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制度與諾貝爾獎

　　劉海峰

　　高考制度與諾貝爾獎似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兩種事物，但最近幾年卻經常有人將其聯繫起來，說中國之所以至今還沒能得到諾貝爾獎，就是因為高考制度導致中國人缺乏創新能力。甚至說如果取消“壓抑”創新精神的高考制度，中華民族離諾貝爾獎就很近了。2004年夏天，我應邀到山東和陝西電視台去討論有關高考改革的問題，與我對談的一位北京和一位陝西的學者，也不約而同地將中國沒有諾貝爾獎歸罪於高考，可見這一觀點已流傳得相當廣泛了。

　　中國人具有很深的諾貝爾獎情結，文學界對諾貝爾獎可以說是又愛又恨，而在諾貝爾文學獎的評選中確實存在着語言和文化歧視現象，故而不得也罷。但科學沒有國界，科學方面的諾貝爾獎較少存在話語霸權，而科學家有國界，中國至今未獲得一項諾貝爾獎，令我們耿耿於懷。於是探討中國為什麼未得諾貝爾獎的文章層出不窮，在討論高考改革問題時也常有人將高考與此獎聯繫起來，似乎高考成了中國缺失諾貝爾獎的罪魁禍首。

　　然而，問題並沒有那麼簡單。將中國人未在本土獲得諾貝爾獎歸咎於高考固然簡單省事，但解決不了創新人才的培養問題。不要以為只要廢止了高考制度，諾貝爾獎自然可以降臨中國。中國未獲得諾貝爾獎的原因是複雜而多方面的，其深層次原因或根本原因並非高考制度作祟。高考至多只是次要原因，而且高考對人才選拔和民族振興是利大於弊，最終實際上是對獲得諾貝爾獎起推動作用。

　　在統一考試制度之下，求異思維是會受到一定的影響。但同時也應該看到，高考將優秀人才選拔出來，輸送到高水平的大學進行高等教育，為他們進行創造性的研究提供了途徑，這是科研創新的必要條件。中國至今沒有獲得諾貝爾獎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原有的研究水平較低、基礎太差，長期以來，中國在多數領域落後發達國家十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情況下，企望能做出世界領先水平的原創性成果是不現實的。這就像希望在中國落後的鄉村產生出全國領先水平的物理和化學科研成果一樣。沒有處於學科的前沿和高水平的科研平台很難做出世界領先水平的創新成果。此外，1976年以前各種政治運動、不夠合理的科研體制、沒有學術傳承等因素對高水平創新成果的影響也比高考來得更大。

　　存在激烈的考試競爭不見得就沒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獎。眾所周知，日本的升學考試競爭激烈，素有“考試地域”之稱，但近年來日本接二連三獲得諾貝爾獎的人都是在類似於中國“應試教育”體制下成長的。日本存在着大量輔導補習的私塾，完全以應試教育為目的，每年雜誌上還公布全國各名牌高中考上各主要大學的人數，各高中具體考上哪所大學的人數一目了然，等於進行高考升學率的排行。為什麼從“考試地獄”中煎熬出來的日本人卻能獲得諾貝爾獎？為什麼在類似大陸高考體制下從台灣走到美國的學者卻獲得過諾貝爾獎？

　　“文革”期間廢止高考，或實行推薦制，青少年學子不再有“應試教育”的羈絆，但他們是否就比高考制度下的學生更有創造力或動手能力呢？如果將中國大陸1977至1997年的教育都歸結為“應試教育”的話，我可以大膽預言：將來中國大陸培養的第一個科學方面的諾貝爾獎獲得者，很可能就是在所謂“應試教育的軌道”上考上大學者。沒有公平合理的升學考試制度將優秀人才選拔出來，沒有高考制度，中國人離諾貝爾獎也許還更遙遠。

　　退一萬步說，假如廢止了高考就能夠立即獲得一項諾貝爾獎，那也不值得。因為在滿足國人的自豪感與虛榮心同時，卻缺少了一條公平競爭的道路，可能剝奪了千百萬平民子弟向上努力的重要途徑，可能造成走後門的泛濫，可能影響社會的穩定。在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權衡利弊，對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言，恐怕高考制度遠比諾貝爾獎來得重要。

　　因此，所謂“中國缺少諾貝爾獎是因為有高考制度”，是一個似是而非的觀點。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輕言廢止高考，而要繼續堅持高考，漸進地改革高考，使之更好地為高校選拔人才、為中國的經濟起飛和社會發展服務。

　　(劉海峰， 廈門大學教育研究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