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3F”是“浮躁”、“浮淺”和“浮誇”的拼音縮寫，而所謂“3F現象”是我對
近年來中國知識界的學風問題的概括，主要是指一些年輕學者在做學問時，心情“浮
躁”，成果“浮淺”，理論“浮誇”。

當然，必須承認的是，中國知識界的主流是好的，廣大的專家學者是有功的。但是，
同時也無須諱言，“3F現象”也是確實存在的（筆者也不例外），因此，如果不給予
批評和糾正的話，那麼不僅會使知識界名譽掃地，而且會給社會帶來長遠危害。

下面我想舉三個實際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

一、 孟子變成“門修斯”

據《中華讀書報》1999年2月10日發表的倪樂雄的書評得知，三聯書店在1998年5月出版
了一本由北京大學的教授、博士、碩士等人翻譯和校對的“當代歐洲大師級學者”安
東尼·吉登斯的名著《民族-國家與暴力》，但是，中外人名就譯錯了四、五個。比
如，著名的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被譯成了“黑羅多特思”、孔雀王朝的
阿育王(Ashoka)被譯成了“阿肖卡”、公元8世紀的法蘭克國王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被譯成了“夏勒馬涅”。另外，最為可笑——可能也笑不出來——的是，中國古代大
思想家孟子的英文名字(Mencius)竟然被堂而皇之地譯成了“門修斯”！

既然譯名如此，那麼整個譯文的質量如何，就可想而知了。對此，該書評指出：如果
孤立地看，這可能是一件小事，但是如果與譯者們的頭銜、學位、以及大學和出版社
的顯赫名聲相比，“這實在是一個莫大的諷刺”。

那麼，這些錯誤的原因是什麼呢？該書評認為，一是因為市場經濟的衝擊，使得一些
必要的文史哲等基礎課程被迫壓縮，結果連一些北大教授和研究生的學術功底都變得
浮淺了；二是因為高校青年教師“普遍浮躁”，為了早日評上高級職稱，有些人匆忙
拼湊學術專著，或者勉強充當書籍主編；三是出版社與編輯缺乏對有關學術領域的深
刻了解，加上沒有專家把關，因此無法判斷其專業書籍的學術價值。

顯然，這種浮躁和浮淺的毛病，不僅將給知識界造成“學術災難”，而且也將給後代
遺留大量的“文字垃圾”。因此，該書評在最後沉痛地指出：“恕我直言，此次‘門
修斯’一事，實為學術界之一大問題。高等教育、學術界、出版界急功近利造成的惡
果，目前只是剛剛開始。如不予以警示，筆者深信，更大的懲罰正等待着我們。到那
時，我們將目瞪口呆地看着‘孔修斯’(Confucius)也大搖大擺地走進象牙之塔。誠如
是，‘我孔、孟之所痛哭於九泉’。”

如果讀者認為，這個例子不過是個別學者、個別大學和個別出版社的一個“偶然”過
失的話，那麼下面的例子則說明並非如此。

二、 粗製濫造編“教程”

最近我在新華書店購買了1998年10月由中國最權威的出版社之一的紅旗出版社編譯的
“哈佛大學行政管理學院行政教程系列”之一的《金融管理》，發現了更加嚴重的問
題。

當然，在外表上是看不出問題的，因為這套書設計新穎、包裝精美，紙張高級。而
且，“前言”首先引用了兩行黑體字：“先有哈佛，後有美利堅合眾國；這說明了哈
佛在美國歷史上的地位。”並註明“摘自江澤民主席在哈佛大學的演講”。接着介紹
了哈佛的光榮歷史：培育了6個總統、30多個諾貝爾獎金獲得者、以及眾多的成功的管
理者。然後，鄭重說明：編譯這套教程的目的，不僅是為了滿足“許多學子嚮往哈
佛”的願望，而且是為了滿足要被分流的“廣大行政幹部開拓新天地”的願望、以及
“一切渴望汲取人類優秀文化成果”的讀者們的願望。

