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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國學”的工具論缺欠】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成立於1928年，其負責人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指出：“又如解釋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譯名容易下手，在中國人本沒有這個工具，又沒有法子。又如西藏、緬甸、暹羅等語，實在和漢語出於一語族，將來以比較言語學的方法來建設中國古代言語學，取資於這些語言中的印證處至多，沒有這些工具不能成這些學問。”所以，“原來“國學”、“中國學”等等名詞，說來都甚不祥”。可惜，傑出的教育行政管理人才傅斯年自己沒有專心向學，只看到西方語言的優勢表現，不知道日語片假名那樣的表音系統的工具價值。具體地說，只有在漢語裡採用漢音元素書寫系統，才首次實現了藏語和漢語的詞母之間的一一對應轉寫的雙向準確、正確、簡易交流[2]。

 陳寅恪似乎認識到了這一點：“日本人對我國國學之研究超過中國，工具好，材料多，是中國史學的主要競爭對手。”[3]此處他把國學等同於中國史學，沒有指出“工具”是什麼？，也有提到日語“漢字+平假名+片假名”書寫系統的優勢。“據說，陳寅恪能使用17種語言，如梵語、巴利語、蒙語、藏語、西夏諸語言、突厥語、維吾爾語、女真語以及希臘語、拉丁語、英語、德語、法語、日語和俄語。參閱：許冠三（2），1989，上冊，第236頁注7；陳哲三，1970，第95頁。”[4] 遺憾的是，關於陳寅恪的學術書籍充斥着這樣的毫無依據、脫離常識的吹噓，事實是：“雖然陳寅恪和傅斯年均長期在國外留學，但在他們二人的著作中，卻幾乎找不到他們在國外時期肯定就已經注意到的有關西方史學之討論”[5]。可以肯定的只是：陳寅恪能夠讀寫英文、能夠讀日文的專業文獻，但是沒有足夠的日語知識意識到片假名作為表音系統的工具價值。

關於陳寅恪還有一個普遍的誤解：“1953年，…他要求毛澤東或劉少奇能在一封信中保證他學術的獨立和自由，注2：陸健東，1995，第111-113頁；汪榮祖，1988b,第191-192頁。”[6]但是，“在論及王國維的自殺時他談到了獨立和自由的理想。但是，除了這些單獨的提示外，他並未有系統地詳細說明這些概念。我們找不到任何線索可以證明，陳寅恪的史學之目的在說明一種中國式的普遍人類理性之具體化或者一種作為歷史動力的普遍的自由理念。”[7]陳寅恪要求的“獨立”、“自由”屬於士大夫的特權，不是univeral rights/普遍的“天賦”權利。普遍的權利不需要任何人賜予，也不能被別人剝奪，自己擁有、自己執行，如Spinoza/ㄙㄆㄧㄋㄛㄗㄚ/斯賓諾莎。

“國學”領域只有兩位學者得到海外極高評價，其中一位是“推陳出新的史學家陳恆”，“法國東方學大師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稱頌他與王國維為中國僅有的二位世界性學者。”[8]不過，王國維和自學成才的陳恆都沒有足夠的外語知識，沒有意識到制約他們的思維的漢字表述的局限性。

 “國學”通常被英譯為Sinology，好像成為一門正式的-logy/學科，其實反而說明其所研究的對象與內容（漢學？）之淺顯，沒有形成近代科學系統中的各個獨特專門領域，如漢字所表述的哲學、歷史學。而且，“國學”一詞也可以指別的“國”之學問，如：“漢文學早就流行於貴族之間。七世紀時，強首即以文章家而著名。六八二年，設立國學（大學校）提倡漢文學，博士和助教在這裡教育十五歲乃至三十歲的年輕貴族子弟。留唐學生迅速使漢文字得到了普及”[9]。

同樣地，朝鮮語書寫系統“國文”也由近代民族主義而來：“1905年至1907年的俄國革命，對愛國文化啟蒙運動影響很大。...這些刊載有上述內容的刊物的特點是，普及和發展了用朝鮮文與漢文混用體和一律用朝鮮文寫成的文章，所以能在群眾之中廣泛地傳播，使文化啟蒙運動取得很大的成果。”[10] “國文運動，作為愛國文化啟蒙運動的一翼，它在群眾中普及我國的文字和標準語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當時的語文學者，通過制定正確的語法，為朝鮮語的規範化和體系化而努力。他們強調文典的必要性，1908年出版了《大韓文典》等許多著作。/特別是周時經，集一切成果之大成，加以整理，提高到一個更高的階段，在科學研究的牢固基礎上，將朝鮮語發展為民族語言，在這方面建樹了豐功偉績，他的《國語、文典、音學》、《國語文法》、《語音》，不僅對朝鮮語文的發展，而且對朝鮮文化的發展，都有着不朽的功績。”[11]

錢穆與呂思勉、陳垣、陳寅恪被一同稱作中國的現代“四大史學家”，從他們的作品目錄之多可以看出來。錢穆1931年就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國學概論》，看來對“國學”深有研究。他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可能是我第一次比較系統地讀到的關於China/ㄑㄞㄋㄚ的歷史，當時（1990年左右）的印象是書中關於作者本人所處的時期的記述，特別是吹捧政治人物（蔣委員長），失去了史學家的身份。1949年8月14日毛澤東在“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中點名到：“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中國的反動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後來，只能控制其中的極少數人，例如胡適、傅斯年、錢穆之類。”可以說“身不由己”，也可以說“求仁得仁”。到1966年才獲提名為“中央研究院院士”，錢穆恥而不受，憤憤表示：“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第一次選舉院士，當選者多到八十餘人，我難道不該預其數！”錢穆沒有接受過近代自由教育，沒有必要期待他的思想能擺脫現實政治與功利的制約。

