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歸派：向內看——20世紀80年代眼光 　　

　　20世紀80年代出國的人口袋裡大多不超過100美元，他們白手起家經歷了謀生的種種艱辛。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里，沒有任何親人，而朋友也大多是境遇差不多的窮學生，留學生的生活壓力是相當大的。

　　很多經歷過“上山下鄉”的人，在美國又經歷了“洋插隊”，同樣的艱苦卓絕，不同的是“上山下鄉”的環境是物質極度匱乏的農村，最大的困惑是前途茫然；而“洋插隊”的環境是物質極大豐富的美國，最大的壓力是如何生存。精力、體力和生存智慧在經歷了極大的考驗之後發揮到極限，因為浸着汗水的每一塊錢都來之不易，所以大部分留學生都養成了節儉的習慣。

　　多年後，當這批留學生的求學生涯告一段落，拿到學位、找到工作、買了房子和汽車，穩穩地過上了“中產生活”，這個時候，他們回國後忽然發現：他們掌握着先進的技術，擁有令國內人艷羨的收入，住着花園洋房開着好車，可是“為什麼我們感覺自己跟不上潮流了呢”？這是困惑着許多海外歸國者的問題。國內主流社會發展得太快是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在美國他們也很難真正融入主流社會，於是，游離於兩個主流社會之外的“留學生圈子”，彼此成了價值參照系。當他們回國後與國內的主流社會相融合的時候，“跟不上潮流”的癥結就在於：他們彼此印證的價值觀念、消費觀念甚至生活方式都停在了20世紀80年代，對很多事物的觀察視角都是“20世紀80年代眼光”，所以感覺不適應是難免的，不過一旦真正回國，經過一段調試和磨合，這種“小誤差”很快就找齊了。

　　1992年獲得美國紐約州律師執照的劉馳說，他回國的最初幾年，實際上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兩眼一摸黑，經歷了一個補課階段，逐漸打開市場。

　　海外留學生回國創業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不理解中國市場。一位哈佛MBA、曾任職麥肯錫的王先生從硅谷回來後任職國內某公司CEO，他的業餘生活封閉在歐美同學會中，從不深入接近中國市場，面對民營企業客戶，常常成了自己發揮口才的講演場，MBA術語使他成為客戶敬而遠之的角色。最近因為業務不佳，他又回到了美國。

　　國外的人際關係比較簡單，直來直去，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呆了十幾年之後漸漸已經適應這種簡單生活。問題是在他們刪繁就簡了之後，回到國內對那些言辭背後微妙的潛台詞感覺難以捉摸。當繞彎子已經變成一種迂迴戰術的時候，不適應這種“國情”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險。

　　一位做風險投資的海外學子曾經與人探討：“在中國投資最大的風險是什麼？”討論的結果是：商業道德的不確定性。在狡詐有餘而誠信不足的商業運作中，如何來應對由於缺乏商業道德而帶來的風險？如果昔日的同學、朋友都能設下陷阱，那麼一旦對人性估計不足故鄉也有可能變成商戰中的“滑鐵盧”。

　　一位從硅谷回來的留美博士，見識了國內商圈“夜夜笙歌”的生活方式後，先是興奮了一陣子，而後便感到“太鬧”。“在美國我們過的是一種很平靜的日子，工作之餘與家人、孩子共享天倫，周末或假期出去度假。回到國內幾乎天天有人請吃飯，而且我周圍好像每一個人都有飯局，給家人留下的空間很小，時間久了就覺得不適應”。工作留學論壇

　　20世紀80年代到美國的大部分留學生如今大都穩穩地跨入中產階級：房子、車子、穩定的收入，搭建出舒適的生活空間。一旦決定回國，就意味着放棄這一切從頭再來。如果說當初出國是第一次創業的話，那麼回國則是第二次創業。儘管有很多人在物質與精神的兩難選擇中猶豫不決，但還是有一些意志堅定者選擇放棄：“當年我們到美國時是一無所有，現在也別太看重自己已得到的東西。”

