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球真的很难搞吗，工人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居然搞不好足球，其实是天大的笑话。

当今征战在英格兰各级联赛的百年俱乐部中，其中不少有着工人阶级的基因。因为工人阶级不仅是革命的先锋队，也是现代足球的先锋队。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足球天然具有工人阶级的属性。一个足球和简陋的场地，加上十一个人的社区活动，这些都是工人阶层发展足球得天独厚的优势。

现代足球知名俱乐部有个共同点，如英国曼彻斯特与利物浦，西班牙巴塞罗那，德国慕尼黑，法国马赛，意大利米兰，它们都是这个国家重要的工业城市。

更有力的佐证在于，一些中上阶层甚至用厌恶足球来表达自己的身份。一九七九年，撒切尔夫人大幅削减工人福利，给英国足球带来致命打击。

这样的行为其实在英国中产阶层中并不鲜见，这是中上阶层很多人对足球的心态，足球就是下等人和流氓的运动。

工人阶级玩足球，中产阶级玩板球，贵族玩马球，这是对英国体育的一个简单概括。

南美阿根廷人的足球，则更有意识形态的意味，无论是马拉多纳还是萨内蒂，都是名副其实的工人阶级斗争的支持者。

当人们开始接受足球对中国社会阶层的意义的时候，就会真正明白中国足球的死穴不在于足协的“炫耀式腐败”和“自杀式管理”，而三十年前，那场中国社会整体的变迁，才是始作俑者。

东北大下岗

在古典社会学的经典表述中，工业化伴随着城市化，人们从“共同体”中脱域出来，进入“社会”，农民成为工人，成为了可以自由流动的劳动力商品。

这一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必然携带着文化改造的过程，把个体从传统宗法社会和农业生活世界中剥离，改造为城市中的“工业人”，工人阶级的文化随之产生。

一九五零年，紫禁城太庙被改建为劳动人民文化宫，由毛泽东提名落成。

同年十月，在上海，原上海商业中心地段跑马厅的东方饭店被改为上海市工人文化宫，由时任上海市长陈毅题词“工人的学校和乐园”，今位于西藏中路一百二十号。

社会主义的空间再造，直接反转了中国城市原来的社会权力关系和空间属性，占据社会大多数的工人文化开始走上历史的主舞台。

而位于这场文化潮流冲击中心的，是因有毗邻苏联的地缘条件和日据时代建立的工业基础，拥有得以展开国家工业化进展原初空间的中国东北。

伴随东北城市化的，是高度发达的工人文化宫、俱乐部系统和以文工团为主的专业文艺团体。

四十年后，一九九零年，中国东北风云突变，有人说，那是一场血淋淋的阶层分级。并且衍生出了“拼命进入体制”的风潮，这种工人阶级当年的自救途径在今天重新焕发出生命力。

受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产能过剩、重复建设和低效率的东北地区开始了一场空前规模的下岗风暴，以大型国有企业为代表的传统制造业成为潜在的下岗主体。

仅辽宁省的下岗人数就达到了一百九十万以上，超过了当时的全国下岗人数的总和。

大下岗后，东北人口大量外流和经济破败，“共和国长子”被重构为“现代化”共同体的边缘地带。

包括足球在内，这些业余文艺活动本来是工人的日常行为，但如今不得不把自己转变为临时雇佣的“文化劳工”，所有的生活和选择开始走向“自负盈亏”。

工人这种身份认同随着各大企业的改制、解体逐渐消失，工人的生活聚落也因为城市爆炸式发展而被打散。

这是中国早期城镇化没有形成像欧洲国家足球文化的原因，企业更新换代快、城市更新快，不足以让一群“外来者”形成相互认同的聚落。

中产阶级的选择

不得不承认的是，中国足球是属于中产阶级的活动，在上个世纪末，足球甚至可以帮助可以完成一定程度的阶层上升。

那时候，即使因为没有足球天赋被淘汰，也可以回来继承工人的身份。

中国足球和其他奥运项目不一样，靠的不是一穷二白的人，而是大城市的国企工人厂矿子弟和体二代。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工人阶级拥有比其他阶层更稳定的空闲时间，有更集中的活动社区，有着肉蛋奶的大量摄入，还有稳定的组织和强大的向心力，他们是绝对的中国体育事业的后备主力军。

拎出韩日世界杯国足的首发名单不难发现，几大主力球员几乎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前几的经济发达大城市。

江津、吴承瑛、祁宏是上海人，徐云龙是北京人，李霄鹏是青岛人，李玮锋是长春人，同为东三省的还有沈阳的肇俊哲和李铁，唯一差点的是郑州人杜威，但他本身却是体二代。

你无法想象，今天北京、上海的中产家庭去让孩子去选择踢球。

这样的情境只会出现在当时那个特定的社会模式，有人为的保障给他们托底，没踢出来也不会阶级滑落，现在这已经不可复制。

由于中国足球训练体系的匮乏，要找到一定水准训练条件，只有中产以上的家庭才能承受，而一旦中产家庭的财力真能达到提供一门专业体育训练的程度，基于模仿上层阶级的习惯，他们又会本能地会选择网球、高尔夫、滑雪、击剑这种“精英感”十足，更能标示自己身份的体育运动。

实际上，对于中国如今的中产阶级而言，是几乎不可能把自己家庭的孩子的未来与中国足球绑定的。

他们盼望着孩子通过教育完成阶层上升，根本不会把家庭的精力财力投入到足球中去，机械化的教育占据家庭的主体。这一点，其实无可非议。

中国足球的兴旺与工人呈正相关，与“做题家”负相关。

这就形成了中国足球的尴尬局面，最适合参与足球的人群并不愿意参与足球运动，这种爱好和经济地位的错位，使得中国足球只能是无根之木。

中国足球真正的发展不能寄希望于开明的官僚或者“万能”的市场，人们不得不充分认识到足球这项运动的阶级性，认真发展好基层社区足球文化，建设好足球训练体系，才能办好这项工人运动。

但现实是我们无法做到，这是中国足球各种弊病产生的根源，如今的时代，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工人被局限在工作的繁芜中，工人们甚至不惜牛马自居，中国足球又能到哪里去找到属于自己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