被其弟子捧為“一生為故國招魂”（余英時，1990年9月2日）的錢穆著述甚多，從他晚期的《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12]可以看出一些他對“中國民族性”和中國文化的認識。如“新亞卒成為海內外中國文化之重鎮”（金耀基，總序）；“湘軍之真精神真動機，實為包圍民族文化，抵禦西化入侵”，“真正之民族革命則端自辛亥革命始”（錢穆，序二）；“文化這兩個字，在歐洲最多亦不過一百多年的歷史。在他們本來沒有這個觀念，演變到最近才有。”“生命與文化誰也不能學誰。”“中國古人所講的道，即略如我們今天所講的文化。”（1引言，五）“‘文化’二字，從西方說來，是一個新名詞。而在中國，則此一詞已甚古老。”（5中國人的文化結構，一）；“倘使先來一番選賢制度，在眾賢之中從多數，不是更合理嗎？所以民主並不是無往而不可行的”（6結論，六）。錢穆缺乏外語知識，對ㄑㄞㄋㄚ以外的文明只能依靠漢字翻譯的文獻，沒有條件直接學習[13]，沒有必要期待他能認識到自己的用漢字表述出來的、在狹隘的古文獻考據領域之外的著作[14]的根本性缺欠。

陳寅恪、錢穆之後一代的在歐美得到正規學術訓練（大致指獲得正式博士學位）的人文學者們明顯在運用自己直接從西方文書學到的知識反過來對比ㄑㄞㄋㄚ的歷史方面進步很多。如許倬雲在《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一書[15]中提到：“我用‘政團’一詞，為什麼不用‘國家’這個名詞？國家在英文裡面有很多特別意義，它在西方歷史發展出來而獲得的意義，與非西方的國家意義有格格不入的地方，如果我們拿西方意義的國家和我們自己意義的國家交合在一起，就會造成混淆”（20頁）。“討論不同文化的最大麻煩就是找個共通的名詞。社會科學還不能用符號語言，至今仍只能用自然語言，而自然語言往往有它自己過去發展的文化附加義。最好是找出超越自然語言的符號，但是又很難，於是社會科學裡常在造名詞，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象國家這個字眼也常常在改，在中國歷史上國家常指皇室，從漢朝到清朝都這麼用”（27頁）。“知性的活動勢必表現為保守的與排他的，能‘炒冷飯’而不能集體以開放與批判的精神，領導文化走向更高層次。漢代的知識分子因為濃重的政治趨向而獲得社會上無可否認的領袖地位，但是這番勝利也限制了此後的發展。這也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兩難之局，由漢代知道近代，中國的讀書人始終受困於這個難題”（170頁）。“我們大概習慣用‘城邦(City-state)這個名稱來稱呼中國的古代城邦。那麼我們中國古代有沒有跟西方一樣的城邦呢？並沒有！他們的城邦是一種人格(Personality)，是一個集體人格，但是我們的城邦從來不是一種人格的。”（219-220頁）。不過，這些獲得“大師”稱號的社會地位的學者知識面僅限於極為狹窄的專業領域，不知道他們自己用於翻譯、表述專長的漢字書寫系統本身可以參考借用日語的假名系統來突破局限。這裡的“城邦”是指πόλις/polis/ㄆㄛㄌㄧㄙ，Ἀριστοτέλης[Aristotelēs]/ㄚㄌㄧㄙㄊㄛㄊㄝㄌㄝ-ㄙ/アリストテレース/Aristotle/亞里士多德的Πολιτικά[Politiká]/ㄆㄛㄌㄧㄊㄧㄎㄚ/politics/政治一書，就是從根本上考證ㄆㄛㄌㄧㄙ的事務，準確譯為《論ㄆㄛㄌㄧㄙ事務》[16]。所謂“城邦的集體人格”，也是源於漢字局限的譯法，person/persona/ㄆㄜㄦㄙㄛㄋㄚ的概念，來自基督教Trinity/Trinitas/ㄊㄌㄧㄋㄧㄊㄚㄙ/三位一體，類似“位格”[17]，也延續到現在的公司的“法人人格”概念。

“國學”不是一門明確確立的學問，相對明確的Sinology不能被譯為“國學”，可以直接譯為ㄙㄞㄋㄡ學，但聯用語Sino-或詞根Sin-很少獨立使用，既然是關於ㄑㄞㄋㄚ的學問，譯為ㄑㄞㄋㄚ學更容易理解。China一詞來自Chin/秦，-a是拉丁語陰性地名詞尾。第一個統一的帝國秦朝短命而終，但ㄑㄞㄋㄚ卻從此成為後來的帝國、人民（民族）、文明的名稱。在正式的ㄑㄞㄋㄚ文書裡，Chinese characters,Chinese people, Chinese civilization等變成“漢字”、“漢文明”、“漢人（漢族）”等，是因為取代秦朝的漢朝名聲更佳、制度更長久穩定，漢代的文士階層積極介入政治而獲得社會上無可否認的行政支配地位。有一段時期，有一些場合用漢字“支那”代表ㄑㄞㄋㄚ（例如“印度支那”），但近代以來，（來自日語漢字表意的）“國家”和“國”成為代表state, country, nation, kingdom, people, civilization等概念的用詞被廣泛使用，“中國”成為ㄑㄞㄋㄚ的正式名稱，ㄑㄞㄋㄚ學成為“（中）國學”。Sinology譯為“漢學”比“國學”準確一些。

