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樹人——清代巍科人物與當代兩院院士的籍貫分布基本一致 作者：沈登苗 | 2004年08月28日 | 原始出處：世紀中國 | 已閱 4848 次 【原文地址】 　　[提要] 清代巍科人物與當代兩院院士的籍貫分布基本一致。出院士最多的省、地區與城市，大抵是清代巍科人物最集中的省、地區與城市。占清代全國巍科人物半數強的長江三角洲，貢獻了華夏近四成的院士。由此得出一個結論：百年樹人——學風的傳承與教育的影響十分深遠；尖端人才的造就，社會風尚與學術氛圍是首要因素。同時也表明：前清科舉，特別是巍科人物的分布，仍是詮釋20世紀中國傑出人才地理分布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參照系。

　　本文還將在學界首次披露清代全國86個出2個及以上巍科人物州縣的具體名單。

　　科舉年代的巍科人物與科學時代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在知識結構和社會貢獻上，不可相提並論；兩者之間的關係，似乎也風馬牛不相及。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都代表當時民族的文化精英和最高榮譽。有趣的是，據筆者統計，清代巍科人物與當代兩院院士的分布基本一致。由此得出結論：百年樹人——學風的傳承與教育的影響十分深遠。

　　我曾撰文指出：明清人才中心隨着科舉中心的轉移而轉移……區域人才高峰期一般產生在該區域科舉高峰期形成至結束後的一百年內。意思是說，某個地區教育的優勢一旦積累，即使其式微了，由於社會氛圍和文化家族的作用，也有可能在一世紀內人才輩出。明清五百多年的歷史充分印證了這一點。那麼，科舉結束後，這一命題是否成立呢？現在看來，這同樣適合用來解釋20世紀中國尖端人才的分布。科舉結束後的整整百年間，代表我國科學文化最高水準的兩院院士，大多分布在清代科舉發達，特別是巍科人物薈萃的地區。

　　一　清代巍科人物比進士更能反映清代的人才地理

　　進士的地理分布是研究中國封建社會後期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佳資料"(何炳棣語) 。據筆者考證，明清全國進士與人才的時空分布基本一致 。如明清進士最多的江浙，同樣也是出人才最多的省。但明清進士的考取受區域配額的制約，故各省登科者的實際水平不一，與人才的關係也要打折。 所以，按相對自由競爭獲得的巍科人物，即一甲三名(狀元、榜眼、探花) 、二甲第一名(傳臚) 和會試第一名(會元) 的分布，更能反映各省人文的興衰。

　　如清代出進士最多的四個省是江蘇(2949人，含上海，下同) 、浙江(2808人) 、河北(2674人，含北京、天津，下同) 、山東(2270人) ，江浙與冀魯比是1.16：1，前者比後者並不占顯著的優勢。江浙清代的專家學者與後者比是327：72，即4.5：1，與進士人數幾無比較可言。然江浙的巍科人物與冀魯比是296：61，即4.9：1，與專家學者的比例很接近。再如，清代安徽的進士排名僅居全國第十位，但人才卻高居第三位，兩者極大的不相侔稱。但若以巍科來衡量，皖地擢高科者，僅次與江、浙，正好與人才的地位相等。

　　清代各省巍科人物的分布：

　　江蘇 (170)　浙江(126)　安徽(40)　河北(38)　江西(25)　山東(23)　湖南(20)　廣東(18)　湖北(18) 福建(14)　河南 (8)　 廣西 (6)　 四川(4)　 陝西(4)　 山西 (4)　貴州 (3)　雲南 (1)　遼東 (1)　 旗籍(8)　　

　　合計531人(已排除重複者)。

　　資料來源：沈登苗：>(若干數字已修正)，>1999年第4期。

　　如同省級的分布不平衡一樣，各省內部巍科人物的分布也很懸殊。各省巍科人物的多少，實際上處決於巍科人物領先州縣的多寡。故為便利大家進一步了解清代科舉優勝地區的具體情況，現將清代全國86個出巍科人物2個及以上的州縣名單，在此首次披露。

