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給中國傳統學術，下一個明確的定義，很難。為了避免“誤傷”，姑且以時間劃分吧。

1840年之前，為傳統。之後，是現代。學術也如此劃分，1840年之前的，是傳統學術；之後是現代學術。

當然，事情沒那麼絕對；不要說1840年之後，就是今天，傳統學術的影子，在中國依然清晰可見。就像皇帝不在了，國人的帝王思想，依舊很頑固一樣。

從特徵上劃分的話，傳統學術是開門見山的，是不定義的；這一特點，諸子百家，幾無例外。《墨子》中有一點，有對“同”、“異”等抽象概念的定義，非常難得。

中國人不善於，或者說是不屑於去辨析概念，中國人對於概念的定義一向是模糊的。在中國古代史上，能不能找到一個明晰、全面、準確、嚴格的定義？幾乎沒有。中國的哲學家極少下定義，儒家講仁？什麼是仁？眾說紛紜。

老莊講道，“道可道，非常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然而，道不可道，道是什麼？也沒有定義。

中國化的禪宗，就更厲害了。“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連文字都不立了，還談什麼定義啊！

儒釋道三家，一家也不講定義，也不定義。這就是中國傳統學術的特點。

2

下面，跟蹤一下“仁”在儒家學說中的演變。

“仁”是儒學體系中最重要的概念，“仁義禮智信”，“仁”排在第一位。

什麼是“仁”？

《論語》中，“仁”一共出現了66次，沒有兩個地方的解釋完全相同——這不是我的統計，我嫌麻煩，但熱愛儒學的人、研究儒學的人是不厭其煩的。我只是利用了他們的“研究成果”。《論語》是儒家經典，它忠實地記錄了孔子的言語、思想和行為，但是，它卻不能準確地定義什麼是“仁”。

《論語.顏淵》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又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前一個“仁”，是人與人之間的規範，後一個“仁”，扯得遠了，到了“天下”。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井有仁焉”，有人考證“仁”就是“人”。
孟子之“仁”，不再局限於個人和小團體，而是着眼於政府和國家，意在勸說當政者行“仁政”。即，孟子大大擴展了“仁”的作用範圍，由小“仁”到了大“仁”。後世有所作為、有所成就的“仁人志士”，多是從這個意義上理解“仁”的——在民族危亡時刻，許多民族英雄視死如歸、捨身成仁，此“仁”乃是愛國家、愛民族、愛人民的意思。與“保民”、“愛物”的小“仁”以及憐憫惻隱之“婦人之仁”大有不同。

宋儒，不厭其繁，又在不斷發展和創新“仁”的概念。

“仁也者，盡人之聖也；禮也者，盡人之賢也；義也者，盡人之才也；智也者，盡人之術也。” 這是周敦頤說的。“仁義禮智”，都說道了，也都有“新意”——和“孔孟之道”比起來，味道大變了。

周敦頤的學生謝良佐，也不甘寂寞——他接着說：

“仁者，天之理，非杜撰也”。如果，“仁”是天理，則按照朱熹的“理”，它是一種先驗的存在，“理”在氣先。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是一理。“理一分殊”，正如朱熹說：“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

至此，“仁”又成了萬物的本源。

謝良佐進一步解釋：

“心者何也？仁是已。 仁者何也？活者為仁，死者為不仁。今人身體麻痹，不知痛癢，謂之不仁.桃杏之核，可種而生者，謂之桃仁杏仁，言有生之意，推此仁可見矣。

“桃仁杏仁”，就是“仁”。這是從生命起源的角度解釋“仁”的，因為，甜桃和酸杏都是由“仁”長出來的。

從孔子“愛人”，到謝良佐的“麻木不仁”“桃仁杏仁”，其間之距離，何止天地之間。不過，不要認為謝良佐在和我們開玩笑。清末，譚嗣同對於“仁”的解釋，倒是和謝良佐相像，譚嗣同在《仁學界說》中指出：“仁為天地萬物之源，故虛心，故虛識。”

以我之力，要搞清楚“仁”的含義，實在是勉為其難。

我只不過是隨意從我看過的儒家文章中，摘錄了有限的幾則，已經感到大腦氧氣不足，思緒難以為繼了。可憐那些科舉的書生，要不呆不傻，真是奇蹟了。“仁”如此，儒學的其他概念，也都這樣，從來沒有一個穩定、持續、內涵清晰的唯一定義。

沒有清晰的定義，有兩方面壞處。

一方面，對同一個名詞，每一個學者使用不同的定義，就會造成“雞同鴨講”的混亂，你說你的，我說我的，我說你的不對，你說我的不對，可是，誰也不能證明對方是如何不對。因為，原本，各自對同一個名詞都有不同的定義。

另一方面，概念不明晰，會造成學術中斷，即：後來者無法繼承前人的成果。每一個人都“從頭來過”，學術的發展自然陷於停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