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葉落歸根，還是落地生根？(余杰)

逃離惡土之後，流亡者的故事並未結束。很多流亡者將回歸作為人生目標，於是流亡變成一個悲劇、變成一段難熬的旅途。

2005年12月5日，流亡美國十七年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在普林斯頓小鎮去世，他守住生前不回獨裁中國的誓言，卻留下一句讓人費解的遺言：“自由民主不能解決中國的所有問題。”

在劉賓雁去世前兩年，我曾去探望他，他告訴我，他正在研究拉美的“第三條道路”，看看以後在中國能否走得通。他在美國生活多年，卻不願低頭研究美國的清教秩序和自由資本主義制度，而對畫餅充飢的拉美左派模式頗為心儀——其實，這不過是又一條歧途。

劉賓雁活着時沒有回中國，去世五年後，骨灰被家人運回中國，安葬於北京天山陵園，這是另一種葉落歸根。中國當局不准其家人在墓碑上刻下“長眠於此的這個中國人，曾做了他應該做的事，說了他應該說的話”這兩句話，還在其墓前架設監視器，以恐嚇前來掃墓的人們。這是何其卑劣的做法。然而，劉賓雁明明可以埋葬在美國的朗朗乾坤之下，墓碑上想刻什麼字就刻什麼字，為何要到中國受辱，死後亦不得安寧？

同樣也是流亡者的作家蘇曉康反省中國流亡者的精神缺陷，或許可以回答中國流亡者為何未能像猶太流亡者將苦難提煉成卓越文化成果之追問：據說“流亡”之建樹有兩造：一端丈量個體陷入孤絕深淵之體驗和代價；另一端則離棄隔絕，別開生面，攀援於異域文化，乃至雜交。顯而易見，兩造均未呈現於中國流亡社群之中，原因無它，這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不情願的流亡階層，時代和命運的一個誤會，那裡面有幾人是甘於流亡、自我放逐、蔑視回國的？

“葉落歸根”是華人的一種“准信仰”。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說過，新加坡的華人，不

是中國人，當你離開那個國家時，你就要明白這一點——你要去做的，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落地生根。是的，葉落歸根的，是韭菜和肥料；落地生根的，才是種子和希望。

在葉落歸根的幌子下，若干本來已到自由地的人又返身為奴之地，自取其辱、唾面自乾。曾任中華民國副總統、代總統的李宗仁，於1949年12月流亡美國。他不甘於做一介平民，於1965年7月12日飛回北京投共，發表聲明攻擊庇護他十五年的美國：“這些年來，美國表面上以‘反共’為名，實際上乃進行着一系列反華、反世界人民的骯髒勾當，企圖孤立中國，控制世界。狼子野心，路人皆知。”這是他給共產黨的投名狀。回中國後數月，李妻郭德潔患癌症去世，中共立即安排二十七歲的護士胡友松與七十六歲的李宗仁結婚——這是中共最拿手的美人計（以後還會用在楊振寧等人身上）。隨即，文革爆發，李宗仁被紅衛兵抄家，已去世的妻子郭德潔被污衊涉及“梅花黨”案件。1968年，李宗仁死於驚懼與病痛，真箇是“自作孽不可活”。

不能忍受流亡的寂寞、經濟的困窘、家人的分離以及思鄉之情，重新踏上歸途，乃是人之常情，不可苛責。前輩流亡者，有若干位因年事已高、身體病弱，選擇低調回到中國養老，如蘇紹智、千家駒、於浩成等，直到去世，他們都不曾說違心的話、做違心的事，保持了晚節。而另一些人回去之後，卻“不為蒼生說人話，只為帝王唱頌歌”，那就是不可原諒的背叛。他們不是葉落歸根，而是認賊作父；他們不是始終如一，而是朝秦暮楚。比如，范增、李澤厚、劉再復、甘陽、劉小楓、趙鼎新……有人懷着當帝王師的夢想挖空心思寫奏摺，有人打着“文化中國”的招牌為新極權主義塗脂抹粉，有人盛讚“大國崛起”超過漢唐盛世，有人以歌頌“千古一帝”秦始皇和“國父”毛澤東來諂媚“今上”習近平，真是群魔亂舞、不堪入目。

