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啞鈴模式”與黃谷揚悲劇

不久前有人鼓吹過“啞鈴模式”，即國外任職，國內兼職，狀如啞鈴--中間輕兩頭重。

聽起來天衣無縫。細究起來，問題多多。

如果在國外任教，還好協調，不耽誤教學即可。問題是一年能回幾次國，回國之後，撇去
行政社交私事應酬，還有時間指導學生探討學問嗎？單就管理而言，本來並非這些人的長
項，花大價錢請人頂個虛職，置實際做事的人於何地？感覺有點象中國足協，體委主任兼
主席，一年裡恐怕不上一天班，實際任事的全是專職副主席，要多彆扭有多彆扭！

如果在國外公司任職，這就是個死結--沒有公司希望花錢雇一個三心二意的員工。黃谷揚
據說是長江學者，“啞鈴模式”是其悲劇的重要原因，不必多說了。

“啞鈴模式”的致命弱點在中間，一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很難(或不可能)跨越時空干好
兩件事情，如果責任心重一點，個人的悲劇在所不免。

其實很多的“啞鈴”，不過是一年回國講兩次學而已，勞務費從優即可。按常理推斷，以
厚幣酬虛銜，對國內科技界已經很低落的士氣，是一個不小的打擊。

我相信“啞鈴”們的初衷，也不是撈虛名實利，留後路之類。不過在其位謀其政，不管國
內國外，專於本職是起碼的職業道德。要麼是魚，要麼是熊掌。其中的道理，愚如我者，
亦不難明白。

想問問“啞鈴模式”的倡導者，實施者，有沒有想過該模式與國與民與人的不方便之處？

如果以前沒想過，在黃的悲劇之後，是不是應該再想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