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輝抄襲我還是我抄襲他，

看法院判決書和我的鐵證

——1996年12月15日我發表的論文怎麼可能去抄襲2002年才發布的胡某文章

胡文輝在他的書後後記中指責我的書抄襲了他對《經史》的解釋。見照片：

此事，我當時就直接上溯到了法院，並當庭出示了我的論文和發表報紙原物證據，即首先發表在1996年12月15日證明了我對陳寅恪《經史》這首詩的解讀早於胡某人。而胡的文章刊發時間和刊物是：胡文輝《陳寅恪詩箋釋二題》，台灣《古今論衡》第8期（2002年）。誰抄襲誰還用說嗎？！

見照片：

刊發時間照片截圖

刊發論文全文照片

因為實際上對《經史》詩的解釋，最早的是余老師。胡文輝本身完全就是抄襲余英時的解釋。我在1996年12月15日在日本公開發表的論文中也解讀了此詩。我可以原諒胡文輝沒有機會看到我發表在1996年的論文。但是他看到了余英時老師的論文，所以他發表在台灣解釋《經史》的文章完全是公開抄襲、剽竊余老師。至於後來胡文輝本人在他的書後記中認為我在出版的書中對《經史》的解釋是抄襲他，明顯是他自己無知。所以我在法庭上當時就出示了鐵證，胡文輝也當場詳細地驗證和查看了。最後他無話可說，法院才下達的判決書。事後，他讓幾個哥們四處發文章，攻擊法院判決。但是無人敢否定我的鐵證！他們只好一味地網絡造勢，欺騙讀者。大家可以在網上搜到胡文輝很早就把法院的一審判決書和終審判決書都發布在他的個人博客上了，而我因為當時正忙着辦理移民美國的手續和家具打包，每天累得根本就不搭理他和他僱傭的那些寫手。

因為他們在終審的時候，當時法院一個人給我打電話說：讓我取消對廣東出版社的起訴，變成只起訴胡文輝就可以維持原判。因為當時我已經成了沒有大陸身份證的人了。等於我在法院二審期間，我已經辦理移民手續了，我算審理中途身份變更，法院覺得我就失去了起訴官方的權利。我只能變成起訴胡文輝個人。

當然，我當時聘請的律師轉告訴我：某出版社副社長在第一次審理時就全程在場，也查看了我提供的證據，他當場傻眼了。在一審判決後，他通過關係找了廣州市某領導，對方意外查出了我身份變更這個事實，於是廣州中院就決定推翻區法院的一審判決，除非我以外籍身份再次起訴。根據我提供的證據，余英時老師當時特別明確地給我來電告訴我說：“你要放胡文輝一馬，不要對他追究到死。”所以我聽從余老師的勸告。決定不再起訴，因為胡文輝讀書不廣、沒有機會看到我發表在日本報刊上的論文實際上早於他發在台灣的文章，他才自以為是的提出我的抄襲說。

法院一審判決照片：

1996年12月15日發表再日本的我的文章全文轉發如下：

• 談國學熱中的陳寅恪研究

• （1996年12月15日發表）

甘於寂寞的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生前和死後卻幾度被學界高度重視。現在，他又成了顯學！加之清華大學葛兆光先生、中國藝術研究院劉夢溪先生的大力論著，陳寅恪先生的文化形象成了一尊神像，使人如墜深淵、如臨歧路。嗚呼哀哉！

陳寅恪先生的一生，經歷了滿清、民國、新中國三種社會變革時期，從康梁變法、庚子之變到滿清下台、辛亥革命，從留學日美、讀書德法到喪祖失父、兄死母亡，從避亂西南、客居香港到北上京都、南下兩廣，從留命任教、思想改造到反右浪潮、停職思過，從文革風暴、人妖顛倒到挨批挨斗、目盲足跛，直至夫妻雙亡……陳寅恪先生的一生是一個中國傳統知識人在三種社會變革時期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典型代表，是近現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社會和歷史發展變換的真實的寫照。換句話來說，陳寅恪先生作為個體，其一生的遭遇和他的文化思想與價值取向是一個傳統知識人在複雜的社會和歷史轉換中所出現的不可避免的悲劇。

當傳統的價值取向失落之後，陳寅恪先生以其個人之力，獨守其舊，不為外界所左右，以其獨特的學術理性和文化心境構築了現實中不復完卵的價值取向，以他天才而傑出的研究成果和獨步而獨立的學術結論證明了中國文化本位思想是中國社會和歷史發展的永恆價值尺度，並最後與他的選擇勇敢地同歸於盡而九死不悔。用他本人悼念王國維先生的自盡時所說的話來說，即：“近數十年來，自道光之季，迄乎今日，社會經濟之制度，以外族之侵迫，致巨疾之變，綱紀之說，無所憑依，不待外來學說之擠擊，而已消淪喪於不知不覺之間，雖有人焉，強聒而力持，亦終於不可救療之局。蓋今日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則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

