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召開第199次天則雙周學術討論會，亞洲開發銀行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湯敏博士做了題為"中國需要建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學"的主題演講。以下是本次演講與討論的主要內容。

湯敏：
中國從80年代初開始，就出現了人才外流的問題。人才大量外流的現象不僅出現在中國，也是世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為什麼現在對這個問題特別關心呢？因為現在的危險不在於人才的流出去，流出去的問題不大，因為流出去以後訓練好了，只要國內環境好的話，人才還會流回來。像台灣、香港、新加坡那樣，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市場需要人才、又能夠容納人才的時候，大量的人才又會回流回來。當一國加入WTO以後，人才流動又會有新的特點：外國公司就在本國把最好的人才吸收進去，然後與本國的企業、本國的政府來競爭。比如中國加入WTO之後，會有大量的外國公司進來，它們除了從國外派來個別的高級管理人員之外，大量是靠國內的優秀人才。它們在吸引最好的人才之後，就會與我國的國有企業以及政府競爭。這件事是好是壞，我們不談。這種人才競爭在新的形勢下和新的時期有新的特點。
雖然現在的新經濟由於美國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而受到某些程度的懷疑，但我個人認為，以計算機、IT行業為代表的新經濟的成長，以及網絡徹底地改變整個經濟和整個社會的趨勢是不可阻擋的。新經濟的一個最大特點是技術更新和換代的速度非常快，而人才是新經濟發展最關鍵的因素。如果中國在未來的幾十年、上百年內要真正地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要接近和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話，人才競爭是最關鍵的因素。
隨着現代化的新經濟的成長，它的另一個特點是：它不可能像愛迪生時代或是牛頓時代一樣，一個人關在屋子裡做做實驗或進行發明就可以，現在需要團隊、需要整個學科相互配合才可能達到技術前沿。這裡要強調的是，它需要成批的人才，所以規模效應非常重要。最近兩年來，大家看到中央有很多要吸引海外留學生回國創業的政策與措施，比如中關村創業園、上海創業園等等。也有個別回來的，但是這些人都是零散的。當然他們回來比不回來好，但是缺乏一種規模效應，沒有這種規模效應的話，就難以在技術上取得突破。所以應該成批地系統地培養人才，先發展邊緣學科這一塊，然後全面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一所大學，或者哪怕是一個研究院、研究所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很多企業都在中國設立了研究院，比如摩托羅拉，但這些研究院都是為某個企業服務的，它可能在某個行業、某個點上比較先進，但是不可能使某個學科得到比較好的發展。只有大學才能大規模地、成批地、系統地吸引人才。大學與企業的研究院或歸國人員創業園不同的是，它不但吸引大量的人才，而且它還像一隻會生蛋的母雞一樣，可以源源不斷地培養大量的人才，這是其它一般形式的研究所、創業園所無法起到的作用。從硅谷的成功經驗以及我們身邊的中關村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到，大學不僅僅是一個基礎研究的基地，也是科研和生產基地，對經濟增長有非常現實的深遠的影響。