【作為“國學”比較的Orient/ㄛㄌㄧㄣㄊ學問】

與ㄑㄞㄋㄚ學/漢學對比的學問Orientalism來自概念Orient/ㄛㄌㄧㄣㄊ/（拉丁語原意為“東方”但不能直接意譯[18]），但沒有成為Orientology/ㄛㄌㄧㄣㄊ學，大概是因為Edward Said/ㄙㄚㄧㄉ/賽義德1978年出版的同名書，是人們覺得對ㄛㄌㄧㄣㄊ的研究必然帶有文明/文化上的偏見，不配成為一門客觀的學科。這個英語詞不能被譯為“東方主義”，轉寫為ㄛㄌㄧㄣㄊ·ㄧㄗㄇ（省略形容詞尾-al）最安全，或者“ㄛㄌㄧㄣㄊ學說”也行。其實，ㄛㄌㄧㄣㄊ學說是從《聖經》等古典文獻中誕生的、其主要的經典用拉丁文寫成[19]。

William Jones（1746-94）被稱為“Oriental Jones/ㄛㄌㄧㄣㄊ的ㄐㄛㄣㄗ/瓊斯”，據說掌握13種語言、學過28種，1786年2月2日在The Third Anniversary Discourse上發表的On the Hindus的論文中，天才地猜測：“梵文無論其年代久遠，其結構都很美妙；比希臘文更完美，比拉丁文更豐富，比任何一種都更精緻，但在動詞的詞根和語法形式中都與它們有着更強的親近，這不可能是偶然產生的；它們的關係確實如此強，以至於任何一位把這三者都研究過的哲學家都會相信它們來自某個可能不再存在的共同來源。”[20]這是用希臘拉丁文經典研究Indology/ㄧㄣㄉㄧㄚ/古典印度學的傑出範例。

France/ㄈㄌㄢㄙ/法蘭西語是最早取代拉丁語的正式歐洲書寫語言，也是介紹、研究ㄛㄌㄧㄣㄊ學說和ㄙㄞㄋㄡ學的先驅語言。其中自然含有不少誤解，例如Montesquieu/ㄇㄛㄣㄊㄜㄙㄎㄩㄡ/孟德斯鳩說ㄛㄌㄧㄣㄊ的君王不受法律約束，流傳很廣，被ㄐㄛㄣㄗ糾正[21]。Deutsch/ㄉㄛㄧㄑㄧ/德意志在這方面緊跟而上，得益於沒有政治統一的ㄉㄛㄧㄑㄧ各諸侯治下的新成立的大學的百花齊放的自由氣氛，而與亞洲關係最深的大英帝國卻忙於貿易經商，在18世紀下半到19世紀上半ㄛㄌㄧㄣㄊ學說和ㄙㄞㄋㄡ學興起之際沒有建樹[22]。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1917年,多少是出於接管行將解體的Ottoman/ㄨㄛㄙㄇㄢ/奧斯曼帝國的大部分疆域的需要，大Britain/ㄅㄌㄧㄊㄞㄣ/不列顛才設立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後改為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SOAS）/ㄛㄌㄧㄣㄊ與非洲研究學院。這裡，ㄛㄌㄧㄣㄊ泛指亞洲。

1913-1937年在Islam/ㄧㄙㄌㄚㄇ研究的重鎮Leiden/ㄌㄟㄉㄣ/萊頓用英文、ㄈㄌㄢㄙ文和ㄉㄛㄧㄑㄧ文出版的《ㄧㄙㄌㄚㄇ百科全書》（4卷+附加卷）是ㄛㄌㄧㄣㄊ學問的集大成。其中，猶太出身的學者Ignaz Goldziher/ㄍㄛㄦㄗㄧㄏㄜㄦ(1850-1921)脫穎而出，是那個時代最就有成就的ㄛㄌㄧㄣㄊ學者，被巨作《عرب/Arab/ㄚㄌㄚㄅ/阿拉伯各族人民史》的作者Hourani/ㄏㄨㄌㄚㄋㄧ[23]稱讚到：“ㄍㄛㄦㄗㄧㄏㄜㄦ比任何別人都有力地影響了我們對ㄧㄙㄌㄚㄇ的看法”[24]。

對於ㄛㄌㄧㄣㄊ學問的批判更多、更露骨地來自ㄧㄙㄌㄚㄇ世界。除了政教合一的首領如Khomeini/ㄎㄏㄛㄇㄟㄋㄧ/霍梅尼斥責ㄛㄌㄧㄣㄊ學者們為帝國主義服務，Arab/ㄚㄌㄚㄅ詞母文明的世界聽不到對於ㄛㄌㄧㄣㄊ學問的理性批判。正如ㄉㄛㄧㄑㄧ的ㄛㄌㄧㄣㄊ學者Schaeder指出的那樣，“不存在ㄧㄙㄌㄚㄇ哲學，因為所有的Muslim/ㄇㄨㄙㄌㄧㄇ/穆斯林社會裡的哲學家們實際上都是非信徒”[25]。這是ㄧㄙㄌㄚㄇ世界和研究ㄧㄙㄌㄚㄇ世界的ㄛㄌㄧㄣㄊ學說的可悲之處。

以上引用Robert Irwin的寫作介紹ㄛㄌㄧㄣㄊ學說的狀況，不是為了判斷ㄙㄚㄧㄉ的書是否是“ a work of malignant charlatanry, in which it is hard to distinguish honest mistakes from willful misrepresentations/惡毒的騙子之作，很難將其中的誠實的錯誤與故意的虛假陳述區分開來”[26]，而是指出ㄛㄌㄧㄣㄊ學說整體（包括Irwin的書）停留在-ism/ㄧㄗㄇ/主觀學說主張主義的領域，而至今為止所有用表意漢字“翻譯”、評論關於“東方主義”的文論只不過把原來就很迷惑的真真假假的迷宮又加上一層虛假的外套。