七十多年後的今天，讀來尚有字字見血，句句見淚之力量。

陳寅恪先生是江西修水人，祖父那湖南巡撫陳寶箴，父親是晚清詩壇四大公子之一的陳散原，長兄是嶺南畫派創私人陳師曾，表兄是前台灣國防部長俞大維，母親是晚清詩壇著名女詩人俞明詩，舅父是晚清詩壇大詩人俞明震．再往外拓展一下：陳師曾又是現今大畫家范曾的姑父，俞大維和蔣經國是兒女慶家．俞大維長兄俞啟威又是江青的第一任丈夫．其弟陳方恪是旅法共青團創始人之一．其妻唐曉瑩的祖父是晚清台灣巡撫唐景崧……毫無疑問，自上述政治、文化、姻親關係中長大的陳寅恪先生，有着不同尋常的家庭背景。在他的摯友中，如王國維、梁啓超、趙元任、吳雨僧、胡適、丁文江、張君勱、董作賓、俞平伯、傅斯年……在他的學生中，如馮友蘭、勞干、周一良、季羨林、王力、楊聯陞……舉凡現當代政治、文化、學術界各類頂尖人物皆和他有關。他是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又是敦煌學的創始人，更是中古史研究的開路先鋒。他懂二十幾種語言和文字，能寫流利的古希臘文、日文、德文、英文、法文、蒙文、吐火羅文、梵文、滿文。他開創了以詩證史的研究方法，從此以後古代文學作品又具有了史料價值。他把對元蒙史的研究極大地推進了一步，至今仍無人能出其右。他對隋唐史的研究成了國際上中古史學的開山祖師。他在國民代表大會上當面訓斥過蔣介石。他又曾在中山大學寓所拒絕會見權傾一時的亂臣賊子康生，毛澤東興沖沖地去莫斯科拜會斯大林，卻萬萬沒有想到這位共產國際的教主向偉大領袖談起了陳寅恪的中古史研究和中亞史研究成就。這樣一個史學大師，在新中國成立後卻令人不解地研究起《再生緣》中的小女子陳端生和明末妓女柳如是的生平事跡來，而且又是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一下子推出了上百萬字的巨著《柳如是別傳》和著名的論文《論再生緣》。這使得他成為中國歷史上自左丘明、錢大昕之後第三個盲人史學大師！

為此，國際學術界百般不解。

但是有一老一少兩個人讀懂了陳寅恪晚年研究和詩文的用心。這一老是當時中國科學院的院長、史學大師郭沫若先生。這一少卻是當時年僅28歲的青年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

郭沫若先生在短短的一年多時間內，以近十篇論文之排炮，對着陳寅恪先生的《論再生緣》一書展開了批判，據此過了二十年後，當時已是耶魯大學終身教授的余英時先生結集出版了名為《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的驚世著作。一時間，陳寅恪的晚年著作之思想，成了國內外學術界的熱點話題。當時被國外戲稱為“文化沙皇”、又是陳寅恪早年弟子的胡喬木，立刻帶兵領將，針對余英時先生的這本著作和有關論文展開了又一輪排炮的反擊！

余英時先生，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1950年開始在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上學，師從著名國學大師錢穆先生。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師從陳寅恪先生的弟子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講座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現任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著有《漢代中外經濟交通》、《歷史與思想》、《史學與傳統》、《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中國文化與現代變遷》、《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士與中國文化》、《方以智晚節考》、《論戴震與章學誠》、《紅樓夢的兩個世界》、《中國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適》、《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兼論他的學術精神與晚年心境》等。

如此說來，陳寅恪先生還是余英時先生的師爺輩的人物呢。

可以說把陳寅恪先生的此文中的文化使命感和價值觀立刻昭然若揭於天下。這就是余英時先生當時寫下的那篇著名的《人生》雜誌1958年12月號上發表《陳寅恪先生〈論再生緣〉書後》一文的宗旨。我們所看到的公開反映就是陳寅恪先生在1964年撰寫的《〈論再生緣〉校補記後序》一文這樣一段話：