全新大學在中國的示範效應特別重要。中國的大學數量上不少，中國大學生也不少，但是大部分大學還是在轉型過程中。我們還存在着很多束縛，國外大學通行的一些方法在我們的大學裡還沒有被實行。很多在大學裡工作的老師都說，我們的教育在各行各業的改革當中是相對滯後的一塊。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一所全新的大學，用國際標準的方法、從大學的投融資、教師的招聘與管理、教師積極性的調動、學生的管理、後勤的管理、科研與教學之間關係的處理、科研成果與企業轉化之間關係的處理等等方面，把國際先進的經驗與先進的方法引進來，從中汲取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它的示範效用的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那麼有沒有可能辦成這樣一所全新的大學呢？我想舉幾個案例。在我把這個想法跟很多人講的時候，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激烈爭論。很多人都持一種懷疑態度，他們舉例說北大和清華都是經歷了上百年的時間，通過一代一代人的努力的積累，才慢慢有了名氣，變成世界上第三流、第二流的大學，還不敢說是第一流的大學。由此可見要想辦一所世界性一流的大學談何容易。在一個發展中國家辦一所世界性大學是不容易，但也不是一定不能成功，下面舉四個例子。
一個是香港科技大學，它是香港第三所大學，是從1986年籌建的，1991年開始招生，到1995年1996年的時候，香港社會和國際社會都開始承認它的學術水平、教學水平、師資水平都已經超過了有近一百年歷史的香港大學、也超過了有三四十年歷史的香港中文大學。為什麼呢？因為它一開始就採用了種全新的機制，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方法，它有很好的籌融資機制，能夠把世界上最好的老師或者是相當好的老師吸引到香港來。香港以前大家都叫它文化沙漠，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在國際上排名也不是很高。但是香港科技大學只有短短的不到十年的發展歷史，就使人對整個香港的科技水平刮目相看，感到耳目一新。大家都知道香港要建設數碼港，這與香港科技大學是有很大關係的。香港那麼一個彈丸之地，都能在如此短的時間內建成這樣一所大學，中國這麼大一片土地，就沒有理由不能成功。
同樣地，新加坡曾被取消的南洋理工大學在1990年重建，它現在的上升速度也非常快。它沒有香港理工大學那麼成功，但也是相當不錯的。這就說明，只要有好的機制，即使原來的基礎不是很好，也有可能辦成一所好的大學。當然，這兩所大學都還不能稱之為世界一流大學，因為畢竟它們的發展時間比較短。更為重要的是，它們的經濟基礎、人文環境、甚至它們的市場需求、學生來源都限制了它們成為一所真正的世界一流大學。但是中國應該不存在這樣的限制。
我想舉一個更有趣的例子，就是越南的RMIT大學，它是剛剛成立的，叫皇家墨爾本技術學院，是澳洲的一個技術大學，最近要在越南創辦一個國際大學。越南的經濟改革從80年代中期開始，它的教育改革就更為滯後一些，它的情況跟我們非常相像：從89年開始教育改革，宣布大學不包分配了，然後逐步走向市場化。從95年到99年，申請參加大學高考的人數增加了3倍以上，由於它經濟發展比較快，所以人才的市場需求比較大。但是它的大學還遠遠不能滿足這種需求。目前越南的人均GDP是300美元左右，相當於中國的三分之一，它的大小相當於中國的一個省，被家長送出國外讀書的就有一萬多人。從越南人來說就覺得這是一種損失，為什麼我們自己不在家門口辦一所很好的大學呢？於是他們就與澳大利亞的皇家技術學院合作。RMIT成立於1887年，擅長於國際交流，它在10個國家都設有分校。從95年開始，它就進入越南，並有一些短期的合作。到最近，它發覺這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就邀請了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的國際金融公司，三家共同投資，成立一所全新的大學，沒有使用一點越南本地的資金。目前這所大學開辦了兩個學院：工程技術學院和管理學院。它的教材、課程、學制等等，是由RMIT一手包辦的，不受越南教育部的約束。它的教師也相當一部分是由國外派來的，從本地招的教師也要送往國外培訓。為了保證學習的質量，它要求的師生比較低：1：25。為了維持學校的可持續性，它要求國際標準的學費，即每年4800美元，研究生院每年5400美元。他們經過市場調查後估算，到2005年，能支付這種水平的學費的越南家庭有6萬多戶。這一投資回報率每年為15％左右。
