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怎樣修理“二億婚禮”的物俗文化

提示：拙文把“二億婚禮”只是作為社會現象，不是針對當事人，更無意評說當事人的自由，而是解釋社會該如何地看待這種現象，以及由此將會給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

清晨醒來，翻看到朋友一貼《屠呦呦的半個客廳與黃曉明的2億婚禮》，本來空白的腦子就有了七上八下的不解：如果用社會價值來衡量，這種落差確實不公，可如果對此譴責，那按勞分配還怎麼堅持，個人的自由還怎麼保證？

我想到了錢給我們帶來的另一面，想到了美國當年的困境。

在手裡有了幾個錢就不知道自己是老幾的瞬間，我們人人都會覺得渾身上下充滿了無所不能的興奮，假借上帝之手，翻出幾起雲雨之亂，號稱前無古人；動用魔鬼之身，包養幾個良家婦女，美譽擴大就業；珠光閃身揮金如土，醉生夢死以為騰飛人生；銀裝金飾砸錢顯闊，赫人笑死以為錦繡美好。從土豪們“百輛婚車”到文化人“二億婚禮”，興奮了我們，其實，也難為了我們，並非我們的一定自願，實乃當下社會的要求。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想想，這種以為發了財就可以隨意妄為，有了錢就可以不顧一切的追捧讚賞，實乃是物俗文化。說是“文化”，因為這種要求成了當下的群體心理追求；叫做“物俗”，因為它忘掉了與動物不同的人類，與獸性不同的人性，與生存不同的生活，與含義不同的意義。

若人從未入世，天地間無所善惡；若世間無意義而言，無所謂醜惡還是美好；心若無情絕望，則現實陰暗，但心若有情期望，則現實明媚；心若嫉妒怨恨，則世間險惡，但心若珍惜寬宏，則世間美好。那麼，生命中的什麼差別導致了年輪意義的善惡、美醜之別，難道在財富的使用里不包含這對社會的奉獻嗎？

這種“物俗文化”現象是社會轉型的過程，在美國也發生過，最典型的就是在1880年代的工業強進時期，兩極分化、貧富加大，甚至有錢的人肆意揮霍浪費，一場舞會在當時就要36萬美元。並且也出現了許多這樣的“超屌理論家”，認為“有錢人怎樣花錢是人家的自由，社會就是優勝劣汰”，大肆宣揚斯賓塞的社會生物學觀點。美國當年面臨的如同我們現在的困境一樣: 如果不讓有錢的人自由地消費，那按勞分配的原則還怎樣地堅持？可是，如果人都是這樣自私的來生活，那社會不也就必然地沒了人而成了真正的動物的叢林世界了嗎？這和“動物”確實沒有根本區別。這可能就是當下我們精英們所以喜歡用“陰謀論”釋放心中不忿的理由。

可是，如果沒有超過“動物”，那我們這個人類怎麼能有諸多的發明創造不說，怎麼能在經濟中實行公平原則、怎麼能在企業內部進行相互尊重，怎麼能在社會中彼此關愛、捐贈救助、領養奉獻，怎麼能在人生中追尋美好呢？

其實，美國的問題很直接：有錢就可以想咋地就咋地嗎？

美國當時不僅出現了另一種聲音，而且越來越受到社會的推崇。當時美國站起來一些思想家們如沃德、喬治、貝米拉、詹姆士等人起來揭露，他們反駁了那種“適者生存”、“致富必然犧牲人性”、“發展是硬道理”的觀點，論證了社會良心道德和公正心理在經濟發展中的必然價值根據，呼籲政府和社會採取扶貧措施幫助窮人。特別是從人與社會相互作用的多重關係性上，論證了經濟作為人的社會活動與動物的捕食行為的差別，使美國發生了社會良心反省的運動。

第一個站出來的是沃德。 沃德於1883年撰寫了長達1400頁的《動態社會學》，批評和揭露了斯賓塞的社會生物學觀點。斯賓塞是英國哲學和社會學家，他把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觀點用於社會生活，認為生存競爭是天經地義的，“適者生存”是人類進步的原則，反對社會福利和國家計劃。他聲稱國家政府如果為貧窮者來干預經濟運行，勢必阻礙社會的發展。從1851年他出版《社會靜力學》到1903年逝世，斯賓塞的著作在美國已銷售了幾十萬多冊。不僅腰纏萬貫的新富階層給自己的巨大財富找到了理論根據，對其大力宣揚，就是靠工資收入的教授、牧師及其他知識分子也為斯賓塞的思想所吸引。在這幫“吃着白食”的學人們看來，新貴階層的出現和貧富兩極的分化都是平等競爭的自然產物，自然淘汰就是要從人群中挑出有能力的精英。這些精英的工資優厚，生活富裕，有利於社會的發展。連一向主持公正的最高法院也改變了觀點，認為斯賓塞的理論符合美國的道德標準，甚至把憲法第14條修正案中的“正當法律程序”條款解釋為對企業法人利益的保護，宣稱政府採取干預措施是違憲的。