　　仁和21人 ；長洲(含元和)、武進(含陽湖) 各20人； 吳縣19人；錢塘18人；常熟(含昭文)13人；大興、無錫(含金匱) 各11人；歸安、會稽、桐城各9人；丹徒、德清各7人；儀徵、加善、餘姚、歙縣、臨桂、休寧、華亭(含婁縣) 各6人 ；溧陽、上元、嘉定、江寧、通州(蘇) 、太倉(含鎮洋) 、金壇、秀水、肖山、番禺各5人；鄞縣、平湖、海寧、烏程、山陰、宛平、滄州、聊城、茶陵、江廈、南海、閩縣各4人；海鹽、崇德、江都、寶應、崑山、高郵、太湖、南皮、濟寧、歷城、新建、萍鄉、孝感、順德、湘潭各3人；慈谿、桐鄉、瑞安、嘉興、山陽、青浦、江陰、吳江、崇明、興化(蘇) 、泰州、宣城、全椒、涇縣、景州、天津、淮縣、霑化、樂平、晉江、候官、固始、柘城、天門、黃坡、衡山、益陽、長沙、善化各2人。

　　資料來源：同上。

　　上述州縣，隸江浙的有46個，超過全國的半數。耐人尋味的是，蘇州(吳縣、長洲、元和) 和杭州(錢塘、仁和) 遙遙領先，且都以39人的實績，雙雙並列全國第一，這不由得人們想起了蘇-杭人才軸線……

　　巍科人物較多的州縣的分布與清代進士的分布基本一致。如出巍科人物最多的前30個州縣，無一不出是全國進士排名在前一百位的州縣。其它56個州縣出進士最少也達到了全國平均水準——16人。換言之，在教育落後的州縣，偶爾出一個巍科人物的情況是存在的，但出2個及以上，就沒有如些幸運了。這一特徵，與院士的鄉貫故里相似。

　　再以這些州縣為核心，對清代巍科人物的塊狀分布作一拼比，我們發現，清代全國巍科人物較為集中的有8個地區：長江三角洲、京津地區、徽州-寧國地區、長沙府、珠江口岸、桐城(含太湖、懷寧) 地區、武漢及周圍地區、福州地區。無可爭辯的史實是，當時全國專家學者的麇集地，恰恰也是這8個地區。其中，清代全國出人才最多的22個城市，除淮安(其實他也與長江三角洲相連) ，其他21個城市，全部坐落在上述區域內 。

　　總之，從宏觀上講，巍科人物比進士更能反映清代的社會文化地理。

　　二　兩院院士與清代巍科人物的籍貫分布基本一致

　　一個地區教育中心的形成需要數十、甚至數百年的積累。如鮮為人知的是，江蘇全國教育核心地位的形成，僅從南宋算起，就花了四、五百年！在此期間，江蘇似乎鮮有全國影響的文化巨人。但尊師重教的風尚一旦形成，教育資源久經積累，其恩澤往往也是數代、甚至十幾代人。如清初至今，江蘇一直執中國人才產地之牛耳。再如，江西吉安無與倫比的全國科舉重鎮的形成是明洪武至天順朝，但直到明中葉，中華出思想家、教育家最多的地區，仍非吉安莫屬。有趣的是，許多學術大師產生在區域人才高峰期(指人才數量) 峰值過去、甚至是該輪人才高峰結束的前夜。如明中葉的歐陽德、鄒守益、聶豹、羅洪先、何心隱、胡直之吉安；明後期的王士性之臨海；明清之際的顧炎武之崑山，黃宗羲、朱之瑜之餘姚，萬斯同之鄞縣；近代的俞樾之德清，蔡元培、魯迅之紹興，王國維之海寧，陳獨秀、胡適之徽州，莫不如此。這些一流人物的出現，不僅僅是該地文化成就的標誌，也往往同時宣告此地斯輪人才高峰的終結。這說明，厚積薄發，重量級的學者孕育，需要一個地區或家族長期的文化積累。教育的回報總是滯後的；急功近利要不得；百年樹人是規律。按：上述學人，大都出自數代書香之家。