但是，讀後才發現，該書內容與上述承諾截然相反：它不僅大量抄襲“台灣教材”，
而且，由於時間過於匆忙，以至於連必要的“改頭換面”都沒來得及。

比如，在第3頁就漏出了“馬腳”：“本島銀行及外商銀行……互相拆藉以1個營業日
為原則，100萬元新台幣為單位……此外，美國尚有地方債券，但台灣為集中支付，政
府舉債亦採取集中制。……本節所介紹的台灣貨幣市場則以狹義的貨幣為主。”請
看，這就是“哈佛教程”嗎？

又如，“紐約之為美國國內金融中心，原設在華府的《聯邦準備制度理事會》……無
形中形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王座，復以美元價值穩定，銀行體系健全，故其信譽聲騰
國際”。（17頁）諸如此類的“台式”國語，幾乎比比皆是。

退一步說，即使有些“抄襲”，如果能給讀者抄來一點“新鮮”東西，倒也罷了。但
是，遺憾的是，該書的資料幾乎全是“舊貨“。比如，“依照世界銀行《1991年世界
發展年報》……1988年香港地區與新加坡的國民生產毛額在9000美元”（252頁）。實
際上，根據世界銀行《1997年世界發展報告》，1995年香港與新加坡的國民生產總值已
經分別達到了22990美元和26730美元。

另外，還有30年前的“老古董”：“截止1967年度，開發協會共對38個國家和地區貸放
開放資金16億餘美元，其中已動用部分為10億餘美元。”（265頁）

那麼，為什麼如此明顯的錯誤，編譯者都沒有看出來呢？答案很簡單，過於浮躁，沒
有時間。據“前言”介紹，編譯者們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10月的短短一年裡，先後推
出了8冊《哈佛商學院MBA教程系列》（紅旗出版社）、4卷《哈佛MBA經理手冊》
（企業管理出版社）、以及這套12冊的《哈佛大學行政管理學院教程系列》。即使按
照每冊（卷）300頁20萬字的保守數字計算的話，總數也有7200頁480萬字。真不知這是
想做學問，還是想創造“吉尼斯”世界記錄？

當然，如果這又是少數人和出版社的“偶然”過失的話，那麼，確實也不值得小題大
做。因為“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但是問題恰恰在於，它不是“少數人的過失”，
而是一種“集體的失職”。從該書“後記”得知：編譯人員一共21人，而且全書得到
了中山大學校委會副主任、哈佛大學客座教授、中國行政管理學會副會長的“指
導”、並得到了國務院綜合研究開發院（深圳）CDI出版策劃中心等專家的“支持”
（有關人名從略），等等。

因此，坦率地說，這套教程的出版，不僅砸了哈佛大學的牌子、砸了中山大學的牌
子、砸了中國行政管理學會的牌子、砸了國務院綜合研究開發院的牌子、砸了紅旗出
版社的牌子，而且也砸了中國知識界的牌子。更加令人憂慮的是，謬種流傳、誤人子
弟。

三、 一哄而起炒“知識”

對於上述事例，如果有些讀者繼續認為，從事“翻譯”或“編譯”的學者們容易出問
題，而那些從事“純”理論研究的學者就不會這樣的話，那麼，我想再舉一個典型例
子。

眾所周知，從去年開始，在理論、出版和新聞等部門的帶動下，幾乎整個知識界都掀
起了炒做“知識經濟”的熱潮。參與者除了眾多的專家學者以外，還有不少著名“權
威”，迄今為止僅專著就不下十幾本，至於文章就更是不計其數了。他們的理論觀點
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點：

目前美國等發達國家已經進入了一個“知識經濟”的新時代，其顯著特點是電腦、網
絡、信息技術、生物工程等高技術產業，已經成為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因此這
些國家正處於世界經濟的領先地位；與此相反，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依然停留在以
農業和工業為主的“傳統經濟”社會，主要依靠大量的勞動力和資本的投入來推動經
濟發展，結果，不僅遠遠落在了時代的後面，而且還造成了環境污染、城市擁擠等嚴
重問題。因此，他們的結論和建議是，為了跟上發達國家的經濟變化、克服傳統經濟
的弊病，中國也要大力發展“知識經濟”。

當然，應當肯定的是，從借鑑美國經驗、介紹理論動態和推動改革開放的角度來看，
一些專家學者對“知識經濟”進行研究和適度宣傳，不僅是值得鼓勵的，也是必不可
少的。但是，整個知識界都像“炒”股票那樣炒“知識經濟”，顯然是不正常的。