還有一個發展中國家的大學：印度理工大學，它對推動印度軟件業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作用，堪稱世界一流大學。這說明即使在相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只要集中財力，按照國際慣例來做，就可能在教育上領先一些，使教育的發展領先於經濟的發展。
我們建立的全新的大學是一個什麼樣的大學呢？首先，它必須要有一個世界級的校長。特別在西方國家的市場中，校長就是一所大學的核心和門面，只有有了世界級的校長，這個學校才可能辦成世界級的學校。現在的大學校長最重要的是籌融資的問題，只有這樣的校長振臂一呼，才可能籌到資金。在華盛頓有一個笑話，路邊有三隻狗，看到一個司機正把肉從車裡搬到一個餐館裡去。第一隻狗說，我以前做過律師，可以叫司機把肉給我吃；第二隻狗說，我是建築師，知道廚房的暗道在哪兒，可以帶你們去偷肉吃；第三隻狗說，我當過大學校長，我可以說服司機把肉給我吃。大學校長在籌資時要有個人的魅力，有學術地位，還要有社會活動能力。
在海外華人中有幾個世界一流大學的校長，比如加州伯克利的田長霖先生，原來是舊金山大學校長、後來到香港科技大學任校長的吳家瑋先生，最近，原來復旦大學的校長楊福家教授被邀請到英國去當校長，此外還有幾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如果能說服這些人中的一兩個人來當校長，那麼成功建成一流大學的可能性就比較大。
第二，它的管理一定要跟國際慣例接軌，也就是一定要按國際辦好學校的慣例來辦這所學校。我們不能再重複以前的失誤，比如以前引進資金的汕頭大學、福建的華僑大學，都不甚成功。也就是說，這所學校不能完全受目前國內的這種管理機制的約束。
當然有了好的校長與機制，就要有好的教師。這就要求一個必要條件，教師的收入要跟國際接軌，應不低於甚至略高於世界上比較好的大學的教師工資水平，這樣才能吸引到好的教師。中國留學出國有差不多二十年的歷史了，在各個領域都有一批非常拔尖的中國留學生在外國大學研究所、公司中任教任職。這批已經被西方承認的取得了成功的人士中的一部分，是可以被吸引回國的。
第四，這個學校的經費最好由民間來籌資，它包括兩部分：國內和國外。在目前的情況下，主要靠國內民間融資的時機還不是很成熟，因為首先中國民營企業還處於成長壯大的過程中，此外國內的稅收政策對於這種捐資並沒有特別的優惠。而海外華資的潛力是非常大的，因為首先海外華人中有一批人實力雄厚，對國內的發展也非常關心。此外這種投資也不完全是一種貢獻，也能得到可觀的收益。比如陳嘉庚，在40年代與他等富的人不少，可是到現在為止，大家還記得誰？由於他資助了廈門大學，所以還能流芳百世。由此可見，投資教育是流芳百世的最好的方法。再比如哈佛大學，他在1834年的時候是美國的財政部長，他把自己的圖書館和一半的遺產捐獻給了哈佛大學，他的名字到現在還讓全世界人記得。不但他受益，他的子孫也受益無窮。所以如果處理得當，是不乏能拿出錢的這種華商的。我們可以根據捐資的多少給予學校的冠名權、以及學院、系、所、學校建築物的冠名權，也可以採用設立獎學金等各種形式，這樣就可以進入一種良性循環。
最後一點，我們應該先辦科技工程類型和商學、管理類型的學院。因為會牽涉到意識形態問題，從而避免一些不必要的爭論。
要辦這樣一所大學，需要什麼呢？
首先需要特殊政策，即特校特辦的政策，就像當年的深圳一樣。如果我們找到了好的校長，他就會主動去要這些政策。這就需要我們的政策制定者要有肚量，這也包括容許外國的大學到我們這兒吸引人才。面臨加入WTO，為什麼我們可以給其它行業的外商各種政策，而不能對影響中國長遠發展的教育也給予比較好的政策？
其次，要調動地方的積極性。這所大學只能在兩個地方辦，北京或者上海，最終選在哪兒，就看哪個地方條件更優惠。在這件事上地方政府能起很大的作用，因為它對當地的發展會有很好的影響。可能當地政府把一塊荒山給你，你的發展會帶動周圍的發展，這樣地方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就可以減少很多麻煩和費用。
