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真的很難搞嗎，工人階級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居然搞不好足球，其實是天大的笑話。

當今征戰在英格蘭各級聯賽的百年俱樂部中，其中不少有着工人階級的基因。因為工人階級不僅是革命的先鋒隊，也是現代足球的先鋒隊。

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足球天然具有工人階級的屬性。一個足球和簡陋的場地，加上十一個人的社區活動，這些都是工人階層發展足球得天獨厚的優勢。

現代足球知名俱樂部有個共同點，如英國曼徹斯特與利物浦，西班牙巴塞羅那，德國慕尼黑，法國馬賽，意大利米蘭，它們都是這個國家重要的工業城市。

更有力的佐證在於，一些中上階層甚至用厭惡足球來表達自己的身份。一九七九年，撒切爾夫人大幅削減工人福利，給英國足球帶來致命打擊。

這樣的行為其實在英國中產階層中並不鮮見，這是中上階層很多人對足球的心態，足球就是下等人和流氓的運動。

工人階級玩足球，中產階級玩板球，貴族玩馬球，這是對英國體育的一個簡單概括。

南美阿根廷人的足球，則更有意識形態的意味，無論是馬拉多納還是薩內蒂，都是名副其實的工人階級鬥爭的支持者。

當人們開始接受足球對中國社會階層的意義的時候，就會真正明白中國足球的死穴不在於足協的“炫耀式腐敗”和“自殺式管理”，而三十年前，那場中國社會整體的變遷，才是始作俑者。

東北大下崗

在古典社會學的經典表述中，工業化伴隨着城市化，人們從“共同體”中脫域出來，進入“社會”，農民成為工人，成為了可以自由流動的勞動力商品。

這一資本主義工業化進程必然攜帶着文化改造的過程，把個體從傳統宗法社會和農業生活世界中剝離，改造為城市中的“工業人”，工人階級的文化隨之產生。

一九五零年，紫禁城太廟被改建為勞動人民文化宮，由毛澤東提名落成。

同年十月，在上海，原上海商業中心地段跑馬廳的東方飯店被改為上海市工人文化宮，由時任上海市長陳毅題詞“工人的學校和樂園”，今位於西藏中路一百二十號。

社會主義的空間再造，直接反轉了中國城市原來的社會權力關係和空間屬性，占據社會大多數的工人文化開始走上歷史的主舞台。

而位於這場文化潮流衝擊中心的，是因有毗鄰蘇聯的地緣條件和日據時代建立的工業基礎，擁有得以展開國家工業化進展原初空間的中國東北。

伴隨東北城市化的，是高度發達的工人文化宮、俱樂部系統和以文工團為主的專業文藝團體。

四十年後，一九九零年，中國東北風雲突變，有人說，那是一場血淋淋的階層分級。並且衍生出了“拼命進入體制”的風潮，這種工人階級當年的自救途徑在今天重新煥發出生命力。

受中國經濟轉型的影響，產能過剩、重複建設和低效率的東北地區開始了一場空前規模的下崗風暴，以大型國有企業為代表的傳統製造業成為潛在的下崗主體。

僅遼寧省的下崗人數就達到了一百九十萬以上，超過了當時的全國下崗人數的總和。

大下崗後，東北人口大量外流和經濟破敗，“共和國長子”被重構為“現代化”共同體的邊緣地帶。

包括足球在內，這些業餘文藝活動本來是工人的日常行為，但如今不得不把自己轉變為臨時僱傭的“文化勞工”，所有的生活和選擇開始走向“自負盈虧”。

工人這種身份認同隨着各大企業的改制、解體逐漸消失，工人的生活聚落也因為城市爆炸式發展而被打散。

這是中國早期城鎮化沒有形成像歐洲國家足球文化的原因，企業更新換代快、城市更新快，不足以讓一群“外來者”形成相互認同的聚落。

中產階級的選擇

不得不承認的是，中國足球是屬於中產階級的活動，在上個世紀末，足球甚至可以幫助可以完成一定程度的階層上升。

那時候，即使因為沒有足球天賦被淘汰，也可以回來繼承工人的身份。

中國足球和其他奧運項目不一樣，靠的不是一窮二白的人，而是大城市的國企工人廠礦子弟和體二代。

在那個年代，中國的工人階級擁有比其他階層更穩定的空閒時間，有更集中的活動社區，有着肉蛋奶的大量攝入，還有穩定的組織和強大的向心力，他們是絕對的中國體育事業的後備主力軍。

拎出韓日世界盃國足的首發名單不難發現，幾大主力球員幾乎都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前幾的經濟發達大城市。

江津、吳承瑛、祁宏是上海人，徐雲龍是北京人，李霄鵬是青島人，李瑋鋒是長春人，同為東三省的還有瀋陽的肇俊哲和李鐵，唯一差點的是鄭州人杜威，但他本身卻是體二代。

你無法想象，今天北京、上海的中產家庭去讓孩子去選擇踢球。

這樣的情境只會出現在當時那個特定的社會模式，有人為的保障給他們托底，沒踢出來也不會階級滑落，現在這已經不可複製。

由於中國足球訓練體系的匱乏，要找到一定水準訓練條件，只有中產以上的家庭才能承受，而一旦中產家庭的財力真能達到提供一門專業體育訓練的程度，基於模仿上層階級的習慣，他們又會本能地會選擇網球、高爾夫、滑雪、擊劍這種“精英感”十足，更能標示自己身份的體育運動。

實際上，對於中國如今的中產階級而言，是幾乎不可能把自己家庭的孩子的未來與中國足球綁定的。

他們盼望着孩子通過教育完成階層上升，根本不會把家庭的精力財力投入到足球中去，機械化的教育占據家庭的主體。這一點，其實無可非議。

中國足球的興旺與工人呈正相關，與“做題家”負相關。

這就形成了中國足球的尷尬局面，最適合參與足球的人群並不願意參與足球運動，這種愛好和經濟地位的錯位，使得中國足球只能是無根之木。

中國足球真正的發展不能寄希望於開明的官僚或者“萬能”的市場，人們不得不充分認識到足球這項運動的階級性，認真發展好基層社區足球文化，建設好足球訓練體系，才能辦好這項工人運動。

但現實是我們無法做到，這是中國足球各種弊病產生的根源，如今的時代，越來越多的新生代工人被局限在工作的繁蕪中，工人們甚至不惜牛馬自居，中國足球又能到哪裡去找到屬於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