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清平隨筆 | 道德元理 34.  體製革命與政權改換

前一篇為啥要極力渲染，合議性危機的嚴重性呢？原因拿衣服：一旦政治體制的合議性，出現了危機，對統治階層來講，就意味着，用來貫徹正義底線，維繫自身存在的那個制度，特別是自己手中的管控權力，開始搖搖欲墜，風雨飄搖，隨時都有轟然倒塌的可能咧，以致或者會被別個，奪去了管控權力，俗話或曰“改朝換代（改換）”，或者會被神馬新制度，取而代之，文言又叫“革命”，嗯哼。

畫龍點睛一次：中文語境裡，這兩個說法都沉澱着，“殷革夏命”的文化基因，因而時常被看成同義詞，但嚴格意思上，還是有必要區分一下滴：“改朝換代”是指：制度本身沒怎麼變，只是掌握政治權力的那撥人，換了新的一撥人，所以也能稱之為：“政權更迭”。

不用講，這種情況下，決定着制度的價值理念，尤其是制度旨在貫徹的，那根規範性的正義底線，往往依然故我，還是老一套，變幻的僅僅是，不屬於同一個祖宗的，城頭大王旗，俗話或曰：“換湯不換藥”，文言又叫：“舊瓶裝新酒”，不是？

相比之下呢，“革命”是指：不管掌權的那撥人，改換了木有，制度本身出現了，實質性的變化。當然嘍，絕大多數情況下，制度變了，政權也會更迭，以致兩者可以說是一碼子事，俗話或曰：“酒換瓶也換”：不僅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在身份方面今非昔比，而且占主導的正義理念，也呈現出了根本的差異。

然而全面起見，也別忘了歷史上，儘管沒那麼頻繁，還是碰巧了能看到的，“自我革命”的少數案例：由於這樣那樣的緣故，統治階層自己，改變了自己的價值理念，下定決心地決定，實質性改變以前設計、眼下運用的現行制度，將按照新的正義底線，設計出來的另一種制度，貫徹到現實生活中；比較切近的，就是台灣的蔣經國，開放黨禁報禁，實行民主轉型的事件了，嗯哼。

此外呢，還有與“改換”和“革命”比，差了不少火候的另類現象：價值理念、政治體制、掌權主體等，木有整個兒顛倒過來，到了改天換地的激進地步，僅僅是它們的部分內容，發生了推陳出新的溫和變遷，所以不妨名之曰“改—革”，同時也能順便展示一下，漢語構詞法的博大精深，不是？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子五花八門的，改革、改換和革命呀？原因在於19篇分析的，權益自由的深度悖論：一方面，賞罰機制所及的範圍內，掌握權力的統治者，憑藉強力他律的政治體制，總是擁有約束被統治者的管控自由；非法治的體制下，甚至還能擁有，不受強力他律約束的免控自由。

另一方面呢，賞罰機制所及的範圍內，木有權力的被統治者，不僅失去了，強力約束別個的管控自由，同時也失去了，不受強力約束的免控自由，結果不得不在，統治者劃定的雷池裡，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深怕一個不留神，踩到了地雷。爆咧。

一言以蔽之哦，統治與被統治的本質差異，主要在於：正義底線的限定範圍內，“統治”通常意味着，至少擁有管控別個的自由，多數情況下，甚至還能擁有，免受別個管控的自由；“被統治”則通常意味着，既木有管控自由，也木有免控自由，一旦過了界、越了線，就會受到強力他律的嚴厲懲罰。俗話或曰：“政，正也”，文言又叫：“權力即春藥”，深度貓膩就在這裡，嗯哼。

無需說，掌權者與老百姓之間，肯定有依存和諧的一面，集中表現在：如同前一篇所講，絕大多數政治體制，多少都會保護點，普通民眾的某些權益，不讓它們受到，其他民眾或外族的“不法”侵害，所以總能見到，禁止殺人放火、偷盜財產、攔路搶劫、性侵強暴等等的法律條文，靠這個維繫社會秩序，增強自身的合議性。

所以哈，假如被統治階層因此認為，小日子過得還可以接受，他們就不會圍繞，現行制度是否“正義”的問題，發表立場有“異”的不同“言論”——俗話或曰“異議”了，哪怕偶爾發點牢騷，總體上還是會服從，現行制度的強力管控，不是？

可是呢，當權派與民眾們之間，也會由於權益自由的悖論效應，出現衝突：要麼因為正義底線，本來就大為不同，要麼覺得自己，在既無從管控，又沒法免控的狀態下，遭到了不可接受的侵害，至少是被統治階層中的一部分人，就會形成並且說出，自己的異議，從而讓自己擁有了，“異議者（異見人士）”的身份。

尤其當現行體制，僅僅保護普遍民眾的某些權益，不受其他民眾或外族的“不法”侵害，卻或多或少允許它們受到，統治階層的“合法”侵害時，與掌權者覺得，很爽很自由對應的，肯定就是異議者的不爽不自由，變得越來越強烈，於是乎慢慢發展到，慫恿他們認真琢磨，如何動手的實踐問題，或者革掉眼下的現行體制，或者換掉當前的統治階層，從而讓後者遇到，前一篇討論的合議性危機，嗯哼。