　　今年正好是離末代殿試——光緒三十年(1904) 甲辰恩科整整一百年。回眸這世紀中國頂級人才產地的分布，清代科舉發達地區，有否占優勢？當時巍科人物的聚集地，是否人才輩出呢？下面，我們試以最能代表20世紀中國人才產地水準的中國科學院院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分布，來回答這些問題。

　　 1955-2003年，中國科學院歷經十次評選，共推出院士1026人，本文又擇取陳省身、吳健雄、李政道、楊振寧等22位屬華裔血統，並有籍貫可考的外籍院士，合計1048人。中國工程院至2001年(十分遺憾，收不齊2003年58位新科院士的籍貫) ，擁有院士610人(內已排除32位雙院士，但包括已故的工程院院士) ，則筆者取樣的兩院院士總數為1658人。現按籍貫析出兩院院士的省級分布。

　　江蘇283/142　 浙江180/101　　河北84/52　　廣東84/39　　福建84/27　 湖南51/36　　

　　山東45/37　　　四川38/33　　　安徽42/21　　湖北32/27　　河南28/16　 遼寧17/26　　

　　江西34/7　　　 山西8/12　　　　陝西11/7　　 吉林6/7　　　 廣西6/3　　 雲南5/4

　　貴州5/2　　　　黑龍江2/5　　　甘肅2/1　　　 內蒙古1/2　　 新疆0/1　　 西藏0/1

　　台灣0/1　　　　

　　資料來源：中國科學院網站、中國創新資源網"專家學者·工程院院士" 、中國工程院網站等。

　　說明：1、斜線前為中科院院士，後為工程院院士。2、江蘇含上海(55/43) ，河北含北京(25/15) 、天津(13/11) 。3、籍貫一般以上述網站公布的為準。被統計的對象約有五分之一的籍貫與出生地或現籍地不同。這部分人若按後者取捨，劃入科舉發達地區的比例更高，但為統一起見，一律按籍貫計算。

　　(一)、省級分布基本一致。

　　不難比較，清代巍科人物排名在前的10個省，除江西外，其餘9省都進入出院士最多的前10個省。院士集中分布在東南沿海一帶、特別是江浙兩省的基本格局未變。

　　我們在分析傳統教育發達地區的影響時，還要注意各省清代科舉高峰形成的不同時間。如安徽40個巍科人物有27個產生在嘉慶以前，且越到近世越少。與之對應，安徽人才的黃金期，是清中、後期，到了20世紀上葉就成強弩之末了。可同處中部內陸省份的湖南，雖然只有20個巍科人物，但全部出現在嘉慶以後，且越到後期人數越多。故湖南的近代人才高峰期自然要延續更長的時間。廣東的情況，也與湖南相似。故如果以19世紀的巍科人物，來觀照當代院士的分布，兩者之間的相關性就更大。

　　同樣，也要分析院士產地在近半個世紀內的變化，區別1955年就出現的中科院院士和1994年才遴選的工程院院士的分布。如1955、1957、1980年三屆472位中科院院士的分布，比1991年(第4屆) 後的中科院院士及全部工程院院士的分布與傳統教育的關係更為密切。如這時段的院士，江浙籍的高達46.8%；以城市計，出院士最多的不是後來居上的上海，而是晚清全國出進士最多的城市——福州。再如，江西、安徽等省與山東等院士較多省的差距拉大，以及四川，遼寧等院士地位的上升，主要是工程院院士這一塊。種種跡象表明，各區域傳統教育鼎盛期離院士評選的屆期越近，兩者的關係就越大。如果沒有近、現代教育的優勢注入，傳統教育對區域文化影響的極限是百年。事實上，步入新千年，傳統教育對區域文化的影響已接近尾聲，全國院士產地分布呈均衡趨向，各省內部向大中城市，特別是省城傾斜。這與近百年來我國高校的布局和城鄉教育條件、水平差異之現狀是吻合的。

