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提交給2004年8月1日在加州大學聖塔克魯茲分校召開的“美國西海岸日本經濟學會”的論文“重新定義並測量美國、日本和中國的失業率”中，用符合常識的新的失業率定義(UE=100%-E)，測定美國（正處於互聯網經濟高潮）、日本這樣的發達工業國家2000年的失業率近30%，而中國這樣的經濟成長大國的失業率在2001年為50%左右。[1]遺憾的事，美國的經濟學藉口我不是“經過訓練的經濟學者”（trained economist）拒絕我的方案（好在亞當·斯密、李嘉圖、馬克思、韋伯等也不是trained economist）。但是，在經歷了2007-09“大蕭條以來的經濟危機”後，華爾街日報也不得不採用“更廣義的失業率”來報道美國的失業率。如在2010年1月9-10日“還在失去工作機會的美國經濟”的報道中，就承認美國2009年12月的失業率是17.3%，比政府和“主流經濟學”依然堅持的10%失業率還客觀。同時，該文又圖示出美國的被雇用率（這是很容易客觀算出的）從1999-2000年的64%降到2009年的58%，實際上承認美國的失業率從36%升到42%。

今天，世界上的“經濟學家”幾乎都被國家權力或私有資本收買或僱傭，他們把雇用問題偷換為“市場”是否靈光的問題，隱蔽了當今世界政治經濟制度的罪過。例如，2010年3月8日的Time周刊報道：在政府投入數萬億美元救急“市場”（“不能倒產”的大公司）的同時，華爾街2009年發放的獎金高達203億美元，比2008年的174億美元增加17%！華爾街之所以能夠這樣乘人之危，並不是市場是否公正的問題，而是政治經濟政策的失敗。我在“金融市場全球化的政治條件” [2]一文中引用到：“對於英美而言，自從八十年代撒切爾夫人—里根執政以來，把年金和退休基金完全開放給金融市場，讓沒有接觸過股票的幾乎所有有固定收入的家庭，都通過共同基金的方式持有股票。據統計，美國家庭在1980年時只有5.7%持有共同基金，到2001年，此比率達到52%。在2001年，英美投入股市的年金和退休基金總額超過其GDP的半數，平均每個美國人投入股市的個人管理資金達到$23780，而德國只是$3800，法國只是$1600”。而美國資本主義向金融帝國主義的轉換更為明了：華爾街的頭號金融帝國高盛集團連亞當·斯密（道德情操教授）的“政權、經商分離”的古典說教也顧不得了，乾脆走上台前，派出原CEO魯賓和鮑爾森到克林頓和布什政權（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執政）當財務大臣！鮑爾森還十幾次跑到中國，與總理朱鎔基（和他的放棄大氣物理專業投身金融行業的兒子Kevin Zhu）推動中國的“金融自由化”。2010年顯現的希臘金融危機，也是高盛集團所為。國際經濟問題，就是國際政治問題。

雇用問題被御用學者們偷換成“市場是否合理”的數字遊戲，對於民眾來說卻是就勞的權利問題。我在“勞動權是一項基本的人權”[3]中指出過：“任何制度都必須確立在勞動權這個基本人權之上，只有這個基本人權獲得了保障，才有可能為進一步的社會政治權益，如受教育權、基本醫療福利等提供基礎。勞動權其實就是生存權，因為每一個有勞動能力的人都希望、都必須勞動才能生存。不能提供、保障勞動權的制度就是不合理的、不道德的，也是反人類的制度”。更明確地說：我們必須建立一個完全雇用的社會：任何人有能力的人都必須工作、都必須有工作。在科學技術和生產力高度發達的今天，如何做到這一點呢？

早在1793年，英國偉大的安那祺主義哲學家葛德文就在《政治正義與倫理》指出：“可以算得出，在英國只有不到二十分之一的居民實際從事於農業勞動。……由此可以知道，社會一切成員每天用半小時就足以供全體所需的物品。誰會對這樣的勞動望而卻步呢？”[4]1886年，從監獄中出來恢復了自由的克魯包特金就開始系統地研究經濟問題，達到的結論如下：“各文明國家現今的經濟生活都是建立在謬誤的基礎上面的”。[5]他在安那祺主義刊物《反抗者》上連續發表論文，並於1892年印成一冊，取名為《麵包的略取》。[6]“假若全人類都來勞動，那麼，每天只要勞動四五小時便夠了。富蘭克林在十八世紀之末便決定這勞動時間為五小時”（594頁）。“凡是我們的房屋、糧食、街道、運輸機關、學校、博物館等等，你都可以自由使用，但是你從20歲到45歲或50歲這二三十年間，每天應該拿出四五小時來做生存所必需的工作。你自己去選擇你所願意加入的生產集團，或者另組織新的集團，但以從事必需的生產為限。其餘的時間你可以用來和你所喜歡的人共同從事於娛樂、藝術、科學，總之，依着你自己的趣味的傾向去做就是了”（660頁）。

