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人性邏輯72.米塞斯行為邏輯學的模糊混亂

然而哈，致敬完了，現在就要向米大師開火了，指出他的行為邏輯學，在事實與價值問題上，依然殘存的一些理論窟窿了。較真。

首先呢，米塞斯雖然把實然與應然之分，貫徹到了行為邏輯學的研究中，卻又如同整個西方學界那樣子，依然堅持事實與價值的二元架構，甚至在他所謂的，“方法論的二元論”中，明確主張：“物理，化學，生理現象的外在世界”，與“思想，情感，價值評判，有目的行為的內在世界”之間，不存在聯結的橋梁，結果斷然否認了，經濟學也很看重的“需要”，在此扮演的中介角色。可是哦，這樣子搞封控隔離，明顯會遇到一個，繞不過去的難題：要是事實與價值，完全不搭界的話，價值又是打哪兒來的呢？總不會憑空掉下來吧，嗯哼。

正由於繞它不過，米大牌界定“主觀使用價值”，這個概念的時候，也不自覺地承認了，“意欲”在“外在世界”，與“價值評判”之間，起到的媒婆作用：“‘效用’是指人們認為，某個東西能夠消解自己的不適感，因而賦予它的重要意義。……行為邏輯學的基本理念是，人們寧願獲得，更滿意的東西，並以其效用為基礎，評判各種事物的價值。”不用講，他要是自覺意識到了，這個見解對於克服二元架構，具有怎樣的理論意義，或許也就不會繼續堅持，他所謂的“方法論的二元論”了，不是？

其次呢，如同區分實然與應然的奧斯丁，以及主張價值中立的韋伯一個樣，米大牛也沒意識到，把價值對象當成事實材料的中立態度，以及實然與應然這對概念，有別於事實與價值，是與應當的實質，都在於把認知需要，與非認知需要分離開，亦即一方面將，“善與惡，公平與不公平，正義與不正義”之類，基於任何非認知需要的評判訴求，統統從科學研究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又保留，那些僅僅基於認知需要，有關純認知真假價值的評判訴求。

這個意思上講，行為邏輯學雖然不應當要求，人們在行為中去追求，這樣那樣的規範性目的，如同贊成人們追求高尚的快樂，反對人們追求低俗的快樂那樣子，卻應當贊成正確的認知，反對謬誤的認知，從而在純認知層面，給出“你的見解符合事實，真好”，“他的結論與事實不符，應當改過來”，這一類的評判訴求，而木有理由在這方面，也保持所謂的“價值中立”。

照這樣子推哈，行為邏輯學雖然不應當捲入，各種學說圍繞規範性問題，展開的任何理論衝突，卻應當在純認知層面，積極參與“真與假”的門戶之爭，如同米塞斯自己，也對“等價交換說”做過，“它在理論上錯了”的純認知價值評判那樣子。所以喔，“價值中立”的說法，歸根結底只是指，對非認知價值保持中立，而不是指對認知性價值也保持中立，以致乾脆不做任何價值評判。

再次呢，這種所謂的“主觀主義”態度，根本不像米塞斯宣稱的那樣子，能夠賦予行為邏輯學，某種與主觀價值無關的“客觀性”。毋寧說，非認知價值中立的科學態度，只會讓行為邏輯學的研究成果，擺脫應然因素的扭曲誤導，具有符合人的行為，這種主觀因素很濃的“價值性事實”的，“真理性”或“正確性”。說白了，這種與“客觀性”不同的“真理性”，正是行為邏輯學，沒法全盤照搬，自然科學研究客觀“非價值事實”的特定模式，包括但不限於：反覆實驗，定量計算等等，的頭號原因。

又次呢，米塞斯聲稱：“行為邏輯學不關心，行為的終極目的。……它是有關工具的科學，不是有關目的的科學”；“它運用的唯一標準，就是看人們選取的手段，是否適合實現既定的目的”，結果割裂了目的與工具，同樣不成立。

不管怎樣，要是“行為者意志和意向的運作……無疑是給定的事實”，行為邏輯學就應當把，行為者選取的目的，也當成事實材料來處理，卻沒有理由讓它占據，某種有別於工具的特殊地位。

最後呢，由於曲解了“價值中立”，米大牌誤以為，要是把“好壞（善惡）”，這類表達評判訴求的術語引進來，就會造成新【聞審查官式，既武斷，又主觀的干擾，沒法達到他心目中的“客觀性”，所以居然拿出吃奶的勁兒，能不用它們，就不用它們，從而一個勁地朝着，他所謂的“純形式”努力，嗯哼。

怎麼會出現，這樣子低級的失誤呢？主要是因為他沒看到，這對價值基準概念，與他經常運用的，“目的”“滿意”“快樂”等等，包含主觀價值意蘊的術語一個樣，也有普遍適用的核心語義；否則的話，人們甚至沒法圍繞，“白菜好不好吃”，“希特勒是不是個惡棍”的問題，做出評判，展開爭辯了。

換個方式說喲：如同本系列的討論，顯示的那樣子，好壞概念也是靠，各自的核心語義，表達人們的評判訴求的。所以哈，研究者只要不把，自己的應然立場帶進去，完全能從實然視角出發，描述分析它們的這些語義，及其表達的人們的評判訴求，從而得出嚴格符合，“非認知價值中立”標準的科學結論。

