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華人的教育平權是誰的功勞？

七月 01, 2023

前言：

教育平權是華裔推動公正的目標之一。

通過對教育的維權與平權，從而實現美國社會更全面更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權益，也直接影響與幫助了美國的下一代整體上的教育權益。

華裔美國人在美國的爭取民權的抗爭中，是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在這次民主黨推波助瀾的BLM（黑命貴）的暴亂中，
因為一些華二代的言行，讓我驚訝地發現，美國現在的學校教育，出於左派的邪惡目的，對【華裔美國人在美國的爭取民權中的作用】，壓根就不講、不教育！

這導致許多華二代對自己的先輩的歷史完全無知，更是把華人的教育平權當成了非裔的功勞。

 正文：

Joseph Tape

 1884年的華人維權：

1884年，華人趙洽一家狀告舊金山市學監和加州學監（Tape v. Hurley）案，開啟了美國華人為美國公共教育維權平權的先例。

1860年，在加州舊金山教育學監莫爾德（Andrew Jackson Moulder）（南方人，民主黨）的強力推動下，加州議會通過了禁止有色人種孩子入學公立（白人）學校的法律。該法律第八條規定：“黑人，蒙古人種和印第安人不許進入公校。”

（蒙古人種即是指華人）

在當時，加州的地區教育經費是根據當地白人學齡兒童人數撥款。也就是說，儘管有色人種和白人一樣是納稅人，一樣地納稅，但在加州的公共教育系統——公校根本就沒把有色人種的孩子包括在內。

（1859年9月舊金山教育局曾經建立了一所華人學校，但4個月後以缺少經費為由，將其關閉，此後教育局對華人要求有學校一事始終不予置理。）

通俗地說，就是從一開始，非裔、印第安人與華人一起是被排除在美國公校教育之外。

其實華人當時在美國是已經開始創辦有中文學校的，在美國最早的學校之一是於1850年代由教會在舊金山開辦的。

但從社會公平的角度來說，將華裔美國人排除在美國公校之外，顯然是不公平不公正的。

1882年，國會通過了《排華法案》，該法案禁止華人移民10年，並阻止所有華人成為歸化公民。

隨着排華法案的出台，公立學校更加禁止華人入學。

在這種似乎力量對比極其懸殊的情況下，在這種看似不可被挑戰的情況下，

華人趙洽一家對此發起了這件歷史性的訴訟，迫使舊金山市和加州不得不對所有種族的學生打開了公立學校的大門。

（父親趙洽（Joseph Tape）中國出生的移民，母親瑪麗（Mary）中國出生的移民，中間的女孩叫梅蜜（Mamie）就是引發此案的小女生，另外兩個小孩是Frank和Emily，他們都是在美國出生的華裔美國人。）

 1884年9月的一天，母親瑪麗帶着8歲的女兒梅蜜到“泉水谷小學”（Spring Valley School）註冊入學。

但當時的小學校長赫麗（Jennie Hurley）在請示學監莫爾德之後，拒絕了8歲的梅蜜的入學。

隨後，【華人趙洽一家】對此發起訴訟，在得到教會與白人律師的幫助下，幾個月以後，法官James Maguire判決原告勝訴。

在判決書裡，法官引用憲法第14修正案，加州的法律和華裔美國人納稅的事實，判決Mamie應當被公立學校接收。

加州的學區委員會敗訴後將此案上訴到加州最高法院。

加州最高法院審理以後，維持了法官Maguire的判決。

至此，這個官司贏了，而華人的子女們因此才獲得了在美國公校接受教育的權利。

 在這個過程中，華人的教育權益得到了誰的幫助？

——華人自己、教會、正義的白人律師。

非裔？
對不起，他們此時自己都沒搞定自己的教育權益。

——所以，華左們所忽悠的“華人在美國獲得的教育權益改善，基本依賴黑人領導和推動下的力爭”，完全不懂歷史的胡說八道兼無恥忽悠！

正是依賴於此案，使得當時的加州政府不得不把其它種族的學生納入到公立學校系統中，不得不為其它種族的居民的下一代提供學校（儘管一開始是分開的學校），

——而非裔也連帶着因此得到公校教育的機會。

 華人黃金德

 通過這起起訴案，我們能看到，

我們華人的先輩們，1.使用法律手段，2.使用媒體發聲，3.永不怕事。

正是在這樣的華人先輩的努力下，才一點一點地構建出今天的美國的教育平權現況。

1884年的Tape訴Hurley案在時間上和實質上都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案例，特別是在當時非裔美國兒童被視為公民，而華裔美國兒童尚且被視為外國人的不利情況下。

而對華裔美國兒童的公民權的維權，仍然是由華人自身來完成的，

1898年的 黃金德訴聯邦（United States v. Wong Kim Ark）169 U.S. 649 (1898)，根本性地確立了“出生公民權”，而這個維權對移民非裔的下一代的公民權也是至關重要，

——沒有華人黃金德的努力，奧巴馬將連投票都沒有資格參與，更不用說參與競選，甚至當上總統。

在1884年的華人維權後70年，
——1954年，布朗訴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 347 U.S. 483 ，1954）獲勝，種族隔離情況終於得到扭轉。

