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辨論當中，最容易發生什麼問題呢？是雞同鴨講。你說的是A，對方說的是A的變種，不僅如此，該變種，還會隨着對話的展開，不斷進化，就像今天的新冠病毒一樣。直到，A的變種最後完全背離了A，與A沒有任何關係，或者，走向了A的反面。

對此，著名作家劉震雲看來是深有體會。2017年《數學文化》第四期，刊載了劉震雲的一段話，他說：“這個民族的思維，特別容易把一件事說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說成第三件事……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的思考習慣特別容易大而化之，說不清楚事情的邏輯。我覺得作家的責任，就是從別人說不清楚的地方開始把它說清楚。而有些人說不清楚，就是因為他數學不好。”

其實，我也有這種經歷，但我人微言輕，說了也沒人聽、沒人信，因此，就引用一下劉震雲的話。

劉震雲的話，有一點小小的瑕疵，就是最後說“有些人說不清楚，就是因為他數學不好”——不是數學不好，是邏輯不好。

自然語言，沒有數學那麼精確；說話、寫文章，也用不到數學公式；遵循邏輯，就能把事情講清楚，否則，就成了意大利通心粉了，亂作一盤。

上述現象，以邏輯來評判的話，就是違背了邏輯三鐵律中的同一律。

2

同一律的數學表達是A=A，看似平淡，實則奧妙。

聯想到、這是2000多年前、幾乎和孔夫子同時代的亞里士多德的發現，就更加佩服——我們今天遇到的煩惱，亞里士多德早想到了，還給你開了方子，抓了藥，且，保證能治好。

你服不服？反正我服。

如何解釋同一律呢？簡單說，就是在一段敘述中、對話中，A就是A自身，而不能是任何其他不同於A的存在。以一貫之，前後一致，否則，就違背了同一律，就是偷換概念。借用一句俗語，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一個人的名字，只要登記到身份證上了，就不能修改了。我們也知道，但凡是改名字的，不是騙子，就是江湖大盜，犯了命案了不得不隱姓埋名。

江湖大盜為掩蓋罪行、逃避懲罰，最簡單且有效的辦法，是改名——改了名，前朝舊事，都不認賬了。辨論中，違背同一律、偷換概念也是否定傳統、不認舊賬的常用手段。

2014年夏天，在河北省井陘縣錦山風景區，遇見三個遊客。他們走累了，坐在路邊休息，其中一個，在抽煙，對近在咫尺的“嚴禁抽煙”的告示，視而不見。要在外地，我不敢管。萬一遇到混不吝，麻煩就大了，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現在，在自家地盤，咱也算是地頭蛇了，怎麼可以對違禁行為不管不顧呢！
我問他：不是不允許抽煙嗎？為什麼你還抽呢？
“他不是抽煙，他在吸毒。”——這不是他說的，而是和他在一起的同伴說的。
看！他的同伴多聰明，一個“吸毒”之轉換，就把不允許的變成無所謂的了。
不允許的、禁止的是“煙”，而不是毒品啊！告示牌上寫的是“嚴禁抽煙”，而不是嚴禁吸毒。

在此，這位狡辯者，充分地展示了他的智慧，使用“偷換概念”，為自己的同伴辯解了一番。

不過，他的同伴倒是自覺，知道理虧，聽了我的批評之後，就掐滅了煙頭——正義的力量一定是會戰勝“邪惡”的。

3

不嚴格遵守同一律，對話和辨論，就失去了意義。對狡辯者來說，他成功了，然而，對於探究事實、真理，就毫無價值。

沒有哪一條思維定律，像同一律一樣簡明；也沒有哪一條定律，像同一律一樣被肆意地違背。

再舉一例。這是我們周圍，經常發生的。

有人說，華為的鴻蒙OS，是安卓系統換了一個Skin，是抄襲，沒有多少技術含量。

為此，招致了大批人的討伐。

“討伐者”的“邏輯”是：鴻蒙OS是華為的，批評鴻蒙OS，就是批評華為；華為是民族企業，批評華為就是批評民族企業；民族企業是國家的一部分，於是，批評民族企業，就是不愛國。