通過對ㄛㄌㄧㄣㄊ學說[27]、ㄧㄣㄉㄧㄚ學[28]的比較，從方法論的角度看，僅用漢字表述出來的所有與史學哲學神學等相關的文章論著（很多都標以“-學”的稱號），都停留在-ism/ㄧㄗㄇ/主觀學說主張主義的階段，而不能抽象提升到-logos/λόγος/ㄌㄛㄍㄛㄙ/-logy/客觀學科水準，由此可以解釋漢字表述出來的文明里沒有誕生歷史學、哲學、神學以及與它們相關的學科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等。

【所謂nation/ㄋㄟㄒㄣ/民族】

近二、三十年來出現了不少人文社科的漢譯本，在“人類學”、“民族學”等領域的一些譯本中認識到漢字翻譯的局限，把原文（英文）同時印出，澄清了很多可能的誤解。例如，《人民·民族·國家—族性與民族主義的含義》[29]一書中承認：“社會科學文獻的翻譯事實上是概念的翻譯問題，因為社會科學的討論往往以概念為核心。…概念是公諸眾人的意義參照，也是資料、數據的綜合描述，是對現實世界的分類。同時，由概念引起的矛盾也比比皆是。”[30]列出statehood譯為“國家特徵”(p.2)、ethnicity譯為“族性”、nationhood譯為“民族性”（p.4）、ethnic minority譯為“少數民族”(p.13)、Bertrand Russell譯為“伯特蘭·拉塞爾”(p.52，譯者沒有想到大名鼎鼎的ㄌㄚㄙㄜㄦ早就有漢字譯法“羅素”了)，等。實際上，對於熟悉類似的漢譯本內容的讀者而言，一眼看到這些英文詞彙（人名和用語），大致就看懂了全書。

此書與幾乎所有的漢譯本一樣都把nation/ㄋㄟㄒㄣ一律譯為“民族”，如“對大多數人來說，民族，尤其是人們自己的民族，好像是永存的和古老的。他們不能簡單地設想一個沒有民族的世界，也不願意接受他們的民族是最近產生的或由精英創造出來的這一思想。...然而今天，大多數學者將那種認為民族永久存在於古代和中世紀的思想歸結為‘回顧式民族主義’。對大多數學者來說，民族和民族主義是相當晚近的現象，是在法國大革命過程中產生的。”[31]與此書類似，《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32]一書譯者注*：“當前國內學術界對英語nation一詞的翻譯有爭議，有的學者認為應該翻譯為‘國族’，有的則認為應該翻譯為‘國民’”（p.1）。“在民族主義研究方面如果有大家都同意的觀點，那麼就是‘民族主義’是很現代的術語。”（p.6）。它們都沒有深入思考ㄋㄟㄒㄣ與文化/語言/書寫系統的關係。

1648年簽署Westphalia/ㄨㄟㄙㄊㄈㄟㄌㄧㄚ/威斯特伐利亞條約以來，nation-state成為近代社會密不可分的常用詞，nation與state既被聯用，也被互相替換，例如，international被譯為國際主義，1919年成立的the League of Nations被譯為“國家聯盟（國聯）”，二戰後成立的the United Nations被譯為聯合國。不過，最重要的區分在於：nation具有文化屬性，state具有、專屬於政治性質。

參照日語ネーション的解說[33]，nation一詞來自拉丁文natio(來自於古希臘語《新約》中的ethnos一詞)，意為“出身”，指比家族單位更大的、同樣出身背景的人們，類似從各地來到羅馬城的“同鄉會”。14世紀中世紀時，到Paris/ㄆㄚㄌㄧ/巴黎來學習的來自同樣地域、講同樣方言、有同樣習俗的人們構成一個（ㄈㄌㄢㄙ古語）nacion/ㄋㄟㄒㄣ。隨後，在church council/教會議事團里的分派被稱為ㄋㄟㄒㄣ。從16世紀開始，England/ㄧㄣㄍㄜㄌㄢㄉ/英格蘭用nation/（發音與nacion同為）ㄋㄟㄒㄣ專指“有主權的人民”，逐漸被別的人群採用。18世紀ㄉㄛㄧㄑㄧ哲學家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ヘルダー/ㄏㄦㄉㄦ-明確定義：一個擁有獨特的語言文化的獨立共同體就是一個ㄋㄟㄒㄣ。這個宣言幫助推動了作為一個ㄋㄟㄒㄣ的ㄉㄛㄧㄑㄧ的統一。日語漢字“民族”指文化意義上的ㄋㄟㄒㄣ，“國民”指政治意義上的ㄋㄟㄒㄣ。

【20世紀哲學的啟發】

20世紀的哲學，包括分析哲學，基本可以概括為“圍繞語言展開的哲學”、“語言分析的哲學”，以Ludwig Wittgenstein/ㄨㄧ_ㄊ ㄍㄣㄒㄊㄞㄣ/維特根斯坦的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1921年初版）[34]為先導。“維特根斯坦先生的《邏輯哲學論》...從符號系統的原則和任何語言中詞和事物之間必須具有的關係出發，將這種考察的結果應用於傳統哲學的各個部分，並在每一種情形下都表明，傳統的哲學和傳統的解決是怎樣由於對符號系統原則的無知和對語言的誤用而產生出來的”（羅素“導言”）。“在日常語言中經常碰到同一個詞有着不同的標示方式--因而屬於不同的符號--，或者有着不同標示方式的兩個詞以表面上相似的方式應用於命題之中”（3.323）。“這樣就容易發生最根本的混淆（整個哲學充滿着這類混淆）”（3.324）。“為了避免這類錯誤，我們必須使用一種能夠排除這類錯誤的記號語言，其中不將同一記號用於不同的符號中，也不以表面上相似的方式應用那些有着不同的標示方式的記號”（3.325）。這也是漢音元素詞母書寫系統的特徵和原則：一個書寫符號唯一對應一個發音。