　　在美國學習、工作、生活了將近30年的顧茂眾，回國創業已經半年了。聖誕節前夕他匆匆趕回美國，因為妻子和12歲的女兒在等着他回家過節。“其實原本我不必這麼急的，可是上次感恩節的時候我離開在美國的家，女兒呆在樓上沒有下來送我。她和我是無話不談的朋友，我們關係非常好，她不送我是她心裡不高興。這一幕我總是記掛在心裡，所以聖誕節前我一定要趕回去”。像顧茂眾這樣妻子、孩子留在美國，自己回來創業的“模式”，在海外學子中屢見不鮮。“一般來說，女人對美國的物質生活更留戀，她們更願意留在美國，而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孩子，如果回國的話教育問題解決不了，所以這種‘一分為二’的家庭模式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一位回國創業的留學生這樣說。

　　許多留學歸國人員的子女都出生在國外，是母語為英語的所謂ABC（AMERICANBORNCHINESE），雖然他們大都聽得懂漢語，但對漢字的書寫和中國文化則知之甚少，回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繼續教育問題。北京市留學人員海淀創業園為此建立了留學人員子女教育基地，他們與清華大學附中和附小合辦了留學歸國人員子女教育學校，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歸國人員的後顧之憂。但是，這些孩子在外國人眼中是中國人，在中國人眼中又是外國人——因為他們的英語表達比漢語更流利。他們在外國受好的教育，回到中國數學卻跟不上同年級組的教學；在中國受了一段教育，回到美國又不適應。所以，很多留學生子女乾脆就和媽媽留在了美國，讓爸爸做“空中飛人”吧。

　　■國人：向外看——各個都是精英

　　從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在北京秀水東街的美國大使館門外，每一個工作日都是人頭攢動，早上四五點鐘就開始有人去排隊。一邊排着隊，人們還一邊切磋着如何應對簽證官“移民傾向”的疑慮。我曾經也是排隊中人，當時心裡就產生過疑問：怎麼出國的什麼人都有？到了美國一看，華人世界更是魚龍混雜，幹什麼的都有。如今回國了，“各個都是精英”嗎？中國有句俗話：“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凡事皆不可一概而論，更不能絕對化，“各個都是活雷鋒”已經成為一句戲言，為什麼還要相信“各個都是精英”？一位歸國者一語破的：“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是說到‘魚龍混雜’的時候，肯定是魚多，龍少。”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高科技”成了一種現代迷信，跟“納米洗衣粉”、“納米水”一樣。國內企業與海外歸國創業人員談項目時最愛問的一句話就是：“是高科技嗎？”什麼服飾一旦成了時髦，很多人就忘了是不是適合自己；“高科技”一旦成了時髦詞彙，很多人也只重外表，不重內容了。“高科技”和普通科技一樣，都要遵循市場規律的檢驗，一般說來，高科技項目同時也是高風險項目，就好比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其實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不是貼個標籤就賺錢。

　　“在國外年薪10萬美元”，聽到這話，很多人直覺的反應是：乘以8，相當於80萬元人民幣。真的是“乘8”這麼簡單嗎？實際上在國外公司能拿到這個水平的年薪的人並不鮮見，而這些人到國內要拿到80萬元人民幣卻是很難的一件事。原因何在？一位歸國者說：“問題就出在這種簡單的換算公式上：從貨幣購買力的角度說，實際上現在人民幣的購買力相當強，80萬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遠高於10萬美元。而且，在國內拿80萬元的人，絕對處在社會的上層，自我感覺會非常好。另外，如果再加上市場和企業前景的因素，就更不好比了。”

