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求知爱智3. 两类不同需要的交织与分离

上一篇提到，老亚早就指出了，认知需要与非认知需要的缠绕：聪明人发明技艺，既是出于求知欲，又有实利和炫美的考虑，所以才能为人们提供，各种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

其实哈，不仅古希腊如此，其他古代文明，包括咱们的古代文明，最初统统都是，为了满足非认知需要，才去追求知识的，如同有名的“神农尝百草”那样子：想当年，老爷子满世界沾花惹草，肯定有考察它们本身，怎么回事的好奇动机，可明显又与眼下专业的植物学家不同，心里更想了解的，还是它们对人，有哪些非认知的用处，特别是在填饱肚子和治病救人，这些“急用先学”的实利方面，嗯哼。

比方说，看到菊花的时候，神农神先生，自然会留意它长什么样，否则怎么区别，菊花与断肠草呢？伟大圣贤的临终嘱咐：“卧槽，这草有毒”，据说就是因为，如此水灵灵聪明的他，还没来得及拎清楚，二者间的小葱拌豆腐，才非预期地突然生出了，这种现象学式的直觉领悟。

不过哦，他更看重的，无疑还是菊花的疗效，否则怎么知道，它能不能拉稀败火呀？说白了，既然号称“神农”，就像后世多少位老农一个样，他对菊花用处的兴趣，势必远远超过了，他对菊花长相的好奇，文言又叫“学以致用”，不是？

哲学上讲，这就是“两类不同需要的交织”了：对菊花的本来面目，神农肯定也有，困惑惊诧的求知欲；但在他内心深处，这种认知需要，又是被非认知需要怂恿起来的，甚至只是达成，非认知目的的工具。

换个方式说哟：神农主要是为了弄明白，菊花有哪些疗效，才想知道菊花长什么样，并且据此提醒人们，采摘的时候千万小心，一定要把菊花与断肠草分开，别又重蹈了，“卧槽，这草有毒”的圣贤覆辙。呜呼。

为什么古文明，全是在这样子的交织中，从事认知行为的呢？原因不复杂：咱们虽然号称“智人”，俗话或曰：“有智慧的摩登人”，却像咱们最原始的前辈，文言又叫：“不智慧的非摩登人”一个样，也不是只有“智慧”，别无其他滴。

毋宁说，由于嵌入到了，源更远流更长的生物逻辑之中，谁都永远摆脱不了，自己的那副臭皮囊，木有例外。所以哦，一旦小命不在了，不管你的智慧多么摩登，也一定会像那年，被干掉的英国顾问那样子，化作青烟，驾鹤西去。尚飨。

于是乎，生物逻辑的深层决定下，智人的头号需要，与其说在于“智”，不如说在于“身”了：无论是刚从猴儿那里，演化过来的原始人群，还是今天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呱呱落地的初生婴儿，都得先填饱了肚子，解决了生计，才会进一步考虑，其他方面，包括求知方面的事情。

众所周知，哲学史上的许多“质料主义”者，包括马克思在内，都揭示过这条素朴的道理，只不过说着说着，又走上了莫名的歧途……此话怎么讲啊？将肉身存活的实利需要，指认为人生第一需要，原本是实然视角的一种描述。可是呢，现实生活的林鸟效应下，许多人都会基于不同的立场，在冲突情况下，赋予某些另类的需要，超出实利需要的更高权重，哪怕为此送掉了卿卿性命，在所不惜。

换个方式讲哦：实利需要的确是，人生的最基本需要，因为木有了它，人也就木有了“生”。可是呢，它却不一定是，人生的最重要需要，因为许多人都会把，满足其他需要，看成更有价值，更应当去做的事儿。所以喔，将实然描述的第一需要，直接提升为应然诉求的绝对命令，就会严重扭曲人生的本来面目，尤其解释不了，舍生取义，为真理而献身之类的做法。

说穿了，老亚鼓吹“求知性也”，也是基于这样子，不按常理出牌的“反常”考虑：充满困惑的好奇心，要比沉溺于享受，生活的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更快乐更有意义。换成《尼各马可伦理学》的点睛之语，就是：合乎努斯的思辨生活，才是人的最好最幸福的生活，和神性的生活差不多。于是乎有了那本，今天被某些脑溢屎的说法，怀疑其真实性的《形而上学》……