與ㄙㄚㄧㄉ1978發表《ㄛㄌㄧㄣㄊ•ㄧㄗㄇ》同期的西方著名人文學者們幾乎無一例外都是與語言/書寫相關的論客。例如“解構主義”最著名的領袖Jacques Derrida/ㄉㄜㄌㄧㄉㄚ/德里達[35]的專著Of Grammatology/《關於書寫系統的研究》[36]首先引用到：“照亮了書寫科學的人就像太陽一樣光耀。一個書寫員(EP, p.87)”；Rousseau/ㄌㄨㄙㄛ/盧梭《語言起源論》“這三種書寫方式與人們據此組成一個nation/ㄋㄟㄒㄣ的三種不同階段幾乎完全對應。描畫物體適合於一個野蠻人民；使用字句式的符號適合於一個barbaric/未開化人民；使用詞母適合於文明人民。”；Hegel/ㄏㄟㄍㄜㄦ/黑格爾“詞母書寫因為自身、為了自身就是最有智識的”（Derrida，p.3.）。現在對於script/書寫系統也沒有一致的分類意見，但可以按符號數目分為三大類系統：一，logo/ㄌㄛㄍㄛ/標識-syllabic/音節系統（如漢字）；二，音節系統（如希臘Linear B詞母，Persia/ㄆㄜㄦㄙㄧㄚ/波斯詞母，日語假名）；三，alphabet/ㄚㄦㄈㄚ·ㄅㄝㄊ/希臘詞母式（元音加輔音）書寫系統和輔音式系統[37]。

ㄉㄜㄌㄧㄉㄚ本人不懂漢語，卻花了很大篇幅引用歐洲作家們關於漢語書寫方式的觀察，值得參考。“But this phonetic use of signs could never become extensive enough to corrupt Chinese writing in principle and lead it onto the path of phonetic notation.... Writing in China, never having reached a phonetic analysis of language, was never felt to be a more or less faithful transference of speech, and that is why the graphic sign, symbol of a reality singular and unique like itself, has retained much of its primitive prestige. There is no reason for believing that in antiquity speech in China had not the efficaciousness as writing, but it was possible for its power to have been partly eclipsed by writing./但是這種符號的語音使用從來沒有廣泛到足以在原則上分化漢語書寫並使其發展出語音標註的道路。...在中國，書寫從來沒有達到語言的語音分析，從來沒有被認為是一種多少忠實於口語的轉換。這就是為什麼圖形符號，一個像它自己一樣單獨而獨特的現實的象徵，保留了它的大部分原初品位。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古代的言辭沒有像文字那樣的功效，但它的力量有可能部分被文字所掩蓋。” “On the contrary, in civilizations where writing evolved toward syllabification and the alphabet early enough, it is the word which concentrated in itself, definitively, all the powers of religious and magical creation. And in fact it is remarkable that in China this strange valorization of speech, word, syllable, or vowel, attested in all great ancient civilizations from Mediterranean basin to India, is not encountered./相反，在書寫很早就向音節化和ㄚㄦㄈㄚ·ㄅㄝㄊ式詞母演變的文明中，（由詞母組成的）詞最終決定性地聚集了所有宗教和魔幻的創造性力量。值得注意的事實是：在從地中海盆地到印度的所有偉大的古代文明都驗證了的這種言、詞、音節或元音的奇特的價值升華，沒有在中國體現出來。”(Derrida，pp.90-91.)

批判不懂漢語的ㄉㄜㄌㄧㄉㄚ關於漢語書寫系統的“幻覺”相對容易，而且，如果不用無法準確翻譯的漢字而直接用英文等拉丁詞母書寫系統書寫的論文還可以相當準確[38]。但是，即使說漢語書寫系統像駛向目的地的船隻在還沒有達到港口時擱淺了，漢字系統本身不是一種尚未完成的詞母系統也無法進化成一種詞母系統(Derrida，p.91.)。只有在漢語書寫系統中導入漢音元素詞母，才是正確的解決方案。

【“中華民族”、“少數民族”等概念再考】

具有學者背景的國務活動家費孝通在“簡述我的民族研究經歷和思考”[39]中介紹了他關於“中華民族”的體會和思考，頗有影響，值得檢驗，但這裡只考察其中涉及語言翻譯的概念問題。“我在1951年和1952年先後參加西南及中南訪問團，並負責貴州和廣西兩個省的實地訪問工作。”（p.3.）“1954年確認了38個少數民族，1965年確認了15個少數民族，1982年又確認了2個少數民族，至此一共確認了55個少數民族。”(p.4.)“民族理論是民族識別的依據和標準。在解放初，我們可以用作參考的民族理論是當時從蘇聯傳入的。當時蘇聯流行的民族定義，簡單地說就是“人們在歷史上形成的一個有共同語言、共同領域、共同經濟生活以及表現於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質的穩定的共同體。””(p.5.)此處Нация/ナーツィヤ/ㄋㄚㄘㄧㄚ/ㄋㄟㄒㄣ的定義來自Сталин/Stalin/ㄙㄊㄚㄌㄧㄣ/斯大林1913年的文章“Marx/ㄇㄚㄦㄎㄙ/馬克思主義與ㄋㄟㄒㄣ/民族問題”。蘇聯本身很大程度就是因為ㄋㄟㄒㄣ矛盾解體，以ㄙㄊㄚㄌㄧㄣ的ㄋㄟㄒㄣ理論指導識別的少數民族分類的政策，面臨根本修改的必要。