　　一位曾在美國硅谷工作的海外學人算了一筆帳：在美國每年拿10萬美元，可是到了國內，每年拿到30萬元人民幣就已經不錯了，換算一下，就是80萬跟30萬的差別。“可是我認為這是不能比的，那個10萬跟這個30萬意義不同。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很成熟了，不可能再出現很大的增長，這意味着你的公司今年利潤10萬，明年也差不多還是10萬，發展了五年、十年下來，利潤還是差不多。在中國就不一樣了，今年是5萬，明年可能是10萬，後年可能是20萬、30萬。當然，也可能一無所獲，回國創業的風險就在這裡。我回國是追求一種極限的感覺，看自己到底能做到什麼程度，不要活到老了，再想到這一點，那時候就會後悔了”。

　　“洋博士”、“老外”，這些稱呼本身就昭示着國人崇洋心理與狹隘自尊的矛盾。有人說，將來外國人到中國來打工也算“外來人口”，很多人聽了很是受用，因為現如今的“外來人口”與外地人、打工仔幾乎就是同義詞。北京要建成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什麼時候真正有了“平常心”，什麼時候才算突破了心理防線。客觀地評價事物本身，對有上百年屈辱歷史的中國人來說，尤其重要。

　　學界新貴里“土博”、“洋博”的區分，如果只是頭銜上的差別，也許並沒有讓人那麼不平衡，北大光華管理學院50萬年薪聘專家，中選的當然是“洋博”。如今大學教授們雖然是時價日漲，但能拿到10萬年薪的，恐怕除了“長江學者”還是屈指可數，更別說50萬了。如今“土博”們畢業後找工作很是不易，小廟容不下“大和尚”，在國內“塔尖”上的感覺是“高處不勝寒”。那麼“洋博”呢？其實普通“洋博”要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也相當不易，所以才有很多人自己創業。在談到留學人員歸國是否會搶奪國內人才的飯碗時，北京大學的一位負責人說，在北大，其實土博士和洋博士各有所長，科研教學互相補充。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興起的“留學潮”，20年來長盛不衰。曾經有人感嘆“北大”、“清華”成了美國大學的預科班，但是隨着大批海外學子歸國潮的到來，是不是意味着“美國成了中國人才的培訓基地”呢？事情當然不這麼簡單，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看，個人的發展與完善，自然會促進社會的發展與完善。一位在美國生活了13年的留學生說：“我永遠改變不了我皮膚的顏色，也永遠改變不了身為中國人的事實，即使我已經拿了‘綠卡’，或者加入了美國籍。”

　　歸國人才的一個很現實的擔心是，找不到合適的位置。這種現象確實存在，學歷高未必工作就好找，有時甚至還更難找。在硅谷，由於專業分工非常細，許多經理或工程師只能勝任生產鏈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中國公司往往只要求總體方案，結果專業分工很細的硅谷人才回國後發現孤立無援，或者一位專才被任命為技術總監或CEO負責整個生產鏈，結果大多不能勝任。

　　招到一個“洋博”，掛起來當招牌。聽他的？不知道怎麼聽。沒有的時候想有，有了之後卻不知道怎麼用，葉公好龍者，如今大有人在。如果是普通百姓，葉公好龍倒也無所謂；如果是身居要職、處於領導階層的官員，葉公好龍則危害不淺。

　　一位歸國者說，他聽國內的一些官員講話，除了套話之外，聽不出哪一個是關鍵詞。也許“務虛”也算是一種中國國情吧，問題是這種風氣已經從官場蔓延到一些政府的職能部門和國有企業，大大降低了辦事效率，經常是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之後還振振有詞。美國發展得快，關鍵在於務實。海外學子帶回來的，無論是很好的想法還是已經成型的樣板，或者成功的經驗，遭遇“務虛”之後，就全部泡湯。務實與務虛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壕溝，令很多缺乏心理準備的人紛紛落馬。一位回國工作已經10年並取得了驕人業績的留美博士說：“在中國，要想做事情就必須‘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排除體製造成的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找到一條成功之路。我認為，要做成一件事，最根本的，就是要務實，要從細處做起，細微之處見功夫，這是我在美國學到的最重要的一條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