别小看了这个“变态”的转向；要是木有它，今天的人类，就不会拥有，如此发达的科学体系，以及如此舒适的现代生活啦，因为这两者都是由于，古希腊有那么一小撮（的确是如假包换的一小撮哦），包括但不限于老亚自己，不肯仅仅停留在，聪明人发明技艺的维度，而是更上了一层楼，在“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世俗快乐为目的”的情况下，单单因为无知，就出于惊诧好奇，去追求哲学和数学之类的纯知识，才慢慢造成的，嗯哼。

不用讲，如同墨家的事例那样子，非西方文化中，也有一些类似的科学萌芽。可是哦，哪怕它们延续下来了，也木有一个，能像古希腊这样子，饱经风霜之后，终于逐渐长成了，一棵参天的大树，荫庇人类。

从需要的源头角度看，古希腊的科学如此幸运，又与当时那一小撮，拥有为知识而知识的纯粹动机，脱不了干系。不管怎样，古代思想史上，大概也只有老亚，用了这么段文字，浅显而精辟地揭示了，求知欲的深度效应……

当然咯，依据“逮谁批谁”的精神，浅人从这段话里，也能挑出根骨头来：尽管“有空闲”，是个不可少的前提（否则整天为衣食住行奔波，哪有时间搞科研），但“获得几乎全部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却有点太苛刻了，恐怕直到今天，也难以充分满足。

尤其反讽的是，现在的事情，都好像有点颠倒过来咧：许多人搞科研，尽管也有为知识而知识的动机，却不得不同时借此，为自己提供全部的生活必需品、舒适品和娱乐品，俗话或曰：“靠学问谋生”，如同俺老汉这辈子那样子，不是？

这样子瞅，导致科学出现的，最重要因素毋宁说在于：在原初的紧密交织中，纯认知的好奇惊诧，不仅压倒了非认知需要，而且还能与它们分离，免于它们的干扰诱惑，一根筋地驱使人们，不是为了其他好处，而是单单为了知识，追求知识本身。

说穿了，两类不同需要，实现的这种决绝分离，才是老亚这段话里，最切近要害的核心。由此再联想到，神农尝百草的传说，他的意思差不多就等于，要求老爷子考察植物时，千万不可出于，充饥治病的实用考虑，到处寻花问柳，必须始终保持感情专一，坚决不当渣男，只把知识自身，立为唯一正房。难唉。

某种意思上讲，中西文化的差异张力——说得更确切点，所有的非西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张力差异，都能追踪到，这种源头动机的分离那里：只是在古希腊，才有那么一小撮，把缠绕在一块的两类不同需要，截然分离开了，从而创立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科学理论。

相比之下，中国乃至所有的非西方文化，木有受到西方影响之前，既缺失这样子的决绝分离，也少见西方那样子的科学体系，所以进入“现代化即科学化”的历史阶段时，面对西方文化，才会显得这般疲软、如此虚弱，甚至莫名产生了，“落后就要挨打”的受虐幻觉，嗯哼。

蜻蜓点水一次：许多论者因此声称，历史的长河中，科学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并非“必然”的。其实呢，要是不偷换概念，并且撇开了条件合适的情况下，后来其他地方的其他人，有木有可能也鼓捣出，古希腊那样子的科学理论来，这种假设性的话题不谈，我们只能宣布：历史的长河中，科学的出现，只是“特殊”或“一次性”的，单单发生在古希腊，那为数极少的一小撮身上，并非“普遍”或“规律性”的，非但其他文化木有，就连在古希腊，也不怎么流行，否则的话，泰勒斯当时怎么会，那样子饱受嘲笑，不是？

无论如何，本篇讲这么多，就是想要论证：恰恰由于古希腊的那一小撮，把求知欲给分离出来了，专心为知识而知识，他们才能用“一定如此，不可能不如此”的一次性必然方式，鼓捣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科学理论。

由此可见，遵循形式逻辑的同一律，按照不同概念的不同语义，一个萝卜一个坑地运用它们，对于我们清晰地表述见解，避免不必要的混乱争议，该有多重要咧。牢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