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政協九屆五次會議教育界別的小組討論會上，記者見到了第一位擔任英國
大學校長的中國人——楊福家委員。

楊委員１９３６年生於上海，祖籍是為國家貢獻了２３位院士的浙江鎮海。略顯清瘦
的他步履輕快，充滿活力。一副寬大的眼鏡也難以擋住雙眼閃爍的智慧的光芒。談起
在英國名校當校長的感受，楊委員向記者娓娓道來。英國大學的校長一般由王室成
員、社會名流、著名科學家或著名企業家擔任，具有很高的名譽和社會地位。楊委員
說，最令他感到自豪的是每次在諾丁漢大學主持會議時，都可看到英國國旗和中國國
旗一同升起。

由於對中、西方的教育制度都有較深層次的理解，楊福家委員向記者談了他對兩種教
育制度尤其是在高等教育領域的幾點看法。

高教體制猶如一架鋼琴，每所學校都有自己的鍵

採訪一開始，楊委員就向記者打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高教體制猶如一架鋼琴，
每所學校都有自己的鍵，如果都發一個音，是奏不出貝多芬交響曲的。但恰恰在這點
上，我們的高校沒有做好，找不到自己的合適位置。高等學校沒有高低之分，重要的
是要明確自己的定位在哪裡。如果美國所有的大學都是哈佛大學，那美國社會就垮掉
了。劍橋大學培養了眾多的諾貝爾獎獲得者，牛津大學培養出英國的首相，哈佛大學
培養leader（領導者）,MIT（麻省理工）培養高新技術的先驅……這一點如同你們媒
體，要清楚自己的受眾是哪些人。所以說，職業教育、大專教育都不能輕視。楊委員
還給記者舉了個例子，他說，在美國的紐約有一個專門培養服裝設計師的大專，有許
多世界聞名的服裝設計大師都出自該校。服裝設計大師難道比諾貝爾獎獲得者差嗎？
我看工資更高、名氣更大。這個音就發得很好。

沒有淘汰制的大學不會成為一流的

提起創建國際名校，楊福家委員頗為激動地說，我們國家現在也在爭創世界一流大
學，怎麼成為一流大學？這需要有一批年輕人在科學的前沿，在和諧的環境裡拼命地
幹活。我的一個學生在斯坦福大學做教授，手下有20個博士生，每個人每周工作140個
小時，這聽起來都有些難以置信。正是因為有這樣一批人在拼命幹活，所以斯坦福大
學不愁拿不到諾貝爾獎。

再看看國內的情況，我們的清華、北大、復旦有沒有這樣的一批人？沒有！為什麼劍
橋、牛津、哈佛有而我們沒有？是什麼驅使他們這麼賣力工作？很簡單，就是淘汰
制。我們現在進了大學就是進了保險箱，沒有什麼壓力。導師不會給學生很難的題
目，三年保證他畢業！而MIT在大學一、二年級的淘汰率達到10%。

有沒有淘汰制又決定了入學的模式。在淘汰制下，即使有人開後門進入優秀大學，寬
進嚴出的原則也不會允許不合格的學生畢業的。

“小胡同”培養不出諾貝爾獎獲得者 　　

楊福家指出，造成中國大學生水平提高不快的原因還在於我們的專業分得太細。復旦
大學新生錄取時，所有的學生被分成了46塊（專業），把學生領到了46個“小胡同”
里。上海交大把學生領到了57個“小胡同”里，北大則把學生領到了59個“小胡同”
里。而像耶魯、哈佛這些已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名校，新生進去後不分什麼院系的。如
果你去問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芝加哥大學、康奈爾大學一二年級的學生———
你是什麼系的？他們準會一愣！我沒系呀。那裡的大學生在校園裡是自由流動的。這
種方式學出來的學生，基礎就不一樣了。 一個很生動的例子是：哈佛大學有兩個同班
同學非常要好，都是主修物理的，都非常聰明。其中一個同學對另一個說，你在高能
物理方面比我強得多，你專門搞物理吧，我去搞生物學。結果他的同學1979年拿到高
能物理的諾貝爾獎。他自己過了一年，拿了生物的諾貝爾獎。我們的情況是：自然科
學一等獎幾年空缺，發明獎幾年空缺，諾貝爾獎更不用談了。

頭腦不是知識的容器,而是被用來點燃的火種

談起基礎教育，楊委員說，中國傳統的基礎教育有幾千年的歷史，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能比較系統地給學生以知識。但是，學生的頭腦不是填充知識的容器,而是被用來點燃
的火種。遺憾的是我們大部分的基礎教育，過多地注重了傳授知識。

楊福家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還是在於高考這個指揮棒，現行的考試制度不改，
素質教育就是空談。我們的中學生、小學生學習很刻苦，大都是受家長、教師的重重
壓力在那裡被動地學習。這樣培養出的學生肯定沒有創造性，因為創造性是建立在好
奇心、興趣之上的。而到了大學、研究生階段該拼命幹活的時候，我們的學生卻又松
懈下來，這和國外的情況正好顛倒。（人民網北京3月5日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