此外，我們只是提出了一個比較籠統的想法，對它的具體操作還需要組織專家進行必要性和可行性非常詳細的研究。
另外，這件事還需要得到中央高層領導的支持，他們出面去邀請和說服那些教育家，並且動員那些華人出資。他們的承諾更為可信，因為畢竟建立這樣的學校風險是很大的。
最後，我們認為除了動員華人大亨來出資外，還應該充分利用我們的輿論和各種工具，來動員世界的華人有錢出錢，沒錢出力，都來貢獻一份力量，分享一份榮譽，把這所大學辦成一個體現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具體的象徵。
我們的這個建議提出之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爭論與強烈反響。目前美國的中華教育基金會也在與我們聯繫。當然，這個項目能否成功還充滿了變數，但我們堅信，無論時間長短，中國最終能建成這樣一所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學。

盛洪：
非常感謝湯敏博士。中國是有希望的，因為中國有很多這樣的人總在做着夢，不管這種夢想能不能實現，總是有人在努力，在不斷推進中國的前進。下面請評議人評議。

楊東平：
很高興能聽到湯博士的發言。幾年前湯博士的一紙建議掀起了中國高教改革的一個高潮，引起了全國各大高校擴大招生規模的行動，也引起了高校學費的普遍上漲。
大家肯定對湯敏博士剛才描繪的一幅情景非常神往，在目前中國的教育環境中，大家離這種夢想比以前可能更接近一些了。中國高等教育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是存在的，雖然我們雄心勃勃地擬定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這種努力主要限於國家財政撥款，以北大清華為例，每個學校三年投資18個億，這在中國已經是相當大的投資，但是香港中文大學去年一年的教育經費就是50億港元。所以這種硬件上的差距是巨大的。
但中國在經濟條件非常困難的時候、甚至在戰爭年代也創造過很多教育奇蹟。比較典型的是抗戰時的西南聯合大學，培養了一批世界級的大師。這個事例告訴我們，辦世界一流大學，錢固然是重要的，但還有更重要的東西，就是湯博士剛才一再強調的，要有全新的機制。我們看到九十年代以來，高等教育和大學在精神實質上內在的變質是非常大的。
當然這種變質有兩個方向，一方是越來越官方化，行政化，這個趨勢比八十年代要嚴重得多，一個典型的表現就是我們最近幾年任命的幾個重要大學的校長，如上海復旦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幾個大學的校長，都是由政府官員來擔任的。而八十年代我們非常強調要請學術大師來出任校長。剛才提到的復旦大學前校長楊福家教授就是因為在復旦無法繼續工作下去，被聘請到英國諾丁漢大學當校長的。他在復旦的時候從政府到學校是罵聲一片，後來被英國人請走之後，又變成了中國人民的驕傲了（眾笑）。高教部的教育司的司長曾經出任北京師範大學的校長。這種趨勢是很危險的。另一個趨勢就是商業化。從90年代初開始，學校經商的浪潮是延續至今，中國大學最大的特色是公司多如牛毛，這是任何其它國家都看不到的。
80年代以來，許多有志於教育改革的人把創辦新教育的熱情都投資在民辦教育上。但到目前為止，民辦教育也無力承擔這種功能，中國還沒有一所真正意義上的民辦大學。我們的普通本科教育是不對民辦大學開放的，更不用說研究生教育和多學校的綜合性教育了，民辦大學都是在專科教育以下，以職業教育為主。80年代曾經有兩個"特校"：深圳大學和汕頭大學，最後基本以失敗而告終。
但是，我還是認為教育更新的希望永遠是需要的。世界各國在發展過程中都出現過所謂的"新大學運動"，他們的新大學都是為了矯正老大學傳統學科設置的面貌，迎合當前科學技術發展的需要，從學科的更新上考慮得比較多。但在中國建立一所新大學時，重心不能放在學科更新上，而要放在制度創新上。正因為如此，就更加艱難，儘管湯敏已經很謹慎地提出來先開辦商學院、科技及工程技術學院。如果要教育部放棄對這所學校的控制和管理是非常困難的，甚至難以想象。所以我們只是提出一個問題，確立一個奮鬥目標，知其不可而為之。我期望在五年、十年之後能實現這個目標，就讓我們共同努力吧。

