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自由意志42. 康德扭曲了他亲自推崇的良善意志

前两篇帖子，考察了康德试图贬低的，感性任意意志。接下来的两篇帖子里，再来看看他在几本代表作中，极力推崇的理性良善意志，指出他在这个问题上，是怎样地老调重弹，由于穿越了认知与意志的分界线，也把自己弄到了，自我坎陷的坑里滴，文言又叫“入坑咧”，不是？

在康大师看来，纯粹理性，“作为实践能力，亦即一种能对意志，产生影响的能力”，其使命主要在于：产生“自身就是良善的意志”；所有伦理的德性，包括但不限于：勇敢，果断，深思熟虑，等等，只有以这种木有感性杂质，属于“无条件善”的理性意志，作为出发点，才能在实践中，成为真正的道德善，而不至于像站在恶棍一方，“勇敢”作战那样子，沦为道德上的恶。

他还反复强调，这种良善意志，与包括人是目的在内的，若干绝对命令根本一致，尤其与“理知世界”的“目的王国”，保持着不可分离的内在关联，以致可以说，没有良善意志，就不可能有目的王国了。

然而吧，如同他把任意意志，与感性栓一起，再加贬低一个样，像这样子将良善意志，与理性捆一块，再加颂扬，也跨过了他自己指认的，认知与欲求两种机能之间，不再有共同根据的分水岭，等于把欲求性的良善意志，强行搬到了，认知性的理性层面，因而属于典型的越界干预，逻辑上说不过去。

本来么，西哲语境里，如果说广义上的“感性”，除了认知性的感觉知觉外，还包括欲求性的本能欲望，情感性的苦乐体验，因而能为实践行为，提供动机源头的话，“理性”却首先是指，人的逻辑思维能力，及其产生的认知成果；所谓“实践理性”或“道德理性”，也是这种“认知理性”或“纯粹理性”，在实践特别是道德行为中，发挥引导作用的结晶。也因此，根据康德自己的三分法，认知理性原本不可能，构成意志欲求的存在根据。

可是呢，当他主张良善意志，只以纯粹理性为根据，甚至宣布：“纯粹理性单就自身而言，就是实践的，提供了一条我们称之为，德性法则的普遍法则”时，却明显出尔反尔了，把良善意志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上，撇开了非认知需要，这座少不了的中介桥梁，想当然地直接完成了，认知即实践，理性即道德，引导即动机，是即应当，这一系列奇幻的变戏法，嗯哼。

这样子混淆语义，偷换概念，想怎样说，就怎样说，爽倒是爽了，但后遗症嘛，也是蛮大滴，因为严重扭曲了，事实的本来面目：一方面，不管对真相的揭示，对逻辑的符合，到了怎样登峰造极的地步，理性认知自身，永远都是认知，成不了意志或实践；即便非认知需要，付诸实施的时候，把它们拉了进来，让它们通过引导，影响意志，干预实践，它们还是理性的认知，并非意志或实践。

另一方面，任何意志，从道德动机，食色欲望，信仰诉求，艺术冲动，直到追求理性认知的好奇心，统统充满了感性的意蕴；否则的话，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后，也不会像他吃饱喝足，助人为乐后那样子，喜不自胜，欢欣鼓舞了。

公平地讲，康德这样子无视三分法，硬说良善意志，是纯粹理性的，打算据此彰显，它对感性任意意志的，蔑视和主宰，也有个歪打正着的地方，就是不再主张，它时而趋好，时而趋坏地跳摇摆舞了，而是认为，它在道德领域里，只会一定如此地，必然推动人们趋善避恶，不会随机偶然地，碰巧驱使人们趋恶避善，结果至少在理性层面，明确指认了，自由与必然的两位一体，不是？

不过哦，撇开因此形成的，“按照二律背反，这样子两位一体的意志，还柿油不柿油”的质疑不谈，康德这种用心不仅“良苦”，而且“良善”的指认，同样建立在，贬低感性因素的，理性主义成见上，因此与其说是普通人，实有的自由意志，不如说是他眼里，应有的自由意志，结果同样拖累了，他倡导的“人是目的”，这个和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相当接近的深刻理念，嗯哼。

首先呢，康德这样子推崇，良善意志中的理性因素，明显有说不通之处：如果说认知理性本身，的确有资格在认知领域，构成值得意欲的价值性目的，包括但不限于：人们应当具备逻辑能力，追求真理知识等等，那它们又凭什么资格，也在道德领域，构成值得意欲的价值性目的呀？

不管怎样，要是我们像康德那样子，单凭人“是”理性存在者的描述定义，就宣称人“应当”在道德领域中，成为值得尊重的诉求目的，就会再次跨越，认知与意志的界线，让理性的认知机能，凭空具有了高贵的道德价值，结果完成了，休谟已经质疑的，从事实到价值的，无中介的跳跃式飞升。

