏科學精神，缺乏懷疑和驗證精神，知識結構不足，不能夠看穿中國文化深處的內涵和緣起的弊端。從這個意義來講，我們今天中國社會所處的這個社會格局，早在“周公制禮”時代就註定了今天中國的命運，早在“武王伐紂”以後就註定了今天的“洋務運動”會像“同治中興”時代的“改革開放”一樣造就一個新的“甲午之戰”的失敗。而且這次的甲午之戰，能否促成當今工業化之後的商業革命從而跨入知識資本的社會，悲觀的預測，大概也需要像工業化一樣，估計100年的時間。從同治中興時期的“工業化叩門”，到實現知識資本社會的建構，也如上一次“千年未有之大變局”“殷周之變”一樣，經歷幾百年的意識形態鬥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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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從本能到人性再到文化 ------ 歷史的帆船如何駛過溝溝坎坎

            一般來講，社會學家不會像物理學家給力這個概念下一個嚴格的定義那樣給你一個嚴格的定義解釋什麼是社會；政治學家也不會給你一個嚴格的定義解釋什麼是政治。有許多文科的專家們也並不認為人文學科就是科學。猶如我在某社交軟體上遇到的幾個藝術家從根本上就認為藝術本身就是要讓每個人對同一件作品或者同一個事務有不同的理解從而達到藝術性和多項見解的頂峰。他們不知道也不願意知道動物們也具備的藝術鑑賞能力和藝術天才；比如園丁鳥的花園或者孔雀開屏的意義。從人文和藝術的角度來說，這絕對沒有什麼錯；但什麼是藝術，什麼是人文，我們必須有一個統一的認識和描述，才可以界定生物科學所入侵的領地。這樣才可以理解老子很早就說過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之真正意義。韋根斯坦好像也說過類似的話，認為不應該給一件事務做出嚴格的定義，而且你也不可能做到給出一個嚴格的定義。他們否認科學的方法，認為在人文學科，你不可能給、也不應該給社會或者政治這類詞彙下一個定義。人文學科與科學上的物理化學天文地理本質上、根本就是兩碼事。

        這就讓當今的中國主管意識形態的筆桿子們鑽了許多空子，造出許多模稜兩可的名詞比如“供給側改革”、“迴旋式內需”、“摩擦性失業”、“結構性就業矛盾”、“潛力性待業”、 “返鄉創業”等等。

            然而，生物學作為入侵人文科學的大軍已經整裝待發做好了準備來改變這種現狀的架勢。猶如物理上必須定義出公制的毫米、厘米、米、公里來統一各國各地一樣；人文學科也必須給政治、社會、文化、文明等詞彙一個統一的定義；以使在學術層面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至於世俗的標準，我們也沒有必要統一他們。目前浮在人文科學領域裡對文化一詞的定義據說有600多個，那能不能讓生物學家根據目前文化一詞廣泛的應用給出最底層的定義來涵蓋之前的六百多個定義呢？這也是我們在上一章里提到的文化在其它動物行為中也廣泛存在的原因。對社會一詞，儘管社會生物學已經給出了嚴格的定義（同一物種，形成協作關係的一群個體），從而我們可以區分更精確的所謂前社會屬性、半社會屬性這些事實和存在；但自從民國初年由日本引進社會這個詞彙到中國之後，世俗的人民，仍然沿襲傳統文化，把社會這個詞，當作了江湖一詞的同義語。東北人常說的“入了社會”“社會人”都暗暗指的是江湖的涵義；這與傳統上問“你家閨女出門沒有？”一樣有暗中隱藏的涵義（這裡出門指的是結婚、出嫁）。傳統中國社會的“天下”、“江湖”觀念偷換了社會一詞本身的涵義。這樣，這些人理解的社會一詞，不帶有絲毫一頂點兒的“協作”的觀念，而只剩下了“協作模式”的觀念。所以他們理解的社會成為了“同一個物種所形成的協作關係”。所謂關係這種抽象的名詞就可以給不懷好意的人更多做惡的空間。

        不同的社會關係是我們構成不同的社會形態的標準，亦即是我們所說的半社會屬性或者真社會屬性的標準。把社會一詞理解成不同的社會關係而不是協作起來的一群個體，這就在哲學上產生了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二種世界觀的自古至今的、曠日持久的爭鬥。

            談到其它比如文化或者人性這些詞，理解上的南轅北轍就更構成了人類之間爭論與爭鬥的契機。典型的例子可以舉著名的學者秦暉的《文化決定論的困境》這個演講秦暉 文化決定論的困境【完整版】 - YouTube。由於對文化一詞的理解不同，秦暉先生就認為他所理解的文化決定論走入了困境。對社會一詞的理解不同，也同樣引起了關於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爭論與爭鬥。關鍵的點是因為秦暉教授沒有把文化理解為行為學上講的一種行為模式 。我們認為文化是指一個社會的成員間所形成的一種行為模式；當然這個模式包括行為的和行為背後的心理的。如果這個行為只是某個人的，我們說這是其個人的習慣；如果這個行為是局限於某一塊小的區域，比如一個村莊或者一個地區，我們說這是風俗；如果一種行為模式瀰漫在了整個社會，我們才說這是這個社會的文化。而社會由小型、簡單型進入了大型、複雜型之後，文化的涵義就又顯得模糊了。比如人類歷史發展進入了帝國時代，王國時代之後，文化的概念，被帝國所覆蓋的不同文化和地域都被劃入版圖；於是帝國內的文化就更顯得複雜和多樣化。

            帝國從王國演化而來，覆蓋了不同文化族群的多種社會、多種信仰或意識形態。在我們討論遠古歷史的分期與意識形態的演化時，我們非常有必要把這些概念，整理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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