另外，如果各級政府也聞風而動的話，那麼勢必出現以下結果：比如，在政府預算
中，大量削減對農業和工業的財政支出，同時急劇增加對高新技術的資金投入；或者
在工業布局上，放棄發展傳統產業的原定計劃，同時紛紛興建“電子城”或“高新技
術開發區”；或者在科技項目的安排上，減少對那些與工農業生產和人民生活密切相
關的課題或經費，同時增加那些與之不太相關的課題或經費；或者在學校教育中，減
少一些專業課程及其招生人數，同時增加另一些專業課程及其招生人數；等等。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確實想把“知識經濟”從一個動人口號變為一個實際行動的話，
它意味着經濟發展計劃需要重新制訂、國民經濟格局需要重新調整、物質和人力資源
需要重新配置。而且，它也意味着經濟運行將會出現混亂、經濟資源將會出現浪費。
顯然，諸如此類的問題，正是需要那些熱心“炒做”的專家給予更加冷靜的思考和更
加嚴密的論證的、然而恰恰也是他們談論的最少和最浮淺的。

幸好，從去年底、特別是今年初以來，知識界已經有所反思，一些專家學者也開始表
示了不同意見。比如，中國工程院院長宋健指出：目前中國應當腳踏實地地發展現代
農業和基礎產業，不能盲目片面地追求信息產業。他警告說，“我們必須提高警惕，
不被這些清談的作家所蒙蔽和誤導。”（1998年12月25日《現代經濟報》）

經濟學家樊綱則明確指出：經濟發展的階段可以縮短，但是不能跳躍，中國必須補工
業化和城市化的課，而不能“坐在草棚里玩電腦”。（1月28日《亞太經濟時報》）

中國科學院院長路甬祥也指出：根據對科技投入、科技產出以及科技對社會的影響來
計算，美國屬於“科技強國”，日英德法屬於“科技大國”，加拿大、意大利、俄羅
斯、澳大利亞和韓國等屬於“中等科技大國”，而中國、印度、巴西等屬於“科技發
展中國家”，其他發展中國家屬於“科技欠發達國家”。（《中國鄉鎮企業報》2月5
日）

雖然許多讀者未必能夠馬上轉過彎來，但是如果把這些見解與去年看到的那些文章書
籍比較一下，就不難看出：哪種觀點符合中國實際，而哪種觀點脫離中國實際；哪種
學風老實、認真和嚴肅，而哪種學風浮躁、浮淺和浮誇；哪種建議有利於中國經濟發
展，而哪種建議不利於中國經濟發展。

其實，從歷史根源上看，中國知識界的“3F現象”並非始於今日：不論50年代後期的
“大躍進”，還是70年代後期的“洋躍進”，總是有許多專家學者一哄而起，或者引
經據典、或者出謀劃策；等到國民經濟出現危機之後，他們又都一鬨而散，幾乎從來
無人公開站出來對自己的理論或建議表示羞愧，更不用說勇於承擔責任了。因此，去
年對“知識經濟”的熱烈“炒作”，不過是中國知識界學風長期不正的一個最新例子
罷了。

另外，值得深思的是，過去我們總是習慣於把中國經濟的落後或政策的失敗，歸結為
領袖人物的錯誤或者政治運動的影響。這固然不錯，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恐怕也
應當承認，它們同時也是中國知識界學風不正的必然產物。因為沒有正確的理論，就
不會有正確的政策，也不會有正確的行動和正確的結果；然而，要有正確的理論，首
先要有嚴肅認真實事求是的正確的學風。另外，正如“大躍進”和“文革”等許多事
實已經證明的那樣，當一個民族頭腦“發熱”的時候，如果知識界能夠保持頭腦“冷
靜”，那麼，這個民族也會很快清醒、改正錯誤，反之，如果知識界也頭腦“發
熱”、甚至火上加油的話，那麼這個民族很可能會更加狂熱、甚至會被引向危機的深
淵。

綜上所述，近年來的一些典型事例表明，中國知識界確實存在學風不正的問題，而且
有所蔓延，因此需要進行批評和改正。因為只有這樣，嚴肅認真和實事求是的專家學
者才會越來越多，浮躁、浮淺和浮誇的“3F現象”才會越來越少，中國知識界對社會
發展的貢獻才會越來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