連用不用華為手機，都和愛不愛國聯繫起來了。然而，華為長公主孟晚舟女士用的是iPhone，能說孟女士不愛華為、不愛國嗎？

我們還是要回歸理性，理性的根基是邏輯。

我在討伐者的邏輯一詞上，加了引號，以示他們的邏輯，不是邏輯，恰是違背邏輯的。討伐者的“邏輯”，應驗了劉震雲先生的話：這個民族的思維，特別容易把一件事說成另外一件事，接着又說成第三件事……

以同一律觀之，“討伐者”至少偷換了四次概念：鴻蒙OS、華為、民族企業、國家。

將四個概念羅列於此，討伐者的荒謬，一目了然。——從一個概念，硬跳到另一個概念，沒有任何說明、解釋，更不要說證明了。跳轉所用的墊腳石，是我們再熟悉不過的“就是”。“就是”所展示的並不是邏輯，而是以勢壓人的武斷！

經歷過荒誕年代的人，應該不會忘記這樣的句式：反對我，就是反對組織；反對組織，就是反對領導；反對領導，就是反革命。

4

回到同一律的原始表達，A=A。

看上去平淡，實際上神奇。

同一律蘊含着這樣一句不言自明的“邏輯”：宇宙之內，任何一個事物只和它自身相等。也只有與它自身相等，無需證明。此外，所有相等關係，都要嚴格地證明。否則，就是偷換概念。

可見，同一律的條件是非常嚴格、近乎不可能達到的。

也因為其嚴格、不容易達到，同一律才無限頻繁地被人破壞，還渾然不覺。

這也提醒我們，相等和相似是兩種不同的關係，不可混淆。只有與其自身，是相等；此外的所有關係，最多是相似、類同，而不是相等。世界上沒有兩片相同的葉子，但，相似的葉子何止千萬。

然而，經常是，人們將相似關係誤作等同，且，不斷放大。一旦邁出了錯誤的一步，卻不能被及時發現、矯正的話，結局只能是一錯再錯、積小錯為大錯，以至於滿盤皆錯。“失之毫釐，謬以千里”，是也。

儒學之“家國混用”，是違背同一律的一個例子。

家國相似，可，絕不相同。

但是，自古而今，中國人都是家國不分、家國一體來處理社會問題的。就像歌詞裡所唱：家是小國，國是大家。

家國之異，不在於規模大小、人口多少，而是家國是兩種根本不同的社會組織。

首先，家是自然的；國，是外力強制形成的。任何一個人，包括動物，都是在父母和家庭的照顧下，成長起來的。沒有父母和家庭，人，就成了孤兒。尤其是初生的嬰兒，失去了父母，就會死亡。一個人、動物，在學會基本的生存技能之前，脫離家庭，是不可想象的。國，顯然沒有這種功效。

其次，種族延續是家族的第一目標。國，是無生命的組織，無所謂生死，也無所謂是否延續。因為種族延續是家族第一目標，所以，最嚴重的家長專制，也不過是開明專制和有限專制，父親不是出於例外，是絕對不會對自己的兒子下毒手的。

與此相對，即使是最開明的皇帝，一怒之下，大臣們的腦袋可就搬了家。朱元璋當了皇帝，擅殺功臣，僅僅朱善長一案，就殺掉了好幾萬人。

統計一下，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河中，父親殺死兒子的，有多少例？屈指可數吧！

儒家之所以將家國等量齊觀，是想把父子和君臣對應起來。即：是想以“管家”套“治國”。問題是，父子和君臣，管家和治國，等同嗎？儒家學者們從來沒有證明家、國是等同的，就胡亂地以國代家，或者以家代國；或者，在兩者之間隨意切換。

熟讀四書五經的士大夫，視君如父。然而，皇帝可沒有把大臣當兒子，生殺予奪，想打就打，想殺就殺。理想的情同父子，現實卻是伴君如虎。大臣們輕則挨板子，重則掉腦袋。朱元璋的大臣一早上朝，要和家人訣別，不知道還能不能再見；傍晚，散朝到家，則與家人相擁而泣、彈淚相慶，祝賀自己又多活了一天。