其次呢，康德也没仔细区分，两种不同意志，各自包含的理性因素，仅仅大而化之地主张：良善意志这方面，完全是纯粹理性的产物，不以任何经验性的东西为条件；任意意志这方面，“理性只能有，某种调节性的运用”，主要指导人们，“明智”地追求幸福，达成感官的目的。

于是乎，他就没有回答，一个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同一种理性，在任意意志的实施中，只能发挥时而趋善，时而趋恶的，工具性调节作用，在良善意志的实施中，却会构成趋善避恶，从一而终的，目的性终极标准呀？

换个方式问哦：要是纯粹理性单凭自身，就能赋予良善意志，高贵的尊严，那它何以在，任意意志的幸福追求中，却会放弃蔑视的态度，主宰的气势，不顾尊严地匍匐在，感性因素的脚下，扮演工具性的从属角色呢？难道感性诱惑的，穿透力这样子大，理性一旦沾染上了，就会情不自禁，把握不住，投怀送抱，缴械投降么？不好意西哟，亲，这里面的窟窿，可不是一般性的大。黑洞。

再次呢，由于贬低了，人的感性存在，康德还将欲望情感的内容，排斥在纯粹理性的，良善意志和人是目的之外了，结果把它们推到，凌虚蹈空的陷阱中，没给人的感性生活，留下同样成为“目的”的空间。

比方说，假如良善意志剥离了，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快乐愉悦，这类感性的因素，仅仅植根于，纯粹理性的认知机能中，那除了枯燥的逻辑推理，和抽象的正确知识，这些所谓的理知品格外，有血有肉的现实之人身上，还有多少东西能够剩下来，成为道德上，值得尊重的目的呀？

毋宁说，经历了这样子，炉火纯青的理性化后，对于经验品格，抱着蔑视态度的良善意志，大概率只会单向度地，指向人的存在中，理性的一面，而把感性的一面，打入不受待见的冷宫，结果让原本应该是，整全丰富的人是目的，变成了畸形片面，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跛脚鸭咧，不是？

严格讲，作为人伦关系中，不可逾越的绝对命令，人是目的的实质恰恰在于：把人的整全存在，都当成目的来尊重。于是乎，康德贬低了，人的感性存在，也就自败地扭曲了，这条底线的整全内涵，结果为了彰显人的理性存在，作为目的的尊贵价值，否定了人的感性存在，同样作为目的的尊贵价值。

最后呢，也是最严重的，康德这样子贬低，人的感性存在，再次张冠李戴地搞错了，人是目的的终极应然理据：按照这条绝对命令，某个行为只有在，仅仅把人当工具，随意加以侵害的意思上，才属于道德上，应当谴责的邪恶，却与这种行为，究竟是处在感性，还是理性的支配下，木有实质性的关系。

不错喔，日常生活里，的确有不少人，为了达成感性的利益，把别个仅仅当成工具来利用。可是哈，只要抛开了，理性主义的先入之见，我们不难发现，造成这类现象的罪魁祸首，并非这些利益，本身的感性特征，而是这些人，为了得到这些感性利益，不惜坑害别个的邪恶动机。所以哈，某些人甚至还会，诉诸认知理性的手段，来为自己谋取，不正当的感性利益。

反过来，只要不把别个，仅仅当成工具来利用，也不会因此造成，坑人害人的后果，任何人在任何行为中，对任何感性利益的追求，就都是道德上正当的了。也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如同康德不屑地贬斥的那样子，把这些感性的追求本身，说成是所谓的“实用性阶梯”，甚至说成是“恶”的。

正是由于理性精神的，这种严重误导，康德虽然明确肯定了，人是目的的深刻理念，却没有针锋相对地，把只拿人当工具的，行为动机及其后果，视为道德上的“根本恶”，反倒避重就轻，将批判矛头聚焦在了，认知意味更浓的，所谓“自我欺骗”上，结果严重弱化了，不可害人的底线效应，嗯哼。

一言以蔽之哟，康德主张：良善意志只以纯粹理性为根据，结果就在艰深晦涩的抽象思辨中，错失了事情的要害，未能看到，“人是目的”的应然命令，与“人有理性”的实然描述之间，其实没啥实质性关联，倒毋宁说完全来自，“不可害人”的道德诉求：把人当目的，就意味着我们不应当，把其他人仅仅当成，可利用的手段，为了谋取自己，或是小团体的利益，不惜坑害其他人。

所以哈，我们针对这条应然命令，展开的伦理证成，也不应当像康德那样子，仅仅围绕着，“理性的良善意志，何以有资格蔑视，感性的任意动机”，这个偏执性的命题来展开，而应当围绕着，“为什么人与人之间，不可相互坑害”，这个规范性的命题来展开，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