《論再生緣》一文乃頹齡戲筆，疏誤可笑。然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因而發現新材料，有為前所未知者，自應補正。至於原文，悉仍其舊，不復改易。蓋以存著作之初旨也。噫！所南心史，固非吳井之藏。孫盛陽秋，同是遼東之本。點佛第之額粉，久已先干。裹王娘之腳條，長則更臭。知我罪我，請俟來世。

這裡面出現了“傳播中外，議論紛紜”和“知我罪我，請俟來世”兩組用語。那麼，是“知我”呢還是“罪我”呢？通過香港大學的李玉梅博士在1987年10月25日致余英時先生的信中一段話，我們就可以找到答案了：

 
　　    晚正研究史家陳寅恪，因於八月下旬結識陳老二女兒陳小彭、林啟漢夫婦，暢談  

陳老事，至為投契。小彭夫婦於一九五四年調返中山大學，據稱此乃周恩來之意，好便

照顧陳老云云。今則居港七、八年矣。於細讀教授有關大作後，小彭命我告知教授數事如下：
　〔一〕陳老當年於讀過教授〈陳寅恪論再生緣書後〉一文後，曾說：“作者知我”。
　〔二〕教授《釋證》頁七十（按：此指一九八六年新版）有‘陳先生是否真有一枝雲南藤杖之疑’，答案是肯定的。
　〔三〕陳老夫婦確曾有為去留而爭執之事。

小彭夫婦對教授之注陳老思想，能得其精神，深覺大慰，特命余來信告之。

不用再多說什麼了。此時無聲勝有聲。陳寅恪先生在《舊曆壬寅六月十日入居醫院療足疾至今適為半歲而疾未愈擬將還家度歲感賦一律》一詩中曾經寫下了這樣一句：“後世相知或有緣”。我一直很懷疑這句話其實就是說給余英時先生的。
    現在需要敘述一下余英時先生的主要觀點了：

余英時先生在解讀陳寅恪先生晚年詩文時認為：陳寅恪先生寫《論再生緣》有雙重含義在內，其一是感懷身世，寓自我傷感之情。其二是感概世變，抒發其對極權政治的深惡痛絕之情。而陳寅恪先生寫《柳如是別傳》的用心則是以300多年前的明清故事，處處結合當前的興亡遺恨，尤其是他個人的身世。在極權主義時代，陳寅恪感嘆本人所追求的那種“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不能實現。陳寅恪先生以文化遺民的心境走進了新中國。

換句話說，余英時先生主張一代史學大師陳寅恪先生以研究著作借古諷今、指桑罵槐地抨擊當時的文化專制現象。

為了證明自己的判斷，余英時先生破解了陳寅恪先生晚年所寫的古體詩。比如陳寅恪的《男旦》一詩：

改男造女態全新，鞠部精化舊絕倫。太息風流衰歇後，傳薪翻作讀書人。

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是陳寅恪先生對當時的思想改造運動中出現的部分知識分子不顧及廉恥的政治表現進行的批判和嘲諷。

又如陳寅恪先生的《苦熱》一詩：

墨儒名法道陰陽，閉口休談作啞羊。屯戌尚聞連?水，文章唯是頌陶唐。

余英時先生認為：這是陳寅恪先生對當時的文化專制情況下只許歌功頌德的批判和嘲諷。

應當說，余英時先生的上述解讀是十分精湛和精準的。陳寅恪先生自己就曾說他晚年的議論時政的詩歌屬於“晚歲為詩欠砍頭”的言行。但是，限於當時的改革開放之前的封鎖的大環境下，余英時先生的論著更多的是建立在一種基於考證學基礎上的推測而來的結論。就事實本身而言，則缺乏實證。這使得“馮衣北們”可以將余說斥為“假說”、抨擊“其論非實”、是屬於“不懷好意”、是“蔣幫反動文人的反共言行”等等。

十年後，畢業於中山大學中文系的青年作者陸鍵東，推出了他的這本《陳寅恪的隨後20年》一書。

陸氏此書的出現，使國內外陳氏研究學者們百感驚訝和情不自禁。

首先，這部書真實地再現了陳寅恪晚年的生活情景：挨批、挨斗、被抄家、甚至被開除公職等等細節，以及陳寅恪先生本人由此而來的大致思想變化。凡此種種，印證了余英時先生的書中對陳寅恪晚年心境和詩文所作的種種推測。特別是陸鍵東書中對一些事件當事人的檔案材料的使用，加深了余英時先生大部分推測的可靠性。作為力證，已經不可動搖。

其次，本書首先揭示出為學術自由、民主而請命的陳寅恪，放棄了升官和進京等良好條件，更直顏犯上，錚錚鐵骨，誠為當代知識分子的楷模。如他對周揚的質問，如他對郭沫若的態度，如他對胡喬木的責難……