就是在這樣理論跑偏的情況下，沃德站出來，對斯賓塞及精英們的“叢林規則”進行了深刻地揭露和批判，還原了人的本性。首先，他指出人與動物是不同的。熊有利爪，而人有智慧。達爾文的定律只支配着前者，不適合後者，因為人用智慧改造了經濟環境。人所以為人，因為人是用智慧來挑選自然而不是靠自然來選擇。其次，他指出正因為人可以挑選，社會才能夠減少自然競爭的浪費和破壞，才能高於動物界，而這就需要政府的干預和管理。再次，他提出政府干預和管理的重要方面就是發展教育和社會福利，以加強對人的培養和關照，從而真正發展人的社會。由此，沃德成為美國社會學的奠基人之一。

喬治於1879年寫了《進步與貧困》，對土地投機、壟斷與貧困進行了揭露，“財富都是勞動在土地上創造出來的，資本不過是勞動成本的剩餘價值”。在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間所以會造成貧富的巨大差別，既是分配不均也是投機行為所致。他預見 “只要現代進步所帶來的財富只是為個人積累巨大財產，增加奢侈，使富裕之家和貧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懸殊，那麼進步就不是真正的進步，它也難以持久。”他明確要求，政府必須對這種不平等現象進行干預和管理，否則的話，“把理論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築在非常顯著的社會不平等狀況之上，等於把金字塔倒立起來”。喬治也因此成為美國最有創見的經濟學家之一。

貝拉米於1888年出版了《回顧》。此書所以稱名為“回顧”，是在於作者用倒述的手法，從公元2000年的集體化社會回顧到19世紀80年代蒙昧時期。他揭露了美國社會的不平等現象，即勞動者擔負社會全部的擔子，還得忍飢挨餓，而富有的階級遊手好閒卻過着奢侈鋪張的生活，個個腸肥腦滿，珠光寶氣。貝拉米指出十九世紀純粹是競爭、自私和“適者生存”的年代。這些本能的表現必然被20世紀的國有化、聯合化所取代，美國會變成一個合作式聯邦，一切按勞分配，個人富裕取代了社會貧困，每個人都有職業，儘可能照顧到個人的選擇和才能。貝拉米的設想雖然塗上了不少理想的色彩，但終歸他反映了那個時代的社會良心要求。貝拉米也成為美國著名的政治文學家。

詹姆士於1880年發表了《心理學原理》、1897年發表了《信仰意志》、此後又發表了《對人類本性的研究》等著作，分析和解釋了人與動物不同的內心世界和衝突，從而揭示了人的精神生活是不能等同於生物活動、不能用生物學來解答的。他還特別指出了人所以同動物不一樣，根本上是人有宗教信仰的“超越性價值”。人的這種巨大潛能尚待開發，只有很少一部分為人所利用。這個超信仰的東西會幫人們變得更豐富和美好。詹姆士也成為美國著名的哲學和心理學家。

沃德是從社會學、喬治是從經濟學家、貝拉米是從政治文學、詹姆士是從哲學和心理學角度進行了分析，他們共同揭露了“叢林規則”的片面性、非人性。理論上的批評喚醒了知識分子、尤其是文學藝術家們的社會良心。1886年美國批判現實主義文學的奠基人馬克•吐溫發表長篇小說《哈克貝里•費恩歷險記》，通過白人小孩哈克跟逃亡黑奴吉姆結伴在密西西比河流浪的故事，不僅批判封建家庭的野蠻，揭露私刑的殘酷性，而且諷刺宗教的虛偽愚昧，主張不分種族人人都享有自由的權利。1893年又發表《傻瓜威爾遜》，以深沉、辛辣的筆調諷刺和揭露了投機、拜金狂熱的社會現實與慘無人道的種族歧視。1890年裡斯發表了揭露貧民窟的《其他一半人怎樣生活》，轟動全國。同年，麥卡里斯特發表了《我所發現的社會》，對紐約社會名流的奢侈生活作了揭露，其中提到一場舞會竟耗費36萬多美元。1896年著名的現實主義小說家豪厄爾斯對貧民窟作了形象地描述，“一旦身臨其境，臭氣撲鼻而來，歷歷在目的是疲盡的母親，骯髒的嬰兒，丑巫的老婦，頹塌的姑娘。”1881年亨利•詹姆士發表了《貴婦人的畫像》、1903年又發表了《大使們》，都揭露了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困擾和姦詐。1900年西奧多•德萊賽發表了《嘉莉妹妹》。它通過描寫一位農村姑娘進城謀生，被迫淪為酒店老闆的情婦，以及後來又成為走紅的名演員的悲慘遭遇和心靈痛苦情形，更加深刻地揭露了社會的非人性現象。

這種對“物俗文化”的批判揭露，最後變成了“社會進步運動”，從而導致了美國二十年代的婦女解放運動，三十年代的社會福利保證制度的形成，二戰後的平權運動的興起。 中國要往前走，不僅要批評這種“物俗文化”，而且必須喚起社會各階層的良心反省。

附：《屠呦呦的半個客廳與黃曉明的2億婚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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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中軍

2015.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