賴得勝：
我聽了湯敏博士談了建立這所大學的必要性，可行性，深受啟發。我談談自己的感受。
首先是建立世界一流大學的必要性的問題。湯博士更多地強調的是一種宏觀的、全民的需要，而我覺得更多地是一種大學自己的需要。湯敏前幾年提出擴招。那麼規模擴張之後就要上層次，上質量，還不僅是政府的需要，也是大學自身的需要。很多大學如北大清華都提出了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
第二點，如何創辦一流大學。91年中國政府提出搞211工程，95年明確提出211工程是九五期間教育領域唯一的一個重點建設項目。政府考慮的出發點是在存量裡面重組與擴大，這是一條道路。這條路的效果很一般，因為政府束操辦這件事情有很大的問題。湯敏博士提出的是一個增量的概念，即保留傳統的高校不動，另搞一個全新的體制。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增量改革，這對中國辦一流大學是很有啟發意義的。
第三點，對創建世界一流大學的資金來源和成本問題。中國辦一流大學的成本主要是政府承擔。政府出資至少有兩個問題，一個是效率問題，比如北大花18個億，究竟有沒有起到效果、達到目的，很難說。最近各個學校在搞211工程評估，發覺很多的錢沒有用到事先計劃的事情上去。第二個是公平問題。憑什麼只給北大清華錢呢？而採用民間的資金，我覺得是可行的。
還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學校與政府的關係的問題，就像企業與政府的關係一樣，難以處理。中國不是沒有好的校長，而是在於中國沒有好的機制使他們產生出來。這一個問題是意識形態問題，對大學的容忍空間有多大。現在教育部明確規定，大學有兩課是必須開的，那麼這個一流大學要不要開兩課。總的說來，政府與政治對創辦世界一流大學到底有多大的容忍度，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什麼是世界一流大學。剛才談了這麼多並沒有涉及到這一點。湯敏舉的香港理工大學、南洋理工大學、RMIT等例子都是理工類大學，能很快地發展起來。它們是不是一流大學呢？我覺得值得懷疑。最近我看到天津大學的校長講到一個標準，就是文理要平衡。國際一流大學都是綜合性大學，很少就是一兩個學科的。香港理工大學的校長吳家瑋也說，他們辦學校要根據當地的情況。他們是擁有一兩個一流的學科，但還不是一流的大學。所以我覺得十年八年還不能辦成一所一流的大學。創辦大學跟辦企業不一樣，因為大學是文化傳播的場所，它需要積澱。我一進北大，就感覺到這種厚重，這是到其它一些學校體會不到的。所以什麼是一流大學，關繫到我們創建大學的目標，要先搞清楚。
還有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創建一流大學的示範作用。我們的經濟體制改革，搞特區，搞試點，把嘗試的成本縮在一個很小的範圍之內，失敗了也沒關係。我們這所大學如果成功了，可不可以推廣？如果都像你這樣推廣的話，我們的傳統大學怎麼辦？這是我對它的示範價值的疑問。

湯敏：
現在我們確實也不敢太樂觀，能否成功要看我們的政府有沒有這個肚量。如果越南有這個容忍的肚量，完全由國外來投資，完全按國際慣例來辦大學。如果印度有這個肚量，那麼我覺得我們也應該有這種肚量。
關于越南是否也要求上政治課，我還沒有去調查研究，不知道他們是怎麼處理這個問題的。但我個人覺得辦這種學校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沒有那麼悲觀。

盛洪：
我們雖然談的是辦一所大學，但討論的是我們的教育制度。它的出現，必然會給我們的教育制度的改革帶來一種衝擊，而不僅僅是一所大學的問題。這一所世界一流大學的建立，也必然給中國高教改革帶來新的啟迪。今天的討論就到這兒，謝謝湯敏博士，也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