也因此，我們不僅無需把它們，排除在科學研究之外，反倒應當把它們當成，探討行為邏輯的時候，必須在存在之“是”的維度上，優先展開描述分析的對象。否則的話，一旦將它們拒之門外，行為邏輯學不但會變得蒼白貧乏，而且也難以如實揭示，“人的天性和存在的本質”。

尤其反諷的是，米塞斯頻繁運用“滿意”這個詞，用它分析人們的行為，甚至得出了，像“行為者總是希望，用更滿意的狀態，取代不那麼滿意的狀態”，這樣子的結論，卻沒有自覺意識到，“滿意”恰恰就是，“好”字的核心語義，而上述結論也恰恰陳述了：“行為者總是希望，用更好的狀態，取代不那麼好的狀態”，這個包含着“趨好避壞”“取主舍次”意思的命題。

同時呢，米大師還在純形式意思上宣稱：“‘人的唯一目的是獲得快樂’的命題，屬於同義反覆”，甚至據此主張，行為邏輯學不應當從應然視角，將那些被別個視為“趨苦避樂”的人們，說成是“變態”或“怪僻”的。

然而很可惜，擯棄好壞概念，卻妨礙了他進一步看到，這個命題的原初內涵，就是“趨好避壞”的人性元理；至於裡面更深層的同義反覆，又在於“好”字的有益語義，與“壞”字的有害語義，因為“快樂”與“痛苦”，恰恰分別寓於這兩種，邏輯上在先的意思中：人們通過行為，獲得了有益的好東西，自然感到快樂，遭遇了有害的壞東西，自然感到痛苦，不是？

再比如，米塞斯指出：“做選擇時，人們……是在所有人類價值之間進行取捨。”此外哦，他不僅將目的與工具，視為權衡取捨的兩個對象，並因此將一切行為，都看成廣義上的交換行為，而且討論成本與收益的衝突時，也一反主流學界，特別是效益主義，偏重於大小多少的客觀定量之別，侈談“最大化”的傾向，大力彰顯了，充滿價值等級意蘊的主觀定性排序，發揮的重要效應。畢竟，面對“要黃油，還是要大炮”，這樣子常見的兩難，恐怕再有數學頭腦的經濟學家，也沒法單憑定量大小的精確計算，給出有意義的解答。

然而很可惜，擯棄好壞概念，也妨礙了他進一步探究，“好好衝突”在此扮演的角色，結果不僅忽視了，不同的目的好之間，同樣會相互牴觸，而且還走向了，取消定量維度的另一個極端，陷入了一邊主張，“選擇不是度量的行為”，一邊承認，“人們做選擇的部分原因，在於他們生活在一個量的世界”的自相矛盾，尤其忘了經濟學的研究內容，至少部分地在於解釋：面對量上稀缺的各種物品，人們應當怎樣依據，不同需要的重要程度，從質量結合的視角精打細算，然後通過人際交換，做出取捨選擇，達成自己意欲的目的，嗯哼。

又例如，米大腕雖然將“邊際效用法則”，說成行為邏輯學的定理：“人們總是優先獲取，更滿意東西”的逆命題，然而很可惜，擯棄好壞概念，同樣妨礙了他進一步，把這條定理概括成“取主舍次”，並以此為基礎，圍繞“邊際效用”，這個重要的經濟學原理，做出更貼近日常經驗的通俗闡釋。

當然囉，這些缺陷都不足以否定，米塞斯在倡導應然價值的實然研究上，做出的原創貢獻，以致他的確有資格，如同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休謨，韋伯等人那樣子，成為他所說的，“具有產生新的原創理念，和改變傳統信條的能力”的，極少數人中的一員。具體講，至少在兩個方面，這種貢獻大有助益。

第一吧，經濟學領域裡，要是接着米塞斯的思路講，通過引入“好壞對錯”的價值基準，如實考察市場經濟的普遍邏輯結構，我們就有可能擺脫，各種應然立場的誤導扭曲，找到“看不見的手”，“不等價交換”，“邊際效用”等等難題的謎底，深入揭示當前經濟學中，那些能夠成立的，基本原理的人性根源，從而一方面儘可能準確地，描述和預測經濟發展的現狀和趨勢，另一方面推動經濟學本身，朝着科學化的目標，實現富於突破意義的研究範式轉型。

第二吧，更廣泛的人文社科領域裡，要是接着米塞斯的思路講，把他倡導的“行為邏輯學”，進一步發展成“人性邏輯學”，亦即把“找尋行為的邏輯”，進一步提升為“找尋人性的邏輯”，還能幫我們解答，下面的難題：在以人為對象的，所有理論研究中，怎樣才能擺脫，應然價值先見的干擾，如同自然科學家，研究自然規律那樣子，從實然視角出發，深入探討人的行為的普遍邏輯結構，如實揭示其中潛藏的，“人的天性和存在的本質”？

不用講，這樣子的理論努力，會讓“人”不再僅僅構成，有關他們“應當”怎樣的，“規範性”學科的研究對象，而是首先構成，有關他們“是”怎樣的，“元”科學的研究對象，從而通過這樣子的研究範式轉型，憑藉“人性邏輯學”，打造一個足以貫通和涵蓋，全部人文社科領域的“學術統一場”。不好意思吔，親，本系列正是俺老漢，接着米塞斯的思路講，在這方面努了點力的理論結晶。至於成效嘛，自然只能交給，以後的歷史去評判咧，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