“１９５６年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組織一個科研隊伍對中國各少數民族進行一次全面的社會歷史調查。參預這項調查研究的工作人員前後總共超過一千七百人，分別在不同地區的少數民族中進行實地調查，並反覆分組分批進行研究討論。…調查結果由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出版“五種叢書”，除一本綜合性的概況介紹外，包括少數民族的志、史、語言的專刊和實地調查資料的匯編，全書共計４０３冊，八千萬字。”(p.10.) “以一個少數民族為單位編寫出各族的歷史，５５個少數民族各有一本簡史，共５５冊。...事實上少數民族是離不開漢族的。”(p.12.)我在研究藏語、Uyghur/ㄨㄧㄍㄜㄦ/維吾爾語、Монгол/Mongol/ㄇㄛㄣㄍㄛㄦ/蒙古語書寫系統轉寫方案、苗語、粵語、鄂溫克/Эвенки[Evenki]/ㄜㄨㄣㄎㄧ語書寫系統的方案[40]時翻閱參考過上述資料，得出結論：所有少數民族的已有的詞母書寫系統或者新創製的詞母文字都有賴於漢語書寫系統中的表音詞母的創製。

“中華民族”論主要論點“我引申為民族認同意識的多層次論。多元一體格局中，５６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漢族就是多元基層中的一元，由於他發揮凝聚作用把多元結合成一體，這一體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p.13.) “漢族…不再是漢族而成了中華民族”發生在何時？如何完成這個轉換的？會不會只是“想象的共同體”的轉換想象？“Ethnos這個拉丁字很不容易翻譯，它多少和我們所說的民族有密切關係，但是直譯為民族似乎還有點問題，…。ethnic unit可說是相當於我們所說的“民族”。但是…，我至今沒有找到一個恰當的漢文翻譯。”(p.16.) “我在民族學上提出的多元一體輪更直接從史氏的ethnos論里傳來的”[41]。前面提到的《人民·民族·國家—族性與民族主義的含義》書中把ethnicity譯為“族性”，把ethnos譯為“族”，幾乎沒有翻譯。Ethnos來自希臘語έθνος/(古希臘語發音)ㄝㄊㄋㄛㄙ或（現在的發音）ㄝㄙㄋㄛㄙ，原意為“人群”、“部落”、現意為“民族”、“國家”等，拉丁語natio由此演化而來。在“拉丁”美洲，可能是由於男性徵服者們與當地婦女們通婚普遍[42]的原因，社會學家一般不用race/種族、而用拉丁化名詞ethnie/ㄝㄙㄋㄧ（形容詞ethnic）區分生活在一個多元化社會中的不同語言、文化來歷的社群；而在非洲，由於殖民者們很少與當地人通婚，人們普遍用“種族”區分外來者與當地人社群[43]。漢語現在用“少數民族”翻譯對應ethnic group。從語感上看，ㄋㄟㄒㄣ以及ㄋㄟㄒㄣ（民族）主義作為近代以來的產物被政治學者們運用較多，ㄝㄙㄋㄧ作為經歷較長時期形成的族群單位被社會學、歷史學者們運用較多，用來討論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ㄋㄟㄒㄣ的ㄝㄙㄋㄧ來源[44]，而種族的形成更久遠。

在清華大學和倫敦經濟政治學院受過人類學名師指導的費孝通先生面臨的英語翻譯困難在於漢字“中國”、“中華”、“民族”、“漢族”等概念的含混，這從他主編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一書目錄的英譯可以看得很清晰：第一章“一、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The Pattern of Diversity in Unity of the Chinese Nation”、“（四）凝聚核心漢族的出現Emergency of the Han People-a Cohesive Core”、“（六）中原地區民族大混雜、大融合Great Minglement and Great Blending of Ethnic Groups in the Central Plains”、第二章“四（二）中華民族的民族結構Ethnic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第三章“四（一）中國名稱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Name of China”、“（五）中華與中華民族含義的演變和發展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rms Zhonghua and the Chinese Nation”。在當代中國獲得最高“學而優則仕”社會地位的政策專家的表述里，（中華民族的核心民族）“漢族”是Han People(漢人，漢人民)，“中原民族”是（他自己找不到恰當翻譯的）Ethnic Groups，“中華”的概念至少從“中華民國/Republic of China”中China一詞已經宣示出來，這裡卻用1967年漢語拼音方案實行以後的Zhonghua來表述，用Chinese Nation表述的“中華民族”怎麼能從幾千年前算起呢？在上述關於ㄛㄌㄧㄣㄊ學問的介紹中，我們已經感受到用ㄋㄟㄒㄣ、ㄝㄙㄋㄧㄎ等近代概念表述ㄧㄙㄌㄚㄇ文明的ㄇㄨㄙㄌㄧㄇ社會的困難性甚至“例外性”[45]，以漢字為特徵的ㄑㄞㄋㄚ的文明/Chinese civilization/漢文明同樣面臨如何書寫這些近代概念的困難和挑戰。

【作為進一步深入研討的結尾】

ㄉㄜㄌㄧㄉㄚ在《關於書寫系統的研究》中對早於ㄌㄨㄙㄛ、更關注漢字的思想家Leibniz/ㄌㄟㄅㄋㄧㄗ/萊布尼茨引用和評述很多，但畢竟他們都不識漢字，免不了隔靴搔癢。而當代ㄈㄌㄢㄙ漢學家Léon Vandermeersch/汪德邁在《中國教給我們什麼：在語言、社會與存在方面》[46]對漢語有充分的知識和研究。譯者前言介紹到：“中國思想源於中國文字，中國文字的起源為占卜，占卜對中國思想模式的形成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第一部分中國在語言層面教給我們什麼”第一章語言的兩種功能：“中國文字在公元前13世紀商朝第22代國君武丁在位時期以文言的形式被創造出來，它完全不是為了交流，而是要記錄由專業官員所施行的占卜活動。”（p.8.)“中國自然口語，僅僅通過將獨立形成的語義單位並置，組成語言結構，中國思辨因此吸收這一簡單的自然取向，直接去組合本身也很簡單的占卜方程，而不是輾轉通過複雜的交流導向話語文字。”(p.14)。“通過理性原則，交流性語言轉化成概念性語言，在西方思想中發展出‘邏輯學’(logique)，而中國思想則發展成‘字法’(grammatique)。”(p.16)第二章“西方邏輯學與中國字法”引用汪德邁自己《中國思想的兩種理性：占卜與表意》一書的研究成果：“如果可以用邏輯來定義引導中國思辨性話語的‘理性’，那只能是用比喻而已。...‘邏輯’在中文裡的對應詞是‘文’，即‘文辭’。”(p.19)用詞母表述的西方思維不受到語義系統的限制,可以任意創造所需的概念,而漢文明的思維受到漢字書寫系統的限制,很難創造從占卜演變出來的既有漢字以外的概念。

