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這個74歲的小個子老者，被“左派”韃伐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被“右派”責難為“理想主義”、“保守僵化”。但站在他面前，你卻會有一種高山般的感覺，不是陡峭壓迫，而是一種寧靜寬廣、獨立自由的神氣。

　　當然，熟悉他的社會界和財經界人士更知道，隱藏在他淳厚面容後面的倔犟，當它發作時會有雷神般的力量。不是威嚇草民百姓，而是震懾社會饕餮。之所以有如此威力，其根源或許就在於採訪中他的一句話，“我個人的生命同中國的改革事業早已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在任何一個時代總有隨波逐流的人，但是一個社會總是還會有一些有點精神的人，做點事的人。一個真正的知識分子，他的生命與他所處的時代休戚與共，骨肉相連。而我個人的生命同中國的改革事業緊緊聯繫在了一起。

　　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有一大半的時間都是在各種政治運動中被批來斗去，或者充當意識形態的宣傳工具。能夠趕上改革的偉大時代，得以學習現代經濟學這一人類文明的成果，並運用它為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建設服務，是我的幸運。

　　1954年剛參加工作不久，趕上了“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接着“敲鑼打鼓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在歡欣鼓舞之餘，回過頭來觀察中國經濟的實際，當時有許多困惑。例如，按照教科書的說法，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的條件下，由於有計劃按比例發展規律的作用，國民經濟必然會無危機地高速度發展。但在實際生活中，我們的生產卻是一時多了，一時少了，經常出現巨大的波動。

　　從1955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在保持蘇聯式的計劃經濟的基本框架或主體地位的前提下，對這種體製作些改善。一個是擴大地方政府和生產單位的自主權，加強物質刺激和對價值規律的“自覺運用”，以便為命令經濟注入某些活力；另一個是不斷進行“經濟戰線、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批判資產階級”，以便動員群眾的“革命精神”去實現國家的目標。

　　這期間在幹校“牛棚”中，我遇到了顧准，在他的幫助下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對“行政社會主義”的社會實質和政治經濟後果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沿着這條路子走下去，勢必走到“封建社會主義”、“東方專制主義”之類的邪路上去。帶着這些思考，我開始尋求進一步改革我國經濟體制和富國強民的道路。

　　上世紀80年代，我們這一批經濟研究者大量接觸了東歐改革經濟學的新鮮思想。他們不約而同地強調指出，任何一種經濟體制都是由一系列互相聯繫的經濟關係組成的整體，每種體制都有自己邏輯一貫的運行規則；經濟體制改革既然是由一種經濟系統到另一種經濟系統的躍遷，零敲碎打的改革不但不利於實現這種變革，還會引起經濟運行的混亂。這給中國改革者以很大的啟示。

　　而且，改革會受到某些有權力背景的既得利益者的阻礙，有時還會受到不明真相或另有他圖的人們的反對，決不是能夠輕易實現的。

　　近年來，改革過程中的不公正現象和腐敗行為愈演愈烈。大約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我們一批參與改革的經濟學家就愈來愈認識到這種危險。80年代中期，主要是“官倒”們的商品尋租的問題，1992－1994年是信貸和土地尋租問題突出了。我們當初設想，通過有規則的市場的建立，就可逐步得到解決。例如，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後，商品市場放開了，商品尋租問題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決。但是由於行政壟斷權力遲遲不肯從市場退出，土地、信貸等要素尋租的問題實際上到現在也沒有解決。

　　不少人以為搞市場經濟了就可以獅子大開口，名正言順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這些人是新時代的於連。於連們，為反對舊統治的壓制要起來反抗，但為了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不擇手段。這些人是大變革時代的產物。

　　中國的改革不但要回答“要不要市場經濟”的問題，還要回答“要什麼樣的市場經濟”的問題。現代市場經濟不只應該有一個完整的市場體系，商品和服務市場、勞動力市場、經理市場、土地和自然資源市場、資本市場等都應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而且這些市場的遊戲規則應當清晰透明，政府的行為和私人行為同樣應受到法律的約束，或者說應該實行法治的市場經濟。

　　事情很清楚，中國當前出現的種種腐敗行徑，主要並不是從市場化中產生的，而是來自部分官員濫用不受約束的權力。出路在于堅定不移地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建立法治的市場經濟，而不是回到命令經濟。所以，我不能同意郎咸平教授所說的“大政府主義和中央集權”。

　　馬克思早就說過，利益會把仇神召到戰場上來。至於知識分子，對現實持批判態度，本來就應當是這樣的。但經濟學家要堅守獨立客觀的立場，那種要求經濟學家“站隊”的“文革”式做法實在要不得，決不能再用了。

　　中國知識分子的傳統認為最可貴的是“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經濟學家何止兩派，為什麼只能非此即彼、二者只居其一呢？經濟學家看問題，應當實事求是，認為對的就支持，認為不對的就反對。

　　例如，目前不少“管理者收購”（MBO）的做法就有很大的漏洞，應當採取措施，加以彌補。這一點，過去包括自己在內的許多經濟學家都一再強烈呼籲過，現在郎咸平教授再次把它提出來，當然應該堅決支持。但郎咸平提出的“政府退出可以，但國企不能退出”並把一切問題歸之於“新自由主義”，主張用“大政府主義”去加以糾正，我是無法接受的。另一方面，說即便公共財產被貪官送給了私人老闆，也比放在政府手裡爛掉強，我也是一貫反對的。

　　每個人都是利益集團的代表，但要看是什麼利益集團。經濟學家是為誰說話？我認為經濟學家主要看他的觀點，不是代表哪個利益集團講話，不是哪個利益集團的代言人。當經濟學家就要回到你的經濟學家的位置上來。

　　經濟學家可不可以有其他的身份呢？在我看來，經濟學家也是公民，當然也可以從事其他公民有權從事的所有經濟活動。問題是這兩重身份決不能混淆。如果在以經濟學家的身份發表意見的時候是根據生意上的利益說話，不是按照事物的本來面貌說話，就失去了基本的職業操守。

　　在這方面我們過去有很多教訓，經濟學家被要求跟着政治走。而經濟學首先是實證的科學。經濟學家首先要堅守的是實事求是地、按照事情本來的面貌說話。這個結論是我們經歷了40來年的曲折後得出的，也是像顧准這樣誠實的學者用生命為代價得來的。

　　一方面要從善如流，知錯即改；另一方面，當還沒有證明自己的認識是錯誤的時候，也不因“上”面講過或“書”上講過或者某種流行觀點的壓力而輕易改變。本着這種理念提出自己的主張。哪怕它不被認可和接受，也決不輕易放棄。

　　不論怎樣，當我們作為時代的幸運兒得以享受改革的第一批成果的時候，不應忘了還有許多平民群眾，他們甚至沒有得到應有的平等機會去謀求體面的生活。當看到一些生活無着的下崗職工拿着自己的微薄收入辛苦生活時，我們不覺得自己有責任為他們做些什麼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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