哪一個兒子在自己的父親面前，受這樣的委屈？過這樣的日子？

追究起來，造成如此悲慘的結局，原因起於儒家“家國同構”的邏輯錯誤——在家，父權是無限的，也沒有任何一種機制去對抗和抵消父權，然而，對父權的消解是內置的。因為，種族的第一使命，是種群延續和擴大。因此，父親是不可能對兒子痛下殺手的。殺了兒子，就是斷了自己和家族的命脈。自絕其後，是任何一個種群都不會作的愚蠢行為。

儒學以家論國，將父親的無限權力，也賦予了皇帝，之後，希望皇帝“內聖外王”，像對待兒子一樣對待大臣和草民，然而，真實的歷史是，自秦始皇開創帝制以來，士大夫不是被打得皮開肉綻、屁滾尿流，就是“誤了卿卿性命”。

違背同一律，有多可怕。

再沒有比儒家信徒更愚蠢的群體了，他們宣揚的“家國一體”不僅害了國家和民族，還害了廣大老百姓。更可悲的是，老百姓失去的只是自由，他們失去的是自己的生命。

沒有邏輯的古人，發現不了“家國同構”的致命缺陷；邏輯不好的今人，還在重複昨天的故事。

這，或許是更大的悲劇。

5

由於，相同是如此的嚴格，所以，日常所謂相同，是類同，而非相同。即：屬於同一個類別，類別一致，而不是個體相同。

對此，波蘭著名學者塔爾斯基在《邏輯和演繹科學方法論導論》中，是這樣定義的：

x＝y，當且僅當y所具有的每一個性質，x都具有，同時，x所具有的每一個性質，y也都有。簡單一些，我們也可以說： x＝y，當且僅當x與y的每一性質都是相同的。

塔爾斯基的表述非常清楚，是性質相同，而不是量。

我們也知道，性質是類屬性，用於區別兩個不同的類別。但，每一個個體之特徵在於量，而非質。

就像我們和姚明，都是人類一分子、類同，可是，個體差異何其巨大啊。大到當曾志偉和姚明站在一起的時候，你會誤以為他們不是一類——至少，有一個是來自外星的。

但，語言是模糊的。

對話中，沒有人會有意區分自己使用的是類概念、還是個體概念，並且，往往類、個體概念是同一個名詞，這就違反了“同一律”。同一律要求，或者使用類概念，或者使用個體概念，兩者不能混同。可事實上，人們總是習慣於將其混用。

例如，某人說，東北人淨吹牛！

反對者說：胡說八道，誰說東北人吹牛了，我是東北的，我還不知道啊，我就實話實說。我不吹牛。

於是，常見的口水戰，就開始了，無休無止。

為什麼會發生爭吵呢？

原因是，前一個人說的“東北人”，是個體概念，後一個人說的“東北人”，是類概念。個體和類，類同而不是相同。

這樣的爭吵，每時每刻每分每秒，都在上演，而且，在可以預見的未來，還會持續下去。

何也？

爭吵的雙方，都不懂邏輯，都不知道問題何在。都能找到自己正確的地方，也能找見對方的錯漏，於是，各執己見，不眠不休也。

可見，懂邏輯的話，會減少很多爭吵。

中國各處，總是吵吵鬧鬧，除去欠缺公德之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中國人不懂邏輯。要是懂邏輯的話，噪聲會降低很多分貝，公共場合也會安靜下來。

我這句話，還是會被很多人攻擊的：誰說中國人不懂邏輯的？金岳霖不是中國人嗎？金岳霖寫了《形式邏輯》一書，你能說他不懂邏輯？你能說中國人不懂邏輯？

我無言以對。

唯一可奉勸的，是學習邏輯、學好邏輯。

無邏輯，無以言。

6

同一律的目的，旨在保持表達的一致性，使文章之前後、辨論的雙方、作者和讀者，在同一個意義上、使用同一個名詞，儘可能地避免歧義和雞同鴨講。

由此，一致性至少包含三個層次：

第一， 始終如一、前後連貫地使用同一個名詞，在沒有改變名詞內涵的情況下，不造新詞，也不用新詞；

俗話說，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為什麼不改名呢？就是要對自己所作所為，有承擔而不是逃避。反過來，騙子和強盜，總是隱姓埋名的。原因也很簡單，通過改名隱瞞罪行、逃逸懲罰。

