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海洋“傷熊”之前的故事(上)
三聯生活周刊
這是清華大學一間普通的宿舍，八九平方米大小，兩邊是床架，中間桌上擺滿了飯盒
與水杯，桌下塞着暖瓶、臉盆和拖鞋，屋裡有股球鞋的味道。劉海洋的床鋪靠着窗戶，被
子沒有疊起來，上面還零亂地擺着幾本關於化學的書。由於牆掉皮，貼着3張徐靜蕾的宣傳
畫。至3月7日為止，劉海洋已經12天沒有回來了。2月23日，劉海洋“為了測試熊的嗅覺”
將硫酸潑向北京動物園的5隻熊，隨即被西城區公安分局拘留。事發後，有同學建議幫他把
床收拾一下，但最後大家還是決定維持原狀，維持正在繼續的生活。“這十幾天簡直像夢
一樣。”在
清華的一間食堂里，史超華(化名)有些痛苦地嘆息，他是劉海洋4年的室友。“劉海洋是一
個正常的人。一年前，有個同學自殺了，我和劉海洋就是坐在這裡聊自殺。今天如果傷熊
的不是劉海洋，我們還會坐在這裡聊狗熊。”劉海洋出事時，史超華因為沒買到火車票還
滯留在省城的小旅館裡，“我先是聽收音機，說有個叫劉海洋的用硫酸潑傷了狗熊。我還
跟女朋友開玩笑，說真是個巧合。但後來我給宿舍打電話，他們說劉海洋出事了。後來所
有的報紙、電視我都不敢看了——所有的理由我都無法相信，即使劉海洋親自對我說——
太不可思議了。”對劉海洋的評價，同學們沒有太大的分歧:勤奮、溫和、自覺性強而自理
能力差。
曹海翔老師是劉海洋的年級主任，這個班他帶了4年，他同樣無法相信這是劉海洋所
為，“我是第二天知道的，就給他家打電話，他母親就哭了，問能確定那就是我兒子嗎？
我於是給西城分局打電話，那邊說，是個高個子年輕人，一米八幾，瘦瘦的，戴眼鏡……
我那天跟他媽媽通了十幾個電話，她一直問我怎麼辦？怎麼辦……”
2月26日，清華學生會向動物園捐款11127.74元，並發出公開信——“對於身邊的同學做
出這樣影響惡劣、後果嚴重的事情，我們更感到十分氣憤。這名同學的所作所為，完全背
離了我們清華大學廣大學生培養高尚道德、保護自然的共識和實踐。我們堅決支持有關部
門和學校對這名同學依法做出嚴肅處理。”劉海洋事件於是迅速升溫，不僅是媒體投入極
大熱情，截至記者發稿，新浪的網友跟帖已達1400多頁，反映已超過了“9·11”事件。
“從天之驕子到豬狗不如，只需要新浪的一個頭條。”史超華說，“如果熊多得滿天飛，
劉海洋就沒那麼慘了！”曹海翔善意地勸誡記者，“去宿舍採訪，如果有不禮貌行為，請
不要介意，因為同學們已經不堪其擾了。”
3月8日晚，記者接連第三個晚上給劉海洋的母親李淑琴打電話，前兩次都是電話採訪，
她一直不接受見面。這一回就站在她家樓下，但她還是毅然決然:“劉海洋的大學同學剛剛
從我這裡離開，他們力勸我不要再見任何記者。我在一個星期之內，學會了無數專業術
語，比如單親家庭帶來的偏差、忽略情感教育等等——這都是各個媒體教給我的。自從孩
子出事，我不斷地在接待記者，三四個小時地錄製電視，每晚鬧騰到一兩點鐘。劉海洋的
事情對誰都是一次機會，誰都不想錯過。”
事實上，在這十幾天裡，所有劉海洋的親近者都承受着巨大的雙重壓力。一邊是社會
輿論的高壓，電機系一天曾接到200多個電話。史超華告訴記者，“其中有人劈頭就問，你
們清華怎麼培養出本·拉登這樣的敗類？我問曹老師，‘你怎麼回答’，他說他一直沉默
着。”曹海翔一直想給報紙寫文章說，“如果沒有這件事，他會像很多清華學生一樣，順
順利利地讀研、出國、回國就業，掙錢養家。但現在已經成悲劇了，你們寫報道時，該多
想想他的母親、姥姥，那是一家三條命呀！”
同時另一重壓力則來自於對劉海洋行為的解釋，這也是所有對劉海洋熟悉的人苦苦思
索的難題。“這是一個小學生都知道不能做的事……如果說好奇心強，怎麼不找只小白
鼠？”曹海翔說。而史超華則寧願相信這是一次“電腦死機，23日劉海洋的大腦被什麼病毒
搞了一下”。記者曾希望與北京安定醫院的著名精神分析專家楊蘊萍合作，尋找劉海洋的
可能動機，但由於無法與劉本人面談，終究無法進行。依據楊蘊萍的初步判斷，“這是一
