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拙著《道德經新論》第三篇第六章第22節的一段附錄。另見本論壇：http://bbs.creaders.net/education/bbsviewer.php?trd_id=1010793


經濟學需要理性經濟人假說嗎？兼談經濟自由主義

理性經濟人假說的滑稽荒唐，已無需繁證，事實上西方學者的有理有據的深刻批判一直持續不斷。雖然如此，這個假說依然堂而皇之地作為經濟學的立論基礎、推衍前提。所以，問題不在於假說的荒誕不經，而在於：經濟學需要這種假說作為立論基礎嗎？如果不需要，為什麼在持久且有力的批判中，這種假說雷打不動、穩如泰山？

奇怪的是，除了經濟學之外，任何其他學科和人類活動，都不需要將人設定為相關的“某某人”。如自然科學中的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如社會學科中的心理學、政治學、行為學、倫理學、管理學，如工程技術中的設計、製造、發明等等。即便有所設定，也沒有作為理論的基礎和推演的前提。那麼經濟學需要假定理性經濟人嗎？從經濟學的概念、理論、整個體系來說，這種假定毫無必要。不僅毫無必要，反倒因為理性經濟人的荒唐假定，導致了經濟學的混亂、爭議和根基不穩。

事實上理性經濟人假說之所以持久風行，不是因為這個假說對於經濟學理論的建構有何價值或意義，而是與自由主義尤其是經濟自由主義有着直接的多方的聯繫。經濟自由主義需要理性人假說作為辯護理由和思想根基。

自由主義是在反抗教權和王權對個人的壓迫強制、剝奪傷害中逐漸產生的，是在綿密強烈的束縛中萌生並發展的，是對不自由狀態的對立反抗和對其相反狀態即自由狀態的企盼和追求。到了洛克時代，由於殖民擴張、貿易頻繁、政局動盪等緣故，一部分富有階層產生了共同的意願，這些共同意願通過洛克的著作得以清晰的表述，即個人生命、自由、財產諸權利與生俱來，不容隨意剝奪侵犯。這種自由主義是以個體權利為核心的個人主義思想，得到了有產階層的普遍認同，再經廣泛傳播成為社會思潮，並對國家政治發生了影響。100年後的斯密時代，市場經濟已初成氣候，通過生產、貿易而發財致富是當時富有階層的普遍追求。在此情境中，消除 ZF等權勢機構（教權已經退隱了，主要是ZF機關、舊式貴族）所設的限制約束成為他們的共同心願（事實上西方經濟史上從不缺乏國家ZF對市場經濟的支持，尤其是在國家間競爭之時。不過自由主義者——尤其是國內自由主義者——大都對此視而不見）。當然，如果能夠炮製出新型道德倫理等價值觀念，為他們的逐利心行提供充足理由和根本信念，那更是求之不得。斯密的著作恰恰契合了這類需求。他認為ZF對市場的限制阻礙了經濟的發展，應該取消管制，讓個體根據他們自足的理性能力自由地從事經濟活動，不僅如此，ZF應該保護私有財產和私人逐利活動。他還認為，利己自私是人之本性（斯密不否定利他、同情），也是人類行為的根本動力。他更論證說，個人逐利將導致社會利益的增加，每個人起勁地追逐私利、滿足私慾，將比圖謀公益產生的效果更好。理性經濟人和經濟自由主義在斯密那裡奠定了基本框架，其後邊沁的功利主義、斯賓塞的社會達爾文主義、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之論證，以及相關的自由主義學說，分別給經濟人假說和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了不同的論證和支持。這樣，從斯密開始，理性經濟人假說就被納入經濟學，但事實上經濟學本身不需要這種假說，反而是經濟自由主義必須借之存身。

所以，理性經濟人假說不是經濟學成立的條件，乃是經濟自由主義安身立命之基礎。

經濟自由主義很難被歸入某種學科，應該屬於意識形態、精神信念、社會思潮，是關於ZF與市場關係的思想主張（或許這才是真正的“政治經濟學”）。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觀念有二，一是市場機制，涵自動調節和自生秩序。二是市場活力，即市場能夠極大地促動自私個體的逐利心行。與此相關的信念則是人性自私利己、私利產生公益、個體具有充分理性、以及自由主義的基本信念如天賦權利、個人自主等。經濟自由主義的基本主張是反對國家干預、倡導自由市場。他們認為市場有內在的機制，能夠自行調節資源、自發形成秩序。ZF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控制，將會破壞市場內隱機制和自發秩序，挫傷個體的逐利企圖，從而阻礙經濟發展。

