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4月大學100周年校慶時，雖然我有了護照，還是懶得湊這份熱鬧。沒想到兩個弟弟都返校了，不由得感概提筆寫“清華百年的悲哀”，引用我發表於東京《民主中國》月刊1990年6月號的“回憶1980年的清華學生會選舉”，說明在中國的教育制度下科學知識不會發生其應有的社會效應，以及我2010年9月8日發表的“喬姆斯基教授的局限性”，“認為必須解散、摧毀清華、北大這些已經墮落為當代奴隸制（所謂‘中國模式’）的精神幫凶機器。”[ii]不過，這篇本來就不意發表的文章一直沒有寫完，我畢竟希望給母校改正、創新的機會，也珍惜兩千名同級同學中哪怕是不理解自己信念的同學的感情。

即使在當代中日關係最黑暗的日子裡，我在中日當局的壓迫下，也從來沒有改變對同班加速器專業十幾位同學（1/3在國內，2/3在美國）的情感，也同樣尊敬工程物理系絕大多數同年級的同學、老師和師傅們[iii]。但我幾年前通過一篇單純技術創新投稿的小事[iv]知道，校方仍然握有1980-85年關於取消我的預備黨籍資格、發配蘭州等見不得人的卑鄙材料[v]。所以，儘管可以進出中國了，我絲毫沒有返校參加今年的畢業30周年紀念的興趣。本來，我正好認識負責編輯《清華人》80級30周年紀念專刊的另一個系的同學，也想為校方提提建議[vi]，但我還是沒有投稿，免得又遇到被拒絕刊登的尷尬，破壞了同學感情。

但是，我終於遇到了一件不得不捍衛自己思想信念的事件：以80級全體校友的名義，每班向校圖書館捐贈一個桌子。

我絲毫不質疑每一個組織、參與捐贈的同學的誠意[vii]，問題在於：經歷了30年的國內、國際政治經濟變遷和人性遭遇/悲喜醜劇，為什麼還有這麼多清華同學熱衷於無視、壓制別的同學的意願，非要以全體同學的名義向校方效忠呢？我很欣慰看到有一些在美國的同學理解我的人格原則，只能以個人（或得到全體同意的集體）的名義捐贈[viii]。既然不可能勸阻慣於以全體名義行事的中國特色規則，我只好卑微地請求任何人用全體同學的名義行事時加上“（趙京除外）”的小注。經歷過被開除預備黨籍和國籍的精神歷程，假如2000名80級同學中的1999名同學同意以全體的名義捐贈給校方，我寧願請求被開除校籍。

遺憾的是，“清華大學1980級全體校友”最終還是被校方（見今日署名的“清華大學教育基金會”榮譽證書）嘉獎（利用）了。這是清華教育的悲哀的一個縮影，從政治、經濟到文化、商業，清華什麼都是，唯獨不是一個大學；從學位、榮譽到權力、資金，清華什麼都有，唯獨缺少truth（真理/真實）和freedom（思想與學術自由）。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5年7月14日，紀念倡導“自由平等博愛”原則的法國大革命226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