北島的回歸是一條歧路

2014年秋，詩人北島在杭州出席“大運河國際詩歌節”，低頭讓小學生在他脖子上繫上刺眼的紅領巾，然後“在藍天白雲下，給大家敬了個熱情洋溢的少先隊隊禮”。戴紅領巾是必須的舉動，是北京要求的“投名狀”，由不得他推三阻四。北島戴上紅領巾那一幕，宣告了流亡的終結和詩人之死。此舉讓年輕一代異議作家黎學文感嘆說：“北島這個曾經的文化反抗的符號與紅領巾這個極權意識形態符號的疊加，當文化反抗者符號和體制的紅色符號化身為一時，時代的荒誕和反諷瞬間定格。

1989年，北島流亡國外。最初四年，他住過七個國家，搬了十五次家。他哀嘆說：“自蹣跚學步起，就有某種神秘的衝動帶我離開家鄉，外加時代推波助瀾，讓我越走越遠，遠到天邊，遠到有一天連家都回不去了。”他也開始習慣“旅行者”的命名：“一個旅行者，他的生活總是處於出發與抵達之間。從哪兒來到哪兒去都無所謂，重要的是持未知態度，在漂流中把握自己，對，一無所有地漂流。”孤獨讓某些人變得堅強，卻讓某些人變得軟弱，不幸的是，北島屬於後者。他在《失敗之書》中寫道：“在北歐的漫漫長夜，我一次次陷入絕望，默默祈禱，為了此刻也為了來生，為了戰勝內心的軟弱。”他知道“漂泊是穿越虛無的沒有終點的旅行”，卻無法將這趟旅行升華。他轉而寫散文，“散文與漂泊之間，按時髦說法，有一種互文關係：散文是在文字中的漂泊，而漂泊是地理與社會意義上的書寫”。

北島說過，“如果沒有朋友、鮮花和掌聲，我一定會發瘋”。流亡詩人李笠評論說：“這是一句大實話，它既是流亡北歐的中國詩人的自畫像，也是中國文化的生動刻畫：個體的軟弱，沒有獨立精神，缺乏信念和理想。叫喊《我不相信》，那是年少氣盛的宣泄，骨子裡還是追名逐利，衣錦還鄉的那套東西，比如：想方設法去接近各種獎項。”為此，李笠寫下一首題為《與北島對視，或對着一面鏡子》的詩：“一條回家的路在他腳下鋪展/佛祖到來/再見，反抗！/再見，高貴的墓志銘！/他被抬上舊體制的舞台/他致辭/流亡回到鮮花的懷抱/但台下，吶喊正遭受一台機器鎮壓。”

北島有一首名為《在路上》的詩寫道：“我調整時差/於是我穿過我的一生。”在現實中，因為與諾貝爾文學獎擦肩而過，他對西方的態度由仰慕變成滿腔憤怒，將手錶調整成北京時間。李笠曾在北島與布羅茨基會面時充當翻譯，發現兩人無話可談，這次不歡而散的會面折射出兩人精神境界的天壤之別。李笠認為，兩人的差別在於“三觀”：布羅茨基奉行“寧做自由社會的失敗者，也不做專制社會的成功者”的原則，是在流亡之浩海中的游泳人，把流亡當做家，體現了屈原式的精神境界。北島則相反，他不能忍受孤獨，因為孤獨是掌聲和鮮花的天敵。

北島寫過一首詩“只有改變背景/你才能夠返回故鄉”，但最後在背景沒變的情況下，他返回故鄉。李笠感慨說：“流亡是一面鏡子，它使一個人活得更加自由，讓人去求索，明白自己的遭遇，從而更好地認識自己。……流亡讓你匿名，成為大海里的一塊石頭。沒人為你獻花鼓掌，把你當作明星。你除了你自己和你的語言之外，一無所有。你很可能淪落為北島們那種自言自語的顧影自憐。 流亡，說到底，就是當一個失敗者，因為自由高於一切。 做一個自由人，又擔心失去鮮花和掌聲，是多麼分裂，可悲。”

流亡並不是一筆唾手可得的財富，流亡並不一定能讓所有流亡者的生活和品格都變得美好，流亡只能讓原本就優秀和高尚的人變得更加高尚和優秀，而讓原本就怯懦和卑賤的人變得更加怯懦和卑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