經濟自由主義與老子的“無為、無事”等思想有一定的相通、相近性，但思想的根據、來源卻基本不同甚至大異。這些我們在前文已經論述過了，此處對幾個關鍵之處再予說明。

其一，經濟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和立論背景，實際上對應於老子的現實境域，經濟活動是“異化之德”驅動下的個體逐利活動。此時的市場調節機制無非是趨利避害、自我保存的秉性使然，市場並無導致社會利益（社會和諧、生活保障、公共產品、福利救濟、道德倫理等）的能效，相反，乃是破壞、阻滯、危害社會利益的力量（為了不至於引起不必要的爭議，可以換成這樣的說法：完全自由市場對整個社會利益的貢獻小於其阻滯和危害）。其“自生秩序”必然是強智階層通過種種方式形成的非自然非自願的不良秩序。也就是說經濟自由主義者（此指市場完全自由放任和無ZF主義。歷史上經濟自由主義有兩種基本類型，一是完全自由放任，可稱之為古典經濟自由主義，即ZF對經濟活動什麼都別管，完全交給市場打理，ZF所作的就是國家安全，保證個體生命、財產、自由等自然權利，可謂之“最小ZF”說，如李嘉圖、斯賓塞等。一是ZF進行最基本的管控調節，可稱之為現代經濟自由主義，這種管控調節不是針對具體經濟活動，而是通過法律、制度、稅收等維持基本的社會秩序和個體生存、提供市場不能生產的必要的公共產品諸如道路之類，除此之外的經濟活動，應該讓市場根據自身機制自行發展和調節，可謂之“有限ZF說”，如密爾等。“有限ZF說”稍稍接近於老子的改良境域。實際上兩種類型互有交疊，難以斷然區分）信誓旦旦的論辯、保證，全都自欺欺人、不足採信，倘若付諸實踐，必定導致社會動盪、民生災患。

其二，經濟自由主義對逐利手段、獲利方式不曾認真考慮。但在老子這裡，這是比較關鍵的問題。因為不當得利方式如果沒有約束制裁，則在利益驅動、價值導向下，人們會競相效仿學習、攀比跟從，導致道德淪喪、寡廉鮮恥、衝突頻仍、社會動盪。從“德性”來說，天德社會崩潰、私有制度普施之後，“德性”本已嬗變甚至有所異化，個體或家庭利益成為人們心行的根本或終極取向。市場經濟的出現，促使“德性”進一步嬗變異化，逐利獲益成為最主要的心行依准。此時不當得利如無制約，必定會加劇增強了“德性”異化（如貪慾、享受、支配、占有、虛偽、欺詐），而加劇異化的“德性”進一步促動不當得利的頻度、強度、方式手段的多樣性，如此反覆牽引，陷入惡性循環、導致不良的連鎖效應。

其三，老子也斷定人類社會存在自發秩序和內隱機制，但與經濟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和“自生秩序”不在同一層面、不在同一向度。經濟自由主義的市場機制實則是價值導向、價格（利潤）效用，其“自生秩序”實則是人為秩序。老子的內隱機制實則是“德性”機制或者說人類普遍的心行機制，自發秩序則是心行機制的外顯、顯相（自性蘊涵規則和秩序，詳見自性觀、層次觀、辯證觀、德性論等章節）。老子的秩序和機制有兩種演變方向或者說兩條路徑，即良性和惡性（詳見本書社會治理一篇和老子社會觀一節）。經濟自由主義恰好對應於老子的惡性方向或惡性路徑。所有個體自私自利、貪婪放肆、不知自覺斂止、亦無外在制約，在唯利是圖和價值導向下，無利事項必然不被理性所考慮，在資源稀缺和貪得無厭狀態下，必定演化為強智同盟來壓迫欺騙，市場和社會上坎坷動盪之途。

