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求知愛智3. 兩類不同需要的交織與分離

上一篇提到，老亞早就指出了，認知需要與非認知需要的纏繞：聰明人發明技藝，既是出於求知慾，又有實利和炫美的考慮，所以才能為人們提供，各種必需品、舒適品和娛樂品。

其實哈，不僅古希臘如此，其他古代文明，包括咱們的古代文明，最初統統都是，為了滿足非認知需要，才去追求知識的，如同有名的“神農嘗百草”那樣子：想當年，老爺子滿世界沾花惹草，肯定有考察它們本身，怎麼回事的好奇動機，可明顯又與眼下專業的植物學家不同，心裡更想了解的，還是它們對人，有哪些非認知的用處，特別是在填飽肚子和治病救人，這些“急用先學”的實利方面，嗯哼。

比方說，看到菊花的時候，神農神先生，自然會留意它長什麼樣，否則怎麼區別，菊花與斷腸草呢？偉大聖賢的臨終囑咐：“臥槽，這草有毒”，據說就是因為，如此水靈靈聰明的他，還沒來得及拎清楚，二者間的小蔥拌豆腐，才非預期地突然生出了，這種現象學式的直覺領悟。

不過哦，他更看重的，無疑還是菊花的療效，否則怎麼知道，它能不能拉稀敗火呀？說白了，既然號稱“神農”，就像後世多少位老農一個樣，他對菊花用處的興趣，勢必遠遠超過了，他對菊花長相的好奇，文言又叫“學以致用”，不是？

哲學上講，這就是“兩類不同需要的交織”了：對菊花的本來面目，神農肯定也有，困惑驚詫的求知慾；但在他內心深處，這種認知需要，又是被非認知需要慫恿起來的，甚至只是達成，非認知目的的工具。

換個方式說喲：神農主要是為了弄明白，菊花有哪些療效，才想知道菊花長什麼樣，並且據此提醒人們，採摘的時候千萬小心，一定要把菊花與斷腸草分開，別又重蹈了，“臥槽，這草有毒”的聖賢覆轍。嗚呼。

為什麼古文明，全是在這樣子的交織中，從事認知行為的呢？原因不複雜：咱們雖然號稱“智人”，俗話或曰：“有智慧的摩登人”，卻像咱們最原始的前輩，文言又叫：“不智慧的非摩登人”一個樣，也不是只有“智慧”，別無其他滴。

毋寧說，由於嵌入到了，源更遠流更長的生物邏輯之中，誰都永遠擺脫不了，自己的那副臭皮囊，木有例外。所以哦，一旦小命不在了，不管你的智慧多麼摩登，也一定會像那年，被幹掉的英國顧問那樣子，化作青煙，駕鶴西去。尚饗。

於是乎，生物邏輯的深層決定下，智人的頭號需要，與其說在於“智”，不如說在於“身”了：無論是剛從猴兒那裡，演化過來的原始人群，還是今天在計劃生育政策下，呱呱落地的初生嬰兒，都得先填飽了肚子，解決了生計，才會進一步考慮，其他方面，包括求知方面的事情。

眾所周知，哲學史上的許多“質料主義”者，包括馬克思在內，都揭示過這條素樸的道理，只不過說着說着，又走上了莫名的歧途……此話怎麼講啊？將肉身存活的實利需要，指認為人生第一需要，原本是實然視角的一種描述。可是呢，現實生活的林鳥效應下，許多人都會基於不同的立場，在衝突情況下，賦予某些另類的需要，超出實利需要的更高權重，哪怕為此送掉了卿卿性命，在所不惜。

換個方式講哦：實利需要的確是，人生的最基本需要，因為木有了它，人也就木有了“生”。可是呢，它卻不一定是，人生的最重要需要，因為許多人都會把，滿足其他需要，看成更有價值，更應當去做的事兒。所以喔，將實然描述的第一需要，直接提升為應然訴求的絕對命令，就會嚴重扭曲人生的本來面目，尤其解釋不了，捨生取義，為真理而獻身之類的做法。

說穿了，老亞鼓吹“求知性也”，也是基於這樣子，不按常理出牌的“反常”考慮：充滿困惑的好奇心，要比沉溺於享受，生活的必需品、舒適品和娛樂品，更快樂更有意義。換成《尼各馬可倫理學》的點睛之語，就是：合乎努斯的思辨生活，才是人的最好最幸福的生活，和神性的生活差不多。於是乎有了那本，今天被某些腦溢屎的說法，懷疑其真實性的《形而上學》……