汪德邁認為通過占卜發展出來的表意漢字也包含着“中國式理性”，這很自然，因為人類的思維具有一些共同的理性，但他沒有注意到“漢字所代表的語言段落，從甲骨文開始就是語詞。古代漢語基本上是單音節語，一個字代表一個詞，連綿詞極少。近代漢語的詞彙向雙音節和多音節發展。越來越多的漢字不能代表語詞，只能代表語詞中的音節，從‘詞字’變為‘詞素字’。這是漢字功能的重大變化，但是漢語使用者們表面上看不出來，海外的漢學家們比較敏感地注意到這一點，如“把漢字分為六類：象形、會意、指事、轉注、假借、形聲。在這六類中，前五類只包含幾百個字，而最後一類則包含二萬字以上。把相當數量的漢字當作聲旁，就可以輕而易舉地造出大量漢字，例如范尚人[Joseph Marie Callery，1810－1862，也叫加略利，法國漢學家]的《字聲綱目》”[47]。“現在，更多的漢字已經都是形聲字，也就是說，聲旁只表示發音，不表示意義。”在7000個現代通用漢字中，有三分之二是‘詞素字’只有三分之一是‘詞字’。漢字已經從‘語詞符號’變為‘語詞·音節符號’。”[48] 這裡提到的漢字功能的重大變化沒有提到實證研究的來源，需要進一步細緻嚴密的研究和考證，但與“白話文”運動相關，而且這個趨勢還會加重。由此引出的關於漢語書寫的最重要問題應該是：近代漢語書寫中既然有2/3是由音素表述的，為什麼不用一套簡單、唯一的音素（漢音元素）詞母來取代7千到10萬個漢字混亂書寫的表音成分呢？

基於20世紀以來哲學、包括書寫系統研究的語言學、歷史學、神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的成果[49]，加上漢音元素詞母的書寫系統工具，才能準確理解、批判圍繞“國學”、“中國歷史”、“中華民族”等概念的混亂，確立新的“漢字加表音”書寫系統得以表述的哲學、語言學、歷史學、神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領域的準確概念進而確立作為logos/ㄌㄛㄍㄛㄙ的學科，幫助相關的政策研究規範化、科學化。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22年9月29日第一稿，2024年2月20日第二稿]

[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冊，1928年10月。

[2]趙京，藏文書寫系統轉寫與藏文明譯註初步，2021年12月4日。

[3] 《陳寅恪集.講義及雜稿》，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494頁。

[4]施耐德著《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關山、李貌華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27頁注1。（此書的漢譯書名與原文不同，但應該得到作者的認可。譯者之一是作者的妻子。）

[5]施耐德著《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關山、李貌華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23頁。

[6]施耐德著《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關山、李貌華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32頁。

[7]施耐德著《真理與歷史-傅斯年、陳寅恪的史學思想與民族認同》，關山、李貌華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138頁。

[8]蕭啟慶，《元代的族群文化與科舉》，台北，聯經，2008年。附錄二，381頁。嫻熟漢語的伯希和從敦煌等處帶到Paris/ㄆㄚㄌㄧ/巴黎的資料使ㄆㄚㄌㄧ和京都成為世界漢學（“國學”）的中心，他去世時有人評價說：“如果沒有伯希和，漢學將成為孤兒”。

[9] 《朝鮮通史》上卷，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71頁。

[10] 《朝鮮通史》下卷，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5頁。

[11] 《朝鮮通史》下卷，朝鮮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著，吉林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譯，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36頁。

[12]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初版。

[13] 如“即就徐志摩<泰山日出>一文而論，亦只是一篇空洞話來高捧泰戈爾。文中只有東方二字，比較像着一些邊際，究竟泰戈爾是怎樣一個人？他在文學上是怎樣一種成就？徐志摩文中亦復一字不見。”（《從中國歷史來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文化》“5中國人的文化結構，七”。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9年初版。）

[14]如其論清學史的代表作《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此書其實名不副實，內容是介紹、解讀、注釋清朝治下幾個漢語作者的生平和ㄧㄗㄇ/見解·想法。

[15]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

[16]趙京：亞里士多德《ΠΟΛΙΤΙΚΆ/政治學》1-3卷譯註，2021年3月27日。

[17]趙京：《神學大全》第一部主要條目、人名和概念的譯註，2020年1月13日。

[18] Orient一詞來自拉丁語oriens/太陽升起的地方(東方），大意是指“西方文明世界的東方”，但作為一個地理名詞，因時代和語言（拉丁、英語、德語、法語、日語或漢語等）所指不同，指亞洲、Anatolia/ㄚㄋㄚㄊㄛㄌㄧㄚ/安那托利亞、Asia Minor/小ㄚㄙㄚ/亞細亞、中東、近東、西亞或東亞，等等，因而無法用漢字（如“東方”）準確翻譯，只能用漢音元素轉寫。準確的音譯ㄛㄌㄧㄣㄊ大致按照日語譯法“古代オリエント”的語感，指《舊約》裡描述的人類活動範圍，即Mesopotamia/ㄇㄝㄙㄛㄆㄛㄊㄚㄇㄧㄚ（意為“兩條河流之間”）/美索不達米亞和Egypt/ㄧㄐㄝㄆㄨㄊ/埃及之間的地域。（趙京，Sumer/ㄙㄨㄇㄜㄦ/蘇美爾文明譯註初步，2022年2月18日。)

[19] Robert Irwin, Dangerous Knowledge: Orient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Overlook Press, 2006. P.2.