次攻擊性的侵犯行為，選擇的則是一個安全的對象——關在籠子裡的熊。作為一個被束縛
壓抑的個體，往往會選擇極端的方式反叛。”但劉海洋的源泉動機是什麼？楊認為只能從
他的成長經歷與教育經歷中尋找，“做人終究要快樂，你要問他是否快樂，哪裡不快
樂？”心理測試專家武伯欣同樣熱切關注劉海洋:“劉海洋生活在一個殘缺家庭，客觀上使
得他更加關注像小動物這樣文弱的事物，關注疼痛，這是他母性家庭背景的動機外顯。他
的傷熊行為是積極主動的，他的意識清醒，心理指向也較清晰，但是他的動機，明顯地屬
於遊樂性動機，可能是好奇越軌。”
記者於是開始了對劉海洋教育歷程的探訪;劉海洋曾就讀的中關村中學雖然拒絕了記者
採訪，但一位接待記者的老師說，“大家都在想——我們的教育失去了什麼？”
家教
劉海洋生於1980年10月。他小時候有個外號叫“媽說”，這是鄰居們起的。
劉海洋現在一家三口人:姥姥80多歲，小時候父母雙亡，送給親戚養，年輕時守寡。劉
母以前是公交車司機，現已退休，劉海洋出生不久，她即與丈夫離婚。20年來，一家人收入
基本就靠劉母每月微薄的工資。劉海洋的中學同學向記者描述劉母，“不苟言笑，一年四
季似乎總是一件褐色的外套，一頭永恆不變的短頭髮，但一看就知道是個很堅強的女
人。”“她身材高大結實，這些年都磨出來了。”一位採訪過劉母的記者則這樣談他的印
象。記者接觸到所有與劉海洋相關的人，都格外強調劉母和家庭對他的影響。
劉母之愛，可以說是一種極致。當時學生間的友誼多是放學騎車一起回家路上培養出
來的。初中時，劉海洋的同學南一撥北一撥騎車回家，他是惟一不騎車的，據說是母親怕
他騎車出事。劉海洋上學的行走路線也是劉母設計的;直到上大學，他才學會騎車。劉母希
望兒子能在跟前，初中畢業時，老師推薦他去新加坡上高中乃至大學，全校只有3個名額。
但其母堅決反對，此事後來不了了之。他高考填報志願的基本原則是只能考北京的，天津
的大學都不行。
因為離家較遠，中午坐公交車花時間，劉海洋一個人在學校吃飯。初一起開始帶飯，
他總是帶一個用舊毛巾縫製的裝鋁飯盒的袋，外加一個1.25升喝白開水用的塑料飲料瓶。一
用三年，從未更換，後來那瓶子都被開水燙成一種奇怪的形狀。
母親規定他的所有作息時間，學生每人每學期都象徵性地制定“學習計劃”，只有他
在家也嚴格遵守，包括幾點回家，學習到幾點睡覺，幾點起床早修等等。劉海洋一直晚
睡，從初中起就十一二點才上床。“他媽媽從小就對他非常嚴厲的”。從小學到高中跟劉
海洋同校12年，並在初中同班的衛明亮(化名)告訴記者，“據說原則是要求他每次都必須考
第一，而劉海洋並不能算得上是天才型的，他只好以常人難以想象的勤奮學習，從不違背
他媽媽的意志，怕她傷心。”
每次家長會，劉母總是中心人物。衛明亮回憶:“家長會通常很漫長，從我們下課的三
四點鐘開到晚上七八點鐘。會上，我總是很緊張，惟恐被老師提到，上黑名單。僅有一
年，我考得還不錯，以為平安無事，可終究還是被老師就課後打乒乓球的事說了。家長會
上有一檔固定節目，就是用差不多1/3的時間講劉海洋，表揚他的好學上進。他母親之後往
往要向各位家長介紹她教育孩子的經驗，在那種時刻，她才表現出她能言善道的一面，因
為劉海洋是她全部的寄託和驕傲。”與劉海洋同班一位女生的母親王女士對此同樣有深刻
印象:“家長會總是先開年級大會，後開分班小會，劉海洋和他母親在每次家長會後，都會
成為我們這些家長議論與崇敬的對象。”劉海洋沒有什麼玩的，只有一台“任天堂”遊戲
機，是某次他獲得“希望杯”後母親給他買的，他還招過同學到家一起玩。但一般情況
下，劉家是沒有條件的，同學們在談最近玩什麼遊戲時，他總是插不上話。
劉海洋的朋友們認為他太聽話了，甚至失去了自我意識。“他待人謙虛、溫和、很規
矩，但我總感到所有這些都是他母親教的，並不是他認為應該如此。”劉海洋的大學同學
史超華說，“他本人並沒有太多意識，他是個沒有心事的人。”劉海洋會和他的同學談起
他的家庭，“大家都很傷感，但他敘述的卻是那麼客觀，聽不出愛和恨，也不知道他將來