陳寅恪先生不惜以一死之心向當時極左思潮控制下的種種文化專制和政治運動提出抗議和抨擊，乃至於見之於書。今天，我們可以很輕鬆和時髦地說那個特殊的時代存在着文化專制和極權主義統治。但是在陳寅恪時代，當大家都在高舉三面紅旗、投入雙百運動、參加反右、批胡適胡風等活動時，卻有陳寅恪這樣的學者站出來，書至於史，見之於墨，為自由空間和學術民主而抗爭，他那史學大師的慧眼和哲人的智慧，又豈是我等時代各路學人所能望其項背的。

當然，陸鍵東先生此書存在不足，首先作者不了解陳寅恪先生的學術思想及其深刻內涵，無法向讀者說明陳氏學術成就高明之所在。其次，213頁作者對其所使用的史料的理解以及陳氏文章用心所在，有些陌生。比如，該書引用陳寅恪1957年致劉銘恕的信：“弟近年仍從事著述，然已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陸氏書中如此評價說：“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等語，出自被視為老古董陳寅恪之口，這說明陳寅恪的學術思想與學術追求晚年內仍在發展與變化。”

——此言差矣！陳寅恪此信在上述幾句話之後馬上就說明了他的“捐棄故技，用新方法，新材料”的真正內涵了，他說：“固不同於乾嘉考據之舊規，亦更非太史公沖虛真人之新說”，也就是說他使用的這一研究方法根本不是“太史公（馬）沖虛真人（列）之新說”！他在這裡以太史公司馬遷的名字暗指“馬”字、以沖虛真人列子的稱號暗指“列”字。眾所周知，“太史公” 和“沖虛真人”是屬於老古董的象徵，而不是什麼“新說”。陳寅恪先生巧妙地以藏頭詩的模式指明了他的史學研究方法根本不同於當時流行的“馬列主義新說”。與此同時，根據海外坊間傳說，他還寫有《經史》一詩。這首詩的第一句就是“虛經腐史意何如”。根據上述對“太史公（馬）沖虛真人（列）之新說”的解釋，則“《經史》”一詩其內涵顯然就是陳寅恪對“馬列主義新說”的評價。接下來，該詩的下一句就是“溪刻陰森慘不舒”，即他把馬列主義看成是“溪刻陰森慘不舒”。這代表了作為封建遺老遺少、資產階級史學家之一分子的陳寅恪先生真實的內心世界。陳氏本人使用的這一藏頭詩方法，在他的《柳如是別傳》一書中曾一語道明：“明末人作詩詞，往往喜用本人或對方或有關之他人姓氏明著或暗藏於字句之中。斯殆當時之風氣如此，後來不甚多見者也。”

一句話，陸氏書中的解釋和陳寅恪先生的本意正相反！  

陸氏此書一出版，就立刻引起了知識人和文宣系統官員們的一致關注。

先是洛陽紙貴般的加印冊數、舉行發布會。緊接着又有人上告陸氏此書泄密、不實、右傾、抨擊現實社會、製造不安定因素、挑撥黨和知識分子之間感情等等，大小帽子上了一簍筐，直至引來了高層文宣系統官員對此書的“終極關懷”。

實際上，研究陳寅恪先生的文化思想，我並不完全贊成余英時先生的文化遺民說。因為陳氏一生之思想早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就已經定型。他稱自己是“思想囿於咸豐、同治之世,議論近乎湘鄉、南皮之間”，又認為中國文化的發展在於“宋代學術之復興”。因此，筆者在《文史哲》、《新華文摘》等刊物上發表的研究寅老思想的論文中，首倡一說，即：陳氏思想是當代新儒學思想的文化論證。這才是現代思想史意義上的陳寅恪。

當然，學術上的論爭是自由空間、氣度、學識等素養的施展地。我希望不會有人利用我論文中的觀點，來抨擊余英時先生的見解，因為學術爭論和政治主張是需要區別對待的。但是，為了求得歷史的真實，我也會就余英時先生論著中的一些敏感的猜測提出批評和商榷。

在學術界被炒作得紛紛揚揚的陳寅恪熱，其實是和辜鴻銘熱、熊十力熱等一起屬於國學熱的一個支流。在筆者看來，陳寅恪研究熱至少有兩個方面有些誤入歧途：一是對於陳氏的造神性評價。事實上，歷史上和思想史上的陳寅恪不是這樣一尊神像。一是有些人利用陳寅恪研究用來藏否主流意識形態的一種工具。上述二者皆陳氏思想研究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