當然，在克魯包特金的時代，安那祺主義/社會主義者們與勞工階級通過罷工、遊行、抗議和坐牢等犧牲，正在爭取每天八小時工作的權利（插圖為1856年澳大利亞建築工人協會的旗幟），四五小時工作制的社會，還只是理想。

一個多世紀過去了，科學技術的發展突飛猛躍，連“嫦娥奔月”這樣的古老神話也變成四十多年前的老生常談。特別是近半個世紀以來，科學技術和產業很像在半導體/計算機產業里著名的“摩爾定律”（Moore's law：硬件計算速度每年提高一倍、生產成本每年減少一半）所描述的那樣發展。但是，我們現在還是每天工作八小時，只是由每周工作六天減少為五天而已。這就是說，一個多世紀來，人類的社會組織，就勞動時間來衡量，只改進了六分之一。

實際上，特別在冷戰結束以來，在歐美出現了不少要求縮短工時的運動。Take Back Your Time（TBYT，奪回你的時間，www.timeday.org）就是一個在美國、加拿大較為有影響的運動。他們把每年10月24日定為TBYT日，在全美組織各種各樣的宣傳活動。有一次在硅谷，由我任書記的Human Agenda（人類議程）負責組織當地的活動，我們邀請TBYT日的發起組織The Simplicity Forum（儉樸生活論壇）的負責人Cecile Andrews女士（斯坦福大學的講師，著有Circle of Simplicity《簡樸循環》一書）來交流，也推動地方政府官員通過一些無約束力的提案，希望在硅谷的公司能夠減輕員工的勞動時間。當然，我知道，這有點“緣木求魚”：我自己剛被Adobe Systems裁員，而我最後的工作就是寫下工作程序，讓留下的兩個同事干我們原來三個人的工作。在日本、歐洲的企業試行的不裁員的work sharing（工作分享）克服蕭條方式，根本不可能被美國的大公司（以及華爾街）接受。2004年夏天我去芝加哥參加TBYT全國大會，與TBYT組織者John de Graaf交談，感到他為人誠懇，很想能對他有所幫助。我在會上也和Anarcho-Syndicalist Review 安那祺-工聯主義評論（ASR,www.syndicalist.org）編輯Jon Bekken討論過問題，帶回他的《四小時工作制》小冊子學習。Bekken是那種被愛瑪·古爾德曼稱為“美國無產階級”的窮教授，在每一期的ASR上都呼籲我們捐款，一直警告說下一期沒有錢出版了（我注意到捐款人名單中常有喬姆斯基的名字）。所有的雜誌都沒有錢，更不用說安那祺主義中的工聯主義流派在美國的理論刊物。這是問題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帶有強烈的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IWW,世界產業工人聯合會）色彩的ASR內容本身不免顯得單調、片面、過時。我把上述失業研究的文章寄給他考慮，希望他把四小時工作制與完全雇用聯繫起來，卻從未得到他的回覆。

這實際上也是TBYT、IWW 等運動或組織的局限所在。TBYT尋求美國工會的支持，AFL-CIO 的會長John Sweeney當然很高興地表示：“這正是我們一個半世紀以前就要求的東西，可惜現在情況還這麼糟糕！” 問題在於：過去要求八小時工作制的人權，主要矛盾是被雇用的勞工的工作條件；現在要求四小時工作制的人權，主要矛盾是現行制度不能提供、保障就業機會（特別是婦女）。現在，加入私營企業工會的成員，只占雇員的十分之一左右。而且，他們對縮短工時的意義不一定理解、支持，甚至會直接聯想到自身收入的減少而反對呢！當然，我們提倡縮短工時、全面雇用，是以確保絕大多數已經就勞的工人的現行收入為前提的，但更關註失業者的地位。在美國，失業問題又與移民問題密切相關。實際上，在IWW（目前只有一千名左右成員）、AFL-CIO失去影響的同時，上百萬的墨西哥裔移民卻在每年的五一國際勞工節湧上街頭抗議遊行。遺憾的是：四小時工作制，還沒有出現在所有遊行組織者的議程里（插圖是2006年硅谷中心聖何西近10萬人的五一大遊行）。

正如我們付出了巨大犧牲爭取來的八小時工作制對社會進步帶來的巨大影響一樣，四小時工作制和完全雇用，這個一百多年前的人類理想，也將帶來人類社會的巨大變革：人人都有工作、人人每天工作四小時（一年工作一千小時、一生工作30年）、免費教育、免費醫療、人類有更多的時間進行知識學習、理性開化、藝術創作等，免除巨大的浪費（包括找工作的艱辛）、解除威脅人類生存的核武器、常備軍、環境污染、地球溫暖化、恐怖主義等等問題。當然，這將要面臨巨大的阻力，必須付出巨大的代價才能實現。但是，通過啟蒙教育，人們必將認識到這是人類社會唯一的出路、前途，那麼，這個理想就容易實現了。

四小時工作制！

完全雇用！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0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