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亞洲研究所 所長 慶熙大學 副教授

在國際關係研究中人們普遍以為，若要在外交或安全事業中擔任要職，一個人應在經濟、發展政策或國際關係學領域具有深厚的背景，無論該要職是居於政府職位之列，還是只從廣義的學科範圍來講與非政府組織、政府和公司間的全球交流相關。

作為一個本科階段從未上過一節經濟學課程、並且直到在伊利諾伊大學擔任教授才開始嚴肅地關注國際關係的人，我覺得有必要為自己澄清為何在我職業生涯的後期才開始寫作國際關係方面的文章，並從事與國際關係和外交有關的活動。其實，作為一個生性好鬥的人，我更願意回擊說，事實上每個嚴肅對待國際關係的人都不應僅修幾門人文學科的課程，而是要主修文學（抑或藝術和哲學），從而更有效地開展工作——尤其是在今天。

雖然主修文學可以極好地助益於外交事業的起步，但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這一點。也許這個建議看上去會有些奇怪，但事實上，無論是在韓國還是中國，或是在意大利和法國，人文學科成為從事政府海外服務的必要專業背景並不是很久遠的事情。甚至在二十世紀初期，以歐洲為例，對於拉丁語和希臘傳統文化的深厚知識，或者以東亞為例，對於古典中國傳統的深入了解，對於外交人員找到外交雙方的共同之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這個共同之處的意義遠比雙方都喜愛星巴克咖啡店或者閱讀《經濟學人》雜誌要深遠得多。植根於文學和哲學的共通的文化，共同的術語以及哲學與科學法則，能夠幫助外交人員搭建實現溝通的普適語境。 

l         正名

讓我們首先考慮在國際關係中從業人員對於語言的駕馭究竟有多重要。畢竟，駕馭語言的能力是我們從對文學和寫作的研究中習得的。以下的引用出自一位偉大的國際關係專家——來自《愛麗斯夢遊仙境》的矮胖子。

“你獲得了榮耀！”矮胖子說。

“我不懂你指的‘榮耀’是什麼意思，”愛麗絲說。

矮胖子輕蔑地笑着說：“你當然不會懂——在我告訴你之前。我的意思是‘你有一個不可反駁的論點！’”

“但是‘榮耀’不表示‘不可反駁的論點’啊，”愛麗絲反對地說。

“當我使用一個詞語，”矮胖子用近乎嘲笑的語調說，“我指定它是什麼意思它就是什麼意思——分毫不差。”

“問題是，”愛麗絲說，“你能否賦予一個詞語那麼多含義。”

“問題在於誰是這個詞語的主人——僅此而已”矮胖子說。

矮胖子所提出的核心觀點，也是路易斯·卡羅爾（Lewis Carroll）想要我們去注意的一點，即對於詞彙的定義是政治與權力的最本質的行為，並且即便它發生得神不知鬼不覺（因為意識形態的轉變是無法用肉眼察覺的），由此而生的詞彙含義上的轉變卻有最深層次的意義。矮胖子的話在暗示：掌控詞彙的含義就是權力的本質。如果要類比的話，術語再定義所造成的改變相當於原子核層次的變化——力量巨大卻無法察覺，而日常外交帶來的變化發生在化學層次，更易察覺，但影響有限。

能為＂聯合國＂、＂反恐戰爭＂、＂國際社會＂、＂調停人＂等名詞下定義的能力，屬於國際關係中的終極權力，並且隨着這些詞語的含義受到侵蝕，愈發具有諷刺意義，或讓人感到虛偽與詞不達意，它們將不再具有幫助人們理解世界的功能。這在本質上也歸結於文學問題。

孔子很早就提出了事物名稱對於權力和論述的重要性。他的著作基本上解釋了＂文＂學為什麼能夠成為孔子教育事業的中心。孔子甚至不把技術訓練列為“入仕”的先決條件。孔子採用的說法叫做＂正名＂，其主張準確使用名稱來描述人民、機構和政策比維護世界和平與正義更重要，也比救濟窮人或打抱不平這種具體善行更重要。那麼，孔子所謂的“正名”究竟是何含義，並且這個理念與當今世界有什麼關聯呢？從最根本的層面來解釋，如今我們面臨的最嚴峻的問題，產生於我們每日所用詞語的原始含義與它們真正旨在描述的主體之間日益增大的差別上。可以說，這種鴻溝能解釋我們所遇到的大多數道德問題，並且孔子的思想在幫助我們尋找可行的應對措施上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以下是幾個我們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詞語，然而它們的含義在過去二十年卻發生了相當大的轉變：

“銀行”、“公司”、“政府”、“隱私”、“財產”、“軍隊”、“情報”

以上詞語含義的轉變是我們的不幸之源。如果含義不變，我們就不會覺得事情不再像從前那樣正常運行了。我們因為各種機構並不順利運作（儘管它們都在實際運作，但卻並非按照我們的意願）而沮喪不已，我們對於道德的缺失以及現代社會的殘酷感到無比厭惡，這些實際上都源於我們對機構的認識和機構的實質之間的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