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考研變高考”


　　最近許紀霖先生評論考研變第二次高考的文章和中國青年報關於曲阜師範大學這一考
研典型的一篇報道，引發了關注教育人士的大討論。本人作為在曲阜師範大學學習過四年
並且通過考研來到自己心儀的另一所大學的當事人之一，也來談一下自己對這一問題的理
解。

　　我認為考研變成第二次高考是必然的，是現存整個教育體系和教育理念的自然結果。
從這種根基出發考博士變成第三次高考、考公務員或其他成為第四次第五次高考都是必然
的。缺乏信仰的社會必然產生無智慧的制度，也必然產生清醒之人深感畸形的現象。

　　基本上來說，我們對孩子從小開始就只有一個價值衡量標準；分數。我們每個學校教
育的目標也只有一個：升學率。大而言之，我們整個的學術、公共領域、甚至商業領域都
缺乏智慧的評價標準。我們的教育制度和理念落後國外恐怕不是三五十年吧，另外，正如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周孝正對聯合早報記者所說，教育腐敗甚至被列為十大腐敗之首
。在這種情況下，單單要求研究生教育這一環節跟上世界水平肯定不可能。

　　先不涉及讓人痛心疾首的“義務教育”了，且從高中以後說起。先說高考：我們從小
受的就是應試教育，以至於我們認為分數高的人就聰明，完全忽略了我們教材、試題、教
育方法的不合理，進而忽略了高考一次定終身的不合理性。考上名牌大學的學生就一定超
常聰明？他們就是精英，別人就不如他們？還是以我們曲阜師範大學為例：山東省的高校
本身就少，而且師範院校相對太多，學生數量又特別的多，競爭的激烈程度北京人上海人
難以想象。1997年本人高考的那一年山東大學的分數高得驚人，超過了清華、復旦，很多
高分報考山大的都被調到山東省的二流院校。該怎麼看待這些被調到曲師大等學校的學生
啊，到底因為他們考了好分數應該被看作聰明的學生，還是因為他們上了所謂的師範院校
應該被評為“低素質的人”呢？我們通常看到的卻是一些能力低下的考到了名牌和重點大
學，而那些不甘心的人只好借着考研證明自己不比那些人差啊。至於地區錄取成績的差異
就更難解釋了。2004年北京市的重點線比山東省的低一百多分。我堂弟586分勉強上了浙
江師範大學，而該校在北京的錄取線僅有410多分。以“別的地方是應試教育，我們是素
質教育”為藉口，則給人一種得了便宜卻賣乖的感覺了。

　　接下來說一下我們的高等教育。說實話，國內大學有幾所能夠配稱得上大學？從西方
的概念看大學有兩個標準：“自治和學術自由”，我們符合嗎？我們有所謂的部級大學，
有副部級的校長，當然“處長一禮堂，科長一操場”更是人所共知的了，而權力、金錢和
文憑交換也根本不是什麼秘密了。這種情況下，何談“自治”？至於學術，且看大眾心目
中的知識分子忙着幹嗎呢？我們對騙項目，造垃圾，立山頭，爭頭銜已經見怪不怪了，知
識分子的良知在哪裡？再來看自己祖宗的概念，“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
善”。我們捫心自問，夠格嗎？蘇聯式的大學教育體制還要保存到多久，大學就是培養智
能機器嗎？工程師治國到底是一種智慧還是一種無奈？目前整個社會人文精神的缺失，大
學課程的不合理難辭其咎。以令大學生討厭而又不能逃脫的政治科目為例，很多教育者本
身都不相信的東西，卻要讓我們從小學到博士階段都在學習。它辱沒了我們文科的名譽，
辱沒了我們搞社會人文學科人的人格。我們希望看到有更多教授站出來維護自己作為知識
分子的人格。另一方面，現在的大部分大學生忙着幹什麼呢？準備四六級、托福GRE，忙
出國準備，忙着打遊戲，忙着找工作考研啊。有多少考慮去“明明德”，有多少懷有“親
民”的想法，“追求至善”？笑話！找份好工作是最高目標。從這一角度說，名牌大學似
乎沒有資格看不起別的學校。都是職業培訓學校，還整天忙着所謂的大學排名，實在不懂
為什麼有這麼大熱情。作為“出國留學基地”，國內名牌大學培養的本科生經常被國外同
行評價為高分低能、缺乏誠信和道德敗壞，有什麼可驕傲的呢？這些名牌大學怎麼也把我
們的“精英”培養成這種人了呢？

　　與本科階段通才教育目的不一樣，研究生教育是高校和研究所為了學術科研梯隊建設
而選拔一批優秀的本科生繼續深造，因此研究生的招生工作應該是由研究單位根據自身需
要確立招生人數和招生標準的。學生也不應該盲目的去考研究生，而應該根據自己的興趣
和潛力決定。可是，我們看到的卻是教育主管部門和各個學校盲目的擴招。一個博導共有
幾個在校弟子啊？可以夠半個本科班了，還在擴招。這是培養研究人員嗎？而這樣做的原
因，據教育部說是跟隨美國某個比例的標準，據院系領導說學生人數少我們在學校的聲音
就小，資金就少啊。我的感覺就是：主管部門沒智慧，研究部門好無奈。

　　至於研究生的生源素質問題，還應該談一下研究生入學考試制度。這一制度是否合理
，首先問幾個問題。全國到底有多少英語、政治考研輔導專家啊，這個行業的市場到底有
多大？英語作文都公式化了，還能選出高素質人才？名牌大學埋怨招收的都是低素質考生
，可是招生標準是考試者本人制定的嗎？怎麼沒有在招生這一關將那些能力較低的淘汰出
去呢？另外，名牌大學本科生與一般院校本科生差距到底多大也值得考察。同樣是從小在
應試教育的體制受的訓練，很難相信經過短短的四年本科教育，特別是在目前整個社會和
校園充滿浮躁的環境中，這種差距會是本質上的。

　　考研大軍中的“地方師範院校”的大學生，他們選擇選擇這條道路的原因大體有以下
幾點：一，高考不公平的後遺症。一些平時很優秀的學生由於高考失誤而被打入“地方師
范院校”，心有不甘。二，一些地方教師崗位供求過度失衡，師範院校學生找工作困難。
三，社會過於看重學校的牌子和學歷，造成學風浮躁。四，社會流動性差。考研成為下層
社會向上流動的為數不多途徑之一，從而失去了其本身的性質。總而言之，這些學生是不
明智的制度和社會觀念的受害者。對於這些從現有機制中選拔上來的“寒門”弟子，我們
的大教授應該感到自己的責任，投入更大的熱情和精力，去彌補這些學生本科四年所形成
的與名牌大學學生之間的差距。更重要的是，教授們也不應“頭疼醫頭，腳疼醫腳”了，
應該站出來改變我們落後的教育體制和教育理念，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中國青年報和許紀霖先生的文章引起了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死水中終於泛起了一
絲的波瀾。要感謝他們。研究生招生問題的討論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反思中國教育的契機。
教育部、各省教育主管部門應該明白自己身上的歷史使命，為了我們的子女不再痛苦地上
學，為了我們的國家早日真正的富強、民主和文明。中國人可以允許那個不死不活的足協
存在，因為不踢世界盃也沒什麼關係了，可是同樣官僚的教育部則是涉及到絕大多數人的
根本利益，與我們黨和政府的宗旨背道而馳了。當然，我們每一個公民，特別是從事教育
職業的人士也都有很大責任。都好好反思一下，從自己的工作做起吧。耽誤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