[20] Robert Irwin, Dangerous Knowledge: Orient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Overlook Press, 2006. Pp.122-125.

[21] Robert Irwin, Dangerous Knowledge: Orient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Overlook Press, 2006. P.125.

[22] Robert Irwin, Dangerous Knowledge: Orient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Overlook Press, 2006. P.157.

[23] 趙京，“Arab/ㄚㄌㄚㄅ-Islam/ㄧㄙㄌㄚㄇ初期簡史”（2020年10月26日）依據此書譯註而成。

[24] Robert Irwin, Dangerous Knowledge: Orient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Overlook Press, 2006. Pp.189-197.

[25] Robert Irwin, Dangerous Knowledge: Orient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Overlook Press, 2006. Pp.329-330.

[26] Robert Irwin, Dangerous Knowledge: Orient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 The Overlook Press, 2006. P.4.

[27] 趙京，《印度文明（含佛教）新譯註》，漢音元素範例1，2022年，第8版。

[28] 趙京，《Orient/ㄛㄌㄧㄣㄊ與中亞文明譯註》，漢音元素範例8，2022年，第3版。

[29]莫迪默、法恩主編,劉泓、黃海慧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

[30] 《人民·民族·國家—族性與民族主義的含義》，莫迪默、法恩主編,劉泓、黃海慧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總序。

[31] 《人民·民族·國家—族性與民族主義的含義》，莫迪默、法恩主編,劉泓、黃海慧譯，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Anthony D. Smith, 民族：是真實的還是想像的，pp.58-59.

[32]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33] https://ja.wikipedia.org/wiki/ネーション 。這一詞條來自類似安東尼•史密斯著，葉江譯《民族主義-理論，意識形態，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p.99的內容。

[34]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賀紹甲譯，商務印書館，2009年。

[35]他的著作的漢譯或介紹多達十幾冊。2004年他去世時，ㄈㄌㄢㄙ總統在聲明中頌揚到：“因為他，ㄈㄌㄢㄙ向世界傳遞了一種當代最偉大的哲學思想，他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公民。”

[36] Corrected Edition, trans.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7. [法]德里達《論文字學》，汪堂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年。Grammatology是關於書寫（系統）的科學，漢字譯法“文字學”只表達出其中的一個側面。我甚至覺得應該取名為Scriptology,漢譯暫譯為ㄙㄎㄌㄧㄆㄊ學，以區別關於以“字”為表述單位的漢語的“文字學”。

[37]趙京，Locke/ㄌㄛ_ㄎ/洛克、詞語與書寫系統，2021年11月5日。

[38] 例如，Han-Liang Chang, Hallucinating the Other: Derridean Fantasies of Chinese Script. The Center for Twentieth Century Studies, April 1988.

[39] 這一文章在多處印刷，如《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收入費孝通主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中央民族大學版社，1999年。以下引用此書。

[40] 趙京《漢邊緣群族的文化文明與書寫系統方案》-漢音元素範例 11-，2022年。

[41]費孝通,“人不知而不慍-緬懷史祿國老師”，（俄）史祿國著《滿族的社會組織--滿族氏族組織研究》，高丙中譯，商務印書館，1997年。229頁。

[42] 經歷過（被）征服同化、獨立自治的5百多年曆程，我們對拉丁美洲過去的歷史，特別是語言文字，增加了很多認識。但是還有很多不解之謎。除了對原始文明理解語言上的困難，我們熟悉的來自歐洲文明的方法論，包括基礎概念如empire/帝國、nation、state、province、kingdom、種族、宗教等，是否適用於ㄇㄚㄧㄚ、ㄚㄗㄊㄝㄎ、ㄧㄣㄎㄚ等文化、文明、社會，都需要更加深入的研究。就漢語而言，用表意漢字翻譯英文發音表述的來自Spain/ㄙㄆㄟㄣ/西班牙文轉寫的原始語言如（ㄋㄚㄨㄚㄊㄦ語）“維齊洛波奇特利”、“米克蘭特庫特利”等一大堆毫無語義關聯、也無法還原為英文或ㄙㄆㄟㄣ文或原文的亂碼字型，帶來更多的困擾。趙京，“Maya/ㄇㄚㄧㄚ, Aztec/ㄚㄗㄊㄝㄎ 與 Inca/ㄧㄣㄎㄚ文明譯註初步”，2022年1月13日。

[43] 如Pierre L. van den Berghe, Race and Ethnicity: Essays in Comparative Sociology, Basic Books, 1970.

[44]這個題目就是一本有名的書目。Colin H. Williams, Called Unto Liberty! –On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England: Multiligual Matters Ltd, 1994, pp.2-3.

[45] 如Tristan James Mabry, Nationalism, Language, and Muslim Exceptionalism,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5.

[46]金絲燕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9。

[47] James Summers/詹姆斯·薩默斯，“十九世紀英國漢學中的漢語與漢字特徵述論——《中國語言和文學講義》(1853)”，於海闊、方環海譯,《海外華文教育》2012年第2期(總第63期)。

[48] 周有光《漢字和文化問題》，遼寧人民出版社，2000年。七三頁。

[49]例如，此書詳細討論許多與語言相關的衝突在於ㄋㄟㄒㄣ-國家推行的語言政策，特別值得中國的少數民族政策參考。Stephen May, Language and Minority Rights: Ethnicity, Nationalism a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second edition。 Routledge,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