在這個70年間，華人對教育維權依然是前赴後繼，為更全面更平等的教育平權一再展開努力。

 Jue Gong Lum

 1927年的華人Jue Gong Lum一家起訴密西西比州玫瑰帶鎮（Gong Lum, et al v. Rice et al (275 US 78)一案，就是一個典型。

在這個案例中，為了讓華人的下一代得到進入公校的平等權益，而不是僅有進行特別開設的華人學校的權益（即所謂的“隔絕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種族隔離制度），華人的先輩們對此進行維權抗爭。

但在當時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構成下，不幸敗訴了

（所以最高法院大法官是否是保守派非常重要）

在此案敗訴後，1936年，當地華人集資蓋起了第一座華人學校 （Chinese Mission School）的校舍, 當地教會——浸信會出資建了宿舍。

1927年的起訴，不幸失敗了，但它是屬於那個反抗種族隔離的時代中的一部分，甚至是最早的那一部分。

Jue Gong Lum一家的故事告訴我們：

美國華人在美國不是過客。

我們的華人先輩們，在當時極其惡劣的環境下，依然通過法律手段，通過不斷地對外發出聲音，一步一步地爭取平等權利，包括平等接受教育的權利。

美國華人的教育維權，從來就是美國歷史主流中光明與黑暗、偏見與公義之爭的重要組成部分。

華人不是價值觀平等保護的僅僅的得益者，而是對不平等的直接抗爭者，對廢除種族隔離的巨大貢獻者，華裔美國人在美國的爭取民權的抗爭中，是占有不可忽視的地位的！

倒打一耙的非裔

在轟轟烈烈的民權抗爭運動中，各個種族的民眾，都因為不同種族的先輩們的抗爭，而使得後世得以享有更全面更平等的教育權益。

但很快，在1968年之後，非裔社區就淪為了與種族歧視者蛇鼠一窩的了，他們也因此開始走向了歷史的反面。

1978年全國有色人種發展協會（NAACP）對舊金山聯合學區提出了集體訴訟，認為學校族群比例差別造成了種族教育歧視。

1983年，加州地方法院同意此案訴訟內容，要求任何一個族群不得在學校獨占多數人群，規定每個學校至少要有四個族群的學生，常規學校單一族群學生人數的比例不能超過45％，特殊學校單一族群學生人數的比例不能超過40％——從而實現了“種族配額”這種新形式的種族歧視。

1994年，針對族裔配額錄取政策，亞裔美國法律協會代表三名華裔兒童，向舊金山聯合學區提起了訴訟，

1995年1月19日，更是將舊金山全國有色人種發展協會（SFNAACP）和舊金山聯合學區加在一起列為被告。

沒有錯，就是這個民權運動中非常有名的，並且現在還存在的非裔組織——全國有色人種發展協會（NAACP）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U. S

這個打着“有色人種”，但其實只關注於非裔的組織，再次暴露出非裔在民權運動之後，已經從為全美國的各種族的平等努力，演變成自私狹隘的另一種種族歧視與隔離。。

事實上，在整個197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對於非裔來說，種族隔離的界定都僅僅被視為非裔美國人和白人之間的問題，華人的問題從來沒有在非裔運動的主要考慮範圍之內。

 糾正？

 而在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之後，美國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總統的行政命令而進行的所謂“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簡稱AA），

其出發點很美好，為了把少數族裔從歷史帶來的不利地位中提升出來，實現社會的平等。

並因此認定，對於過去受到歷史不利影響的族裔（但實際操作中其實僅僅有非裔受益），只給他們公平的競爭機會是不夠的，認為只有提供“積極的幫助”，他們才可能克服不利因素，實現實際上的“平等”。

但是事實上，這種人為的“積極幫助”，卻是由一個歷史過去的不公平，創造出更多現在的不公平，

——即，用另外一種歧視來試圖“糾正”從前的一種過去的歧視。
更何況，這種不公平/歧視是施加在除非裔/拉丁裔之外的不公平/歧視。

由於舊金山華人移民的歷史原因，當地的華裔美國人已成為最大的少數族群。

而當地洛厄爾高中（Lowell High School）是非常優秀的學校，而做為家庭教育非常重視教育的華裔青少年自然學業優異，大量考進這所高中，，而在舊金山學區學生配額分配標準中，顯然這違反了規定——於是一個華裔的孩子即便學業優異，但就是不能進入期望的學校了

——因為種族配額的問題，

而誰創造出這個“種族配額”的問題？

——非裔

在1995年，美國華人起訴舊金山全國有色人種發展協會（SFNAACP）和舊金山聯合學區後。

地方法院和第九巡迴法庭均表明，如果進入審理被告必敗無疑。

最後，被告被迫達成和解，

1999年，William Orrick法官決定取消1983年的同意法令，停止使用種族配額錄取學生，並在2002年之前終止該法令的所有規定。

至此，加州的華人學生終於再次戰勝了種族歧視，獲得了他們應有的教育權益。。

 那麼，

 那麼，讓我們再問一次：

華人的教育平權是誰的功勞？

答案大家自己回答。。。

1884年，華人趙洽一家狀告舊金山市學監和加州學監（Tape v. Hurley）案，開啟了美國華人為美國公共教育維權平權的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