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新的社會氛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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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有幸在香港見過在美國西北大學物理系工作的錢嘉霖先生，先生的一席話讓我一直無法忘記，他說美國是一個用中國人的話說叫“殘酷”、“勢利”的社會。一個人只有現在處於事業的顛峰才有人跟隨，過去的輝煌不能成為現在受人尊敬的理由。這種社會氣氛不是政府倡導的，而是社會的氛圍，比如，倍受我們尊敬的楊振寧先生儘管在美國是終身教授，但是他現在在他所在的物理系就沒有什麼人圍着他轉，相反被圍着轉的是那些現在一個勁出成果年輕人，儘管這個年輕人什麼獎也沒有得到。為什麼楊振寧先生沒有受到中國認為應該得到的尊敬呢？因為他的成果在書本上就可以獲得，那是他以前的成果。正是因為這，80多歲的Underson一直沒有躺在他的功勞簿上，他受不了這種冷落。

這是一個涉及社會哲學的問題，我們論資排輩時間太長了，大家不求上進只求不出問題，抱着小媳婦總有熬成婆的時候的思想，然後順利地有了地位。而有貢獻、有成就的年輕人卻得不到重視（不是提拔幹部），重視年輕人並不是要拔干，而應該委以重任，讓他們有經費、有助手，有發揮才幹的機會。

在國際學術界流行一條曲線，其形狀是；第一段，幾乎直線上升，接着慢慢減緩上升速度，然後平穩一段時間，再直線下落。這條曲線用來描述一個人的創造力，一個人大約在20歲開始達到上升速度慢慢減緩時期，在28歲左右達到曲線的頂峰，到42左右開始快速下降。

看我們的院士，一個個老氣橫秋，早就沒有了創造力了，卻什麼都有，有經費、有助手，有名氣。有創造力的年輕人成為這些人的打工仔，一個靠論資排輩、靠熬念頭上去的“婆婆”不會曾經有過創新，所以當手下的年輕人有了一個創新時，往往被“婆婆”搶走，氣死手下的年輕人，問問那些出國的有才華的留學生，有多少是因為這個原因出走的。我相信，起碼有20%。

年輕人圖的是什麼？是權位？不。是發展的機會，機會是什麼呢？是有經費，是支配一些設備的權力，更重要的是對新思路、新想法的經費支持。然而，新思路、新想法因為從未見過，往往得不到經費支持。經費掌握在“德高望重”的老院士們手中，這些一輩子靠“穩穩噹噹”走上掌握經費位子的老院士們自然不敢“冒冒失失”把本來就有限的經費發放給“從未見過”的、有時甚至顯得“離經叛道”的新思路、新想法上。所以，我們這個國家也就沒有了創新。

“穩當”是我們這個過分成熟的文明的一個死結，歷史上、生活中，有太多“穩當”的成功，有太多“冒失”的失敗，諸葛亮就是典型，魏延也是典型。所以政治上要“穩當”，做人要“穩當”，說話要“穩當”。這種處世哲學還表現在科研中，最穩當的科研項目當然是別人曾經做過的而且已經成功的，所以我們在報紙上、電視裡看到那麼多的“填補空白”， 這些“空白”都是“穩當”的結果。“穩當”使人的尊嚴有了，失敗沒了，但是創新也沒了。

西方很早前就有所謂18歲獨立的法律，父母有權不負責大於18歲孩子的權利，這個規矩是西方社會哲學的與中國社會哲學的一個重大的區別之一，中國社會哲學過分強調親情，因而有所謂父為子綱，君為臣綱的倫理，無不是的父母，子不嫌母醜等等慣例，這種慣例延伸成年青的要尊重年長的傳統，這個傳統必須打破，“18歲獨立”不僅把年青人的“愚孝蠢敬”顧慮打破，而且還有逼迫創新的作用。“愚孝蠢敬”只有一個好處：使家庭成為一個和諧的家庭。然而，產生的了更大的壞處：對無德無能的年長的人也“愚孝蠢敬”，而無德無能的長者為害時，影響更大。

維特更斯坦在博士論文答辯時就衝撞過羅素：“除了文筆，你沒有（創造過）什麼東西。”在中國，這樣的事情絕對發生不了。我相信，如果有人膽敢這樣，一定拿不到博士學位。

我把江澤民98年的“創新動員大會”比做“11界3中全會”，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可能真正復興的根本。江澤民近來力主40歲的年輕人主持國家工作，對我們這個過分成熟的社會來說，是一個劃時代的創新。

大家在網上討論美國如何對中國咄咄逼人，但人家有咄咄逼人的功底，它的功底是什麼？無非就是有一些我們沒有、而又必要的東西而已，如果我們創新出一些“空白”讓美國佬填填，他們就老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