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 以神為本的信仰和以人為本的教化
舊文明的社會組織,權力的金字塔,一層壓一層,將勞力者社會生產,壓在最底層。社會組織是政治,生產分配是經濟。 政治是上層,經濟是基礎。上層建築壓迫經濟基礎,勞心者壓迫勞力者,統治階級壓迫奴役被統治階級。
封建制度的問題,是金字塔的最上層,沒有統一的財權軍權人事權。上一層壓下一層,壓不太住。一群人打敗了另一群人,要管理。你把打下來的人和地方,分給親戚朋友,分的時候,大家服從你。但是他們的子孫,憑什麼要服從你的子孫?這些王公貴族,相互之間起了爭執,他們有自己的人事權,有財權有武裝,誰也不服誰,打起來了,你怎麼處置?他們又憑什麼聽你處置?你想用刀,刀又不全在你手裡。西周覆亡,說是紅顏禍水,幽王烽火戲諸侯,到了緊要關頭沒人來救命。 其實呢,是因為刀不全在周幽王手裡,他有了大的危機,要靠諸侯們來救。即便是不戲諸侯,大家來救了你,接下來你還能有多大威勢去管別人?
社會安定一層一層往下壓壓不住,就要另想辦法。歐洲中世紀,社會的總體安定,依靠的是天主教會的精神權威。中世紀一千年,天主教會,全面壟斷知識文化,揚善抑惡的基督教義天天講,深入人心。基督教早期的教父們,將聖經和古希臘的思辯哲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社會理論。理論有了,後面就是天天講,將這一套理論,灌輸給社會大眾, 建立統一的,自下而上的天主教會,依靠教會和神的精神權威,與王公貴族的武力和野蠻殘暴對抗。教會教導普通人,日常事務,要服從世俗政府的權威,但是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精神上道德上,所有人,包括所有的王公貴族,必須服從神,服從天主教會代表神的裁決。中世紀一千年,歐洲社會,從皇帝國王,到普羅大眾,都對基督教義和天主教會代表神的權威,深信不疑。
天主教影響力最大的早期教父,是奧利根 (Origen), 聖傑羅姆 (Jerome), 聖奧古斯丁(Augustine)。舊約是奧利根系統修訂的,聖經使用至今的版本,出自聖傑羅姆之手,聖奧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是教會超越世俗政府的權威的理論基礎。 還有兩位,聖安布羅斯(Ambrose)和聖格里高利(Pope Gregory I),是行動的巨人。這五位,要說對基督教的貢獻影響,最早最大的是奧利根,聖父聖子聖靈三位一體,是他的發明。但是他的名字前面,沒有聖,天主教會甚至不承認他早期教父的身份, 原因是他走極端,為了專注於神的事業,犯了揮刀自宮的錯誤。其他四位,沒有走這樣的極端,但是他們對教會和神的事業的獻身精神,大同小異。這幾位都是思想實踐左右了歐洲歷史過千年的傑出人物。
中國的社會發展,走了另一條路。中國沒有一神教,七七八八的神盡有,都沒有足夠的威勢給所有人定規矩。百家爭鳴的社會理論,不能靠神立規矩,就不靠,子不語怪力亂神,直接人給人定規矩。中國人的社會理論,儒家法家,都是人本主義,沒有神。儒家的社會理論,中心是禮,是社會制度行為規範。制度規範怎麼推行?儒家說仁者愛人,說服教育為主,不到萬不得已,靠教化不用刀。孔子有教無類,是為萬世之表的教育家。教化為什麼可行?因為人的本性都不壞,為大家好的道理,好好講,人人自然會同意擁護。人之初,性本善,仁者無敵。儒家的立規矩,有不少理想主義色彩。
法家也是人給人立規矩,不過出發點完全不同。法家說儒家的社會理論是偽善,不切實際,是人都不是好東西,社會管理,說服教育沒有用。人管理人,關鍵是要利用人怕死貪利的本性,用法來治。商君之道,嚴刑峻法,威逼利誘,是高效無比的治人的法門。
周朝的社會制度,和歐洲中世紀的封建農奴制,大同小異,到了春秋戰國,大大小小的諸侯國之間,戰爭不斷。秦國用法家治國,從商鞅到李斯,代代相傳,到了秦始皇,奮六世之餘烈,一統天下,將財權人事權集中到了社會金字塔的最上層,用中央集權的體制,消彌區域之間的戰爭。但是秦始皇得了天下之後,焚書坑儒,變本加厲地嚴刑峻法,不到三十年,把天下人全體逼反了。接下來項羽不搞集權搞封建,也不行;劉邦實用主義平天下,搞一半封建一半集權的四不像。後面文景之世,用黃老之術,無為而治;到了漢武帝,幾代人的理論實踐,明白了平天下靠刀靠法家,治天下用禮義用儒學的道理,聽董仲舒的,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系統地建立發展儒家的禮義道德倫理制度,兩千年下來,忠孝節義,禮義廉恥的教化,蔚為大觀,深入人心。 在爭奇鬥豔的人類文明中,中國集權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社會道德規範的有機結合,是獨樹一織的原創。
封建農奴制和中央集權,是兩種完全不同的社會制度。歐洲的封建農奴制度,對勞心者的制約,相對寬鬆,對勞力者的管理卻是嚴厲苛刻。中國集權的社會制度,金字塔中,對勞心者的管理,要嚴格很多,但是對勞力者的約束,相對寬鬆。所以中國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這樣的自由歌。在中國的集權社會裡,當官和擁有土地財富,是兩碼事,擁有土地和擁有在土地上勞作的人,也是兩碼事。在歐洲的封建社會裡,這些都是一碼事。中國的集權制度,人用統一的法規治理人。歐洲的封建社會,沒有統一的法規,社會管理有很大的隨意性。 集權制度之下勞力者的群體,對比封建制度下勞力者的群體,有本質上不同的人身和經濟自由。
中國現代的歷史學者,生吞活剝,為了維護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決定論,把馬克思對歐洲社會發展的階段劃分,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往中國歷史上硬套,把中國兩千年中央集權的社會制度,說成是封建制度,把周朝的封建社會,說成是奴隸社會。大學的時候讀范文瀾的中國通史,怎麼讀怎麼糊塗,後來明白了,原來是他指鹿為馬,胡說八道。中國社會,夏和商不大好說,但周是和歐洲中世紀類似的封建社會,應該沒有疑義。井田制,和現代文明興起前歐洲封建的土地制度,是一回事。中國到了秦,特別是漢武帝之後,就不再是封建社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