其四，老子主張“無為”，這與經濟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看上去一致相通，但實質上有同有異，並在根本上是對立的。老子的“無為”是統治階層“無為”（不以己利己欲、不自見自是，順應實物性理機制而為），這一點由於時代的變化（民主ZF出現），恰與經濟自由主義能夠契合。因為，近代民主社會對統治階層具有極大的約束力，他們一般也不會率意而為、只圖私利。但是老子的“統治階層”實際上是指對社會具有影響力、控制力的階層，即今日所謂的精英階層。除了政治精英之外，金融經濟、知識文化等精英階層卻沒有做到老子的“無為”，實際上經濟自由主義恰與老子對立，他們強調政治精英之外的各路精英（主要是經濟精英）都可以也都應該圖謀私利。所以經濟自由主義的自由放任主張在根本上是與老子對立的。

有人會說，即使按照老子的“無為”思想，則長久之後，必然會產生經濟活動中的精英，產生資本家、億萬富翁。難道說，當這些人發財到一定程度就對他們進行限制，不讓他們成為具有影響力、控制力的精英？或者教導他們進入“無為”狀態，使其放棄自私圖利心行？的確，依據老子的統治者“無為”而民眾“有為”的思想，確實會自發形成經濟精英。但是在老子體系中，經濟活動並不是唯一的活動，逐利並非人生的根本趨向，生存的意義也不是物質財富的擁有，所以，即使億萬富翁產生了，也不具有當今社會中的影響力、控制力，不具有強烈的社會心行導向作用。假如他們試圖控制和影響的話，那就是“有為”，並且很可能是“智、強”之為，此時統治階層自然會“挫其銳”、“使其不敢為也”。

其五，老子的“無為”絕不是說沒有任何作為，不是無所事事、不聞不問、放任自流、素餐屍位的旁觀者，見前文“無為而治”一段。具體到經濟活動，“無為”是指統治者不須設定、指導、命令、驅動，不須對經濟活動規劃限制、阻撓干擾，只須在法律制度等規範下，對其方式手段（如欺詐、強迫之類。現在經濟活動複雜化了，故也應對一些經濟活動進行立法限制和違法制裁，如毒品交易、人口販賣等）予以約制。當然，統治者也需要對財富進行調節，使得每一個體的生存有基本保證，如此等等，參見前文。

其六，老子的“無為”雖然不是放任自流、無所事事，但也不是凱恩斯主義的國家干預。凱恩斯主義通過財政金融手段——如提高預算赤字、擴大ZF支出等刺激經濟增長、擴大社會就業，這屬於老子的“有為”，而所有的“有為”（有意興制、不知常而妄作）都是有弊端的、有限度的，在一定時段一定處境中可能有利有益，但弊端也隨之而來或隱涵其中。於是人們必定不斷地出台“有為”以便解決陸續出現的問題、查漏補缺，如此反覆交織，無有窮期。

有人會問，對於蕭條和滯漲這種令人頭痛的經濟問題，老子的“無為”有效嗎？有作用嗎？實際上老子的經濟思想與斯密以來的經濟思想截然不同，經濟活動不是為了增長而增長，經濟活動的目的是保證生存、物資充足而不匱乏，並且不因經濟活動而對身心健康產生危害。在老子改良境域中，經濟活動過程是統治階層“無為”而民眾“有為”，但民眾的“有為”是在“有名”（制度規範等）約束下的行為活動。再者，民眾的“有為”也不是經濟人假說所造就和誤導的現實中的唯利是圖、自私自利。因而老子經濟活動中，大約不會出現蕭條和滯漲。即便因為某種原因出現蕭條滯漲，但統治者通過財物調劑，可以保證基本生存不受影響（蕭條和滯漲都不是匱乏，而是過盛的結果，也與金融貨幣等虛擬經濟的失常有直接的關係），然後依然通過經濟活動緩慢自行恢復，不需要採取刺激經濟的“有為”方式。經濟學家塑造了經濟增長標度，政客們也試圖通過增長收買民心，再加之輿論煽動，整個社會形成了增長預期，倘若經濟指標變動、經濟狀況變差，不僅經濟學家、政客們惶惶不安，經濟人和社會公眾都將產生悲觀心行，於是引發連鎖效應，導致惡化情形。這是價值導向的一種表現形式。假如經濟活動不是以經濟不斷增長為心行取向，而是以物資不匱乏、生存有保障以及在此基礎上的可能增長作為經濟活動的向度，可以預料，採取適當的資源調劑，不至於產生惡化情形。這一點計劃經濟模式可以為經濟活動提供借鑑和啟發。“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人類絕大多數問題都是自己造成的，老子的“無為”就是要避免這類人為製造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