別小看了這個“變態”的轉向；要是木有它，今天的人類，就不會擁有，如此發達的科學體系，以及如此舒適的現代生活啦，因為這兩者都是由於，古希臘有那麼一小撮（的確是如假包換的一小撮哦），包括但不限於老亞自己，不肯僅僅停留在，聰明人發明技藝的維度，而是更上了一層樓，在“既不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世俗快樂為目的”的情況下，單單因為無知，就出於驚詫好奇，去追求哲學和數學之類的純知識，才慢慢造成的，嗯哼。

不用講，如同墨家的事例那樣子，非西方文化中，也有一些類似的科學萌芽。可是哦，哪怕它們延續下來了，也木有一個，能像古希臘這樣子，飽經風霜之後，終於逐漸長成了，一棵參天的大樹，蔭庇人類。

從需要的源頭角度看，古希臘的科學如此幸運，又與當時那一小撮，擁有為知識而知識的純粹動機，脫不了干係。不管怎樣，古代思想史上，大概也只有老亞，用了這麼段文字，淺顯而精闢地揭示了，求知慾的深度效應……

當然咯，依據“逮誰批誰”的精神，淺人從這段話里，也能挑出根骨頭來：儘管“有空閒”，是個不可少的前提（否則整天為衣食住行奔波，哪有時間搞科研），但“獲得幾乎全部的生活必需品、舒適品和娛樂品”，卻有點太苛刻了，恐怕直到今天，也難以充分滿足。

尤其反諷的是，現在的事情，都好像有點顛倒過來咧：許多人搞科研，儘管也有為知識而知識的動機，卻不得不同時藉此，為自己提供全部的生活必需品、舒適品和娛樂品，俗話或曰：“靠學問謀生”，如同俺老漢這輩子那樣子，不是？

這樣子瞅，導致科學出現的，最重要因素毋寧說在於：在原初的緊密交織中，純認知的好奇驚詫，不僅壓倒了非認知需要，而且還能與它們分離，免於它們的干擾誘惑，一根筋地驅使人們，不是為了其他好處，而是單單為了知識，追求知識本身。

說穿了，兩類不同需要，實現的這種決絕分離，才是老亞這段話里，最切近要害的核心。由此再聯想到，神農嘗百草的傳說，他的意思差不多就等於，要求老爺子考察植物時，千萬不可出於，充飢治病的實用考慮，到處尋花問柳，必須始終保持感情專一，堅決不當渣男，只把知識自身，立為唯一正房。難唉。

某種意思上講，中西文化的差異張力——說得更確切點，所有的非西方文化，與西方文化的張力差異，都能追蹤到，這種源頭動機的分離那裡：只是在古希臘，才有那麼一小撮，把纏繞在一塊的兩類不同需要，截然分離開了，從而創立了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科學理論。

相比之下，中國乃至所有的非西方文化，木有受到西方影響之前，既缺失這樣子的決絕分離，也少見西方那樣子的科學體系，所以進入“現代化即科學化”的歷史階段時，面對西方文化，才會顯得這般疲軟、如此虛弱，甚至莫名產生了，“落後就要挨打”的受虐幻覺，嗯哼。

蜻蜓點水一次：許多論者因此聲稱，歷史的長河中，科學的出現只是“偶然”的，並非“必然”的。其實呢，要是不偷換概念，並且撇開了條件合適的情況下，後來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有木有可能也鼓搗出，古希臘那樣子的科學理論來，這種假設性的話題不談，我們只能宣布：歷史的長河中，科學的出現，只是“特殊”或“一次性”的，單單發生在古希臘，那為數極少的一小撮身上，並非“普遍”或“規律性”的，非但其他文化木有，就連在古希臘，也不怎麼流行，否則的話，泰勒斯當時怎麼會，那樣子飽受嘲笑，不是？

無論如何，本篇講這麼多，就是想要論證：恰恰由於古希臘的那一小撮，把求知慾給分離出來了，專心為知識而知識，他們才能用“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一次性必然方式，鼓搗出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科學理論。

由此可見，遵循形式邏輯的同一律，按照不同概念的不同語義，一個蘿蔔一個坑地運用它們，對於我們清晰地表述見解，避免不必要的混亂爭議，該有多重要咧。牢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