同理，在思維、表達、討論過程中，名詞和概念也不能“改名”。要前後一致，否則，一改名，別人就不知道新名詞的內涵，以及它和舊名詞之間的關係了。

當然，在辨論中，隨意地改變名詞，能瞬間從窘境中逃逸，然而，那是對邏輯規則的冒犯，和詭辯式的小聰明，於口舌之快有益，於探究和發現真理無補。就像白馬非馬之論，可以矇混過關，然而，沉溺於此的中國學術，則在邏輯方面躑躅不前。

如果說，白馬非馬式的詭辯，還是混淆概念的話，孔夫子在生、死兩個截然相反的概念之間，跳轉，就是“生死切換”。

孔子的學生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是否可以仿照孔聖人的話，造一個句子，學生問老師：什麼是黑？老師答：不知道白，怎麼能說黑？

再造一個句子，小學生放學回家，問自己的爸爸：我媽在家嗎？父親回答：不知道爸爸在不在家，怎麼能知道媽媽在不在家呢？

孔夫子無法探究並回答“死亡”之內涵，就用另一個名詞來敷衍。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後來者，學了孔聖人的樣子，在無法改變名詞之內涵時，就再造一個名詞，以為創新，實際是新瓶裝舊酒，穿新鞋走老路。

改的是名詞，而不是內涵；換的是面子，里子紋絲不動。

對此，百歲老人、楊振寧先生的老同學何兆武先生說：這一百年來，我們招牌換得多，實質內容變得少。革命不能只是一個招牌，內容不變，只換招牌不行。招牌變了，內容也要跟着變。

第二， 不改變該名詞的固有內涵；

有時，名詞沒有改，卻改變了其內涵，也是不允許的。

例如“人”。

什麼是人？人的生命是從哪一刻開始計算的？不同文化、不同時期，其內涵是不同的。

300年前，天主教會一直允許婦女在胎動之前，墮胎；聖托馬斯認為，胎動是胎兒生命的起點，因此，在此之前，就不算殺人。

今天，天主教會將生命的起點定義為精子進入卵子之時，因此，根據新定義墮胎就算是殺人。

比較而言，東方文化中，對人和生命的定義，就比較含混。所以，中國古代溺嬰現象是普遍存在的。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被西方普遍地批評和指摘，也是基於中西雙方對“人”之定義的分歧。

或者說，西方人說的“人”，和中國所謂“人”，是不一樣的。

西方認為受精卵和胎兒是人，中國認為不是人；是人，墮胎就是最大之惡，是殺人啊，還有比殺人更嚴重的罪惡嘛！不是人，墮胎就是小事一樁了。

一方，認為墮胎萬萬不可；另一方，對此漫不經心。那能不吵架嘛？能不吵翻天嘛！

然而，雙方最嚴重的分歧，卻源於一個最基本的定義。

邏輯之重要，也就不言而喻了。

第三， 定義該名詞內涵的標準，始終如一。

有時名詞沒變，然而，定義該名詞的標準變了，名詞也就失去了原有的意義。

20世紀80年代，中國社會的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發展經濟，企業是主力軍。當時，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民營企業，沒有任何一家私人所有的經濟組織，所有經濟單位不是全民的，就是大集體，最差也是小集體，比如街道辦、機關辦、學校辦的小作坊。娃哈哈，就是一家學校實習工廠。

對此，日本著名經濟學家小宮隆太郎指出：中國只有工廠，沒有企業。

分歧何在呢？出在中日雙方定義企業的標準，不同。

在中國，企業被定義為一個生產單位，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都由上級有關部門決定，“企業”只負責加工過程，也不為盈虧承擔任何責任，因為，“企業”沒有決策權。

在日本，企業被定義為一個自主決策、自負盈虧的經濟組織，生產什麼、如何生產、為誰生產，都由企業主獨自決定。

綜上，要是不能滿足上述三個條件，同一律就不成立了；同一律不成立的話，後續的所有，也就沒有任何價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