要怎麼樣。他說他從來就沒見過父親，但我們都聽不出他是否為此傷心。”
“你不覺得劉海洋的生活單調嗎？”出事後有記者問劉母。“我沒轍呀，從3歲起他就
是我的半個肩膀，我將來必須依靠他。”
小學、中學的基礎教育
記者在2002年3月8日下午，終於獲得他從小學到高中同學的信任，在清華南門外一家小
茶館跟他們見了面。在見面之前，他們特意跟劉海洋的初中班主任郭素萍商量過，還提前
“調查”了本刊“背景”，要求查看記者的證件，並“審稿”。“一切都為了更謹慎些，
畢竟這是關繫到劉海洋的大事兒。”他們無奈地對記者說。他們顯然比記者所知道的劉海
洋都更成熟和更富社會經驗。他們的“自我認識”也遠遠超乎人們想象。
比如，他們這樣總結他們這一代人的特殊性:“‘猴年生得多’，我們是在生育高峰時
出生的。這時經濟開始好轉，又開了亞運會，父母多數是老三屆，我們又差不多百分百是
獨生子女，因此父母願意超出他們支付能力地為我們的教育盲目投資。當時也沒有什麼玩
的，沒有電子遊戲或上網，放學後就是上各種各樣的輔導班:國畫、水彩、小提琴、奧林匹
克數學班等等。有的輔導班上過一節就不上了，沒時間和精力上，學的是什麼基本都沒印
象了，結果是什麼都沒學好。”
劉海洋的小學是在北京友誼賓館子弟學校西頤小學上的，1986年入學，學校離他家只隔
着三義廟上的一條馬路。“這是個中等規模的小學，在當時有一座三四層小樓，有六個年
級，各年級兩三個班。”衛明亮說，“劉海洋可以說是從小就受欺負，我印象中他不愛招
事兒，比較文弱，跟誰也不是那麼愛交朋友。但是他很隨和，絕對稱不上‘孤僻’，他與
人交往的方式比較獨特，就是別人來問他任何學習上的問題，他都是有求必應。因此下了
課，他身邊常常會圍了一圈兒同學。他非常有耐心，甚至願意為此犧牲自己上廁所的時
間。在今天看，他是個非常善良的人。”
劉海洋在學校里原來也不受注意。可是自從有一年暑假，他為了做數學題悶在家裡，
起了一身痱子後，老師就開始特別重視他。這件事至今他母親還常常拿來作例子，說明劉
海洋的好學。衛明亮回憶:“有一位筆名崔紅星的數學老師對他影響特別大，崔老師的教學
方法很特別，比如他要求學生在考試時候把數學題的草稿，做在卷子背面相應的位置上，
到時候答題和草稿一起判。這個習慣劉海洋一直留到了大學，他也因此迷上了數學，從此
成為學校里數學上的常勝冠軍。”就這樣，從小學四年級起，劉海洋就與他的同齡人開始
“拉開了檔次”，當時他只有11歲，“他每年暑假做的數學草稿紙，加起來要超過他的高
度”。
1992年9月，劉海洋到在位於中關村核心位置的中關村中學(原中國科技大學附屬中學)上
中學。在這裡的六年，劉海洋始終是學校一塊金光閃閃的“招牌”，一個難於改變地位的
標準。所有老師對劉海洋都非常喜愛，不管是主科還是副科，他和他的事跡是各班各科訓
話的慣例，“你們看劉海洋……”如何如何……
這所學校被認為是非區重點，又強於區重點，由於位於北京的高級知識分子集中區，
很多學生都是海淀各高校教師和中國科學院研究人員的子弟，方圓七八公里內，很多家長
互相都認識。比如衛明亮從小學起就接觸電腦，初一時家中已有PC機，跟很多高中生一起
上電腦學習班。學校硬件條件不錯，甚至有一個規模不小的野生動物標本館，劉海洋畢業
前，標本館已經建成。估計他對生物的興趣也與此相關。學生在初中入學後要先考一場，
通過數學卷子的上數學班，通過英語卷子的上英語班，另外有一個藝術班，是特招。2001年
7月那次高考中，有一件意外的事件讓中關村中學著名過。那時該中學高三學生楊易向法院
起訴學校，因為學校在高考前跟家長簽定一份協定，凡成績太低的學生不允許參加高考，
楊易正好被排除在外。
“學校生活十分單純，甚至可以說是單調。”劉海洋的初高中同班同學的趙力陽(化名)
說:“我們的初中班主任郭老師很敬業，是個嚴師，每到下午我們都會跟他到操場上玩一種
‘老鷹抓小雞’的遊戲，他到籃球場上逮我們回教室。有一回我千辛萬苦躲到汽車底下，
還被他像逮兔子一樣逮回去了。