無需說，試圖革掉政治體制的源頭動機，主要在於彼此指認的正義底線不同：假定現行體制，由於保護了財產權益，導致一部分人，通過市場經濟，先富了起來，沒富起來的異見人士，就覺得不滿咧，打算用“患不均”的共富體制，取代保護產權的現行體制，通過偏重自己的新分配方式，讓自己變得富起來。

換個方式曰哈：這樣子的狹義革命中，異議者的矛頭所向，不單單指向了，現行體制對自己的嚴重傷害，而是同時還指向了，這種被視為不義的現行體制本身，所以改換的，就不只是發號施令的朝代名稱咧。

不用講，只想換掉統治階層的動機源頭，主要在於想讓自己在現行體制中，擺脫沒啥自由的被統治地位，占據既管控、又免控的統治地位，亦即通過揭竿而起、造反有理，卸下不僅沒法命令，別個如何如何，而且自己想要如何如何，也會受到強力束縛的受害者角色，擁有差不多是，為所欲為的掌權者身份。

說白了，中國古代的那句口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正是這個意思：吶喊者們並非對，王侯將相的體制本身，有啥不滿，而只是對自己，沒在這種體制中，當上王侯將相、反倒處處受害，感到不滿，於是乎想讓自己也能有那個“種”，俗話或曰：“有種的站出來”，文言又叫：“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儘管立了後會發現，色彩變是變了，可“天不變道亦不變”的老規矩，照舊如同江河萬古流，不是？

怎麼實現體製革命，或政權改換呢？辦法自然是五花八門，讓人眼花繚亂了，但考慮到政治板塊的實質，最常見的途徑，無疑是強力他律的手段嘍：既然統治者為了維護，自己賴以生存的那個體制，遇到異議出現、付諸行動的情況，大都會訴諸最強力他律的國家機器，試圖把它們扼殺在搖籃，俗話或曰：“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異議者要是不走，強力他律的路子，有多大可能達成，自己意欲的目的呀？

所以曰，革命與改換的最典型體現，一定確定決定命定以及肯定是，武裝起義、軍事政變、外國入侵等，俗話或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其中的“政—變”二字，已經夠精闢的了，不過還趕不上，“起義”一詞那樣子深邃：咱們是因為遭到了“不義”的待遇，出於滿腔子的“義憤”，才舉起了“正義”的大旗，要麼推翻“不義”的制度，要麼幹掉“不義”的朝廷，所謂“起—義”是也，嗯哼。

當然嘍，訴諸票箱的民主選舉，漸進改良的自我革命，以及所謂的和平演變等，並不是直接訴諸，強力他律的手段完成滴：首先呢，民選的特徵在於，普通民眾也有，參與推選掌權者的合法權益（不是權力喲，親），所以不用靠“割人頭”，單單靠“數人頭”，就能實現更迭或革命咧；其次呢，自革的特徵在於，因為統治階層的價值理念變了，於是乎自己下決心，就把制度或政權，連帶着改變啦；最後呢，演變的特徵在於，當權派本不想改換或革命，但迫於內外的巨大壓力，不得不放棄手中的管控權力，允許異議者接管國家機器……

不過吔，要是僅僅停留在這一點上，未免就有點禿羊了，沒看到背後藏着的，那個硬梆梆響噹噹的玩意兒：無論演變，還是自革，或是民選，要想成功，都少不了最強力他律之類的勞什子，或者作為牢靠的支撐，或者作為強制的約束，潛在地發揮決定性的作用；否則的話，十有八九會敗下陣來。

比方說，五十年前智利的阿連德，與二十年前委內瑞拉的查韋斯，都是通過票選上台滴，可為啥一個沒搞成，心心念念的社會主義革命，另一個搞成了呢？完全撇開強力他律的因素不談，能把事兒說清楚麼？夠嗆。再聯想到查韋斯，靠着民選掌權前，也搞過軍事政變，卻失敗了，上台後又碰上軍事政變，卻搞贏了，所以終於將左翼均等的事業，進行到了他自己的底，裡面的彎彎繞貓膩，很值得深思，不是？

所以曰：考慮任何事兒，都要抓住要害，正是由於要害，事兒才是事兒，因此離開要害，你就搞不明白，歪到哪裡去咧。放在此處就是：既然政治板塊在於，強力他律地實施正義底線，那無論革命，還是改換，甚至改革，統統離不開這個要害，或直接或間接的權重效應了。只有大愛無疆的左均小清新，才會戴着玫瑰色眼鏡，滿心憧憬着，單靠羅曼蒂克的卿卿我我，情意綿綿的美美與共，就能讓一起做夢的天下大同，如同應召牛郎那樣子，翩然而至，愜意降臨，嗯哼。

蜻蜓再點下水：這樣子的浪漫幻想，在咱這旮沓，同樣有着文化基因的活水源頭：由於號召“仁政王道”，變得心太軟了的孟三，讀到史書裡說，聖王姬發鬧改換，搞得“血流漂杵”咧，立馬不忍起來，公開宣布：“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後世還動用抽象繼承法，把這種瞅見血淋淋的事實，如同林妹妹那樣子，直接就暈了過去，寧願把頭埋進沙堆里，也不肯直面正視的鴕鳥政策，美化成了不唯書，只唯心的獨立思考精神。摳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