“初二時，有一本北大出版的《初中代數問題選》，被公認為‘寶書’，大家人手一
冊。可是全班只有兩個人做了，一個是另一位數學尖子王西含(化名)，他挑難題做了;另一個
就是劉海洋，他從頭做到尾。不僅如此，劉海洋還有超前意識，初一學初二，在初三，就
差不多把高中前半段的都學了。”他的同學們差不多都仔細觀察過劉海洋的左手中指，它
總是藍色的，這是因為他總用鋼筆，藍鋼筆水深深地滲入了皮膚。
一直暗自將劉海洋當作競爭對手的趙力陽，至今還能一口氣背出劉海洋獲得過的各種
競賽獎項:“初一‘迎春杯’(北京市中學生數學競賽)三等獎、初一‘希望杯’(全國中學生
數學競賽)三等獎、初二‘希望杯’二等獎、初中數學競賽北京市二等獎、初三物理‘迎奧
賽’三等獎、高一‘希望杯’三等獎、高二‘希望杯’二等獎、北京市中學生生數學競賽
二等獎、海淀區化學競賽二等獎等等。中關村中學每年參加市數學團體賽都會得獎，劉海
洋必然是成員之一，還得過單設的個人獎。”
劉海洋並非別無愛好，只是太少了。他集過郵，還養過一回鳥。他愛看霍金的《時間
簡史》，總喜歡跟人談論;他還把那套《第一推動力》叢書都看得差不多了。“儘管語文一
直是他的‘瘸腿’科目，但是作文不算差。”他的初中女同學郝靈惠(化名)說，“不久前我
無意中發現他為我們主題班會寫的作文，是講14歲的集體生日晚會的，他描述得挺到位。他
還常問我英語怎麼學得好。”
“劉海洋遵循嚴格的邏輯思維，他不是感性思維，甚至可以說他是缺乏感情的。”衛
明亮認為，“他很少外出，一點社會經驗都沒有，閱歷太少了。他甚至沒有意識到戀愛的
需要，我們從未發現他對某位女生表現出格外的興趣。”
劉海洋從小就跟別人不太一樣，但從沒人說他壞，他對別人的惡作劇與戲弄也從不記
仇。“只是他遇事往往手足無措。”他的一位初中後即上中專的同學麥自強(化名)回憶，
“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回，因為個子太高，他在護欄底下把腦袋磕破了一個大口子，鮮血
直流。他就愣在那裡，半天不動彈，沒有意識到要找老師，也沒有向同學呼救。”
他的優點還包括對什麼都特別執著，在初三畢業之前，有一個體育會考，劉海洋選擇
的男三項為1000米、鉛球和立定跳。他在考試前半年開始就堅持在腳踝上綁上一小圈沙袋，
加強腿部力量，干任何事都綁着，一直堅持到體育會考之後。
進入高中之後，學生之間的關係相對就淡漠下來，這在劉海洋出事後的班級校友錄上
可以感覺出來。高中校友錄上有人挺誇張地問:“誰是劉海洋呀，我怎麼一點印象都沒
有？”甚至居然有人匿名罵他。對劉海洋頗為崇拜的同班女同學馬臨靜(化名)發現她的一位
平日裡一本正經的好朋友，在聊天室里用近乎粗俗的言語罵劉海洋，而那女孩兒平時連寫
信，都寫的是那種隨時可以拿出來發表的風格。
劉海洋所在的八班和隔壁的七班被列為“重點班”，八班是重點中的重點，其產生方
式是升學考試時根據每個學生的成績，進行年級大排名，前45名進入八班。但它是鐵打的營
盤流水的兵，凡是成績下降到不如別班的八班學生，就會被剔出去。這種機制導致了身在
八班的學生人心惶惶的，“因為抱着學習用具搬出七班或八班到前六個班去，是公認的最
大的羞辱”。曾從七班被淘汰出局的衛明亮說，“這種流動性使得學生之間的關係再也無
法親密穩定，僥倖留下的多數人上課氣氛沉悶，知道什麼也不敢發言，惟恐被更高明的同
學嘲笑，但劉海洋敢說，他說的別人扳不倒，他的好處還有，他就算這樣也不把自己的知
識當武林秘笈似的藏着掖着。”“這所學校的特點是升學率很高，但是重點升學率相對低
一些。”王女士告訴記者，“那裡的老師在我看來都近乎工作狂，因為他們必須把一些成
績較差的學生拽上來，這可不容易。我女兒是高二才得以擠進八班的，我體會她考上大學
很難，當時每天她上學，我甚至都會在家裡緊張得哭，我甚至比女兒更恨這種傷人的教育
體制。”(記者◎李偉 巫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