　　順便指出，四川與遼寧的人文飆升，有特殊的原因。四川在20世紀初創辦新式教育的過程中，成效顯著，其學生人數在海內遙遙領先。而更重要的是，抗戰時期，隨着國民政府的西遷，許多重點大學和文化機構也搬到了蜀地，這對四川的文化教育，帶來了千載難縫的機遇。而遼寧在20世紀相當長的時間裡，一直是全國的重工業基地。50年代後，更是我國高校和科研院所較集中的省份之一。因此，這兩個省在20世紀末的人才產地競爭中有上佳表現，亦得益於教育。

　　(二)、領先地區與城市的分布基本一致。

　　同巍科人物的分布特徵一樣，各省院士的排名，也取決於擁有產生院士人數較多的縣、市、區的數量。因此，為便利分析傳統教育發達地區對院士籍貫分布的影響，我們臚列出院士10位及以上的27個市、區，供大家討論。

　　上海80　福州44　寧波43　無錫43　蘇州40　常州39　北京38　杭州34　紹興23　廣州23　

　　南京23　天津23　長沙22　宜興18　常熟17　鎮海17　揚州16　成都16　湖州15　武漢13

　　鎮江12　南通12　嘉興12　新會12　慈谿10　梅州10　廈門10　

　　資料來源：同上。

　　以上27個(隸江浙的有17個)市、區，有23個屬清代科舉發達的州縣。其他4個市、區——鎮海、成都、新會、廈門，都有特殊的原因。鎮海(與他相鄰的鄞縣、慈谿、餘姚都是科舉發達的縣)是近代寧波商幫的發源地，早在清末民初，發跡的鎮海商人，就送子女到上海等大城市讀書，或在鄉里捐資興學，造福一方；成都(清出進士29人，居四川第二名)是省城，還有上揭的兩個有利條件；新會(清出進士49人，與50人的發達"標準"僅1人之差)與廈門，不僅是著名的僑鄉，且近代教育得風氣先。再細緻比較，在院士最多的前11個城市(不含天津) ，除去上海(事實上，上海中應有不少屬松江、嘉定、青浦籍的，本文僅析出 3人) ，其餘10個都出自清代巍科人物最多的22個城市。如果把當時的松江也併入今天的上海，那麼，出院士最多的11個城市，就全部來自清代巍科人物最多的22個城市。

　　此外，與各省內部巍科人物的分布相似，江、浙、粵、湘、閩，院士的分布相對集中，其他省份，則較為分散。如諾大的北方，除了北京、天津兩直轄市，沒有第三個出8個及以上院士的市、區(全國共43個) ，這與清代30個出5位及以上巍科人物的州縣中，北方只有京城的大興 1縣，難道是巧合嗎？

　　我們再以這27個市、區為基石，鎖定全國產生近40個及以上院士的8個地區：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京津地區、福州地區、長沙地區、泉州-莆田地區、武漢及周圍地區、梅州-汕頭地區。其中前5個地區和武漢及周圍地區，都屬清代8個出巍科人物最多的地區。如果考慮到前面分析過的安徽兩個巍科人物集中的地區，其實際形成的傳統教育高峰時段，對後世的影響已超過百年的極限之因素，那麼，清季6個巍科人物最多的地區，就全部進入出院士最多的8個地區。至於泉州-莆田及梅州-汕頭兩個地區，不僅都是全國聞名的僑鄉，而且，傳統文化也相當發達，晉江(泉州)、莆田及嘉應 (梅州) ，都系清代全國114個科舉發達的州縣，在各自的省內，學風僅次於福州及廣州。

　　與清代長江三角洲的巍科人物，遠遠超過其他7個巍科人物較集中的地區之和一樣，長江三角洲擁有的院士，也是其他7個產院士較多的地區之和所望塵莫及的。

　　由上可知，傳統教育發達的省、地區與城市進入院士較多的省、地區與城市比較容易，而其他省、地區與城市，若要進入產院士全國領先或排名比較靠前的行列，就必須具備特殊的條件。

　　筆者曾在相關論文中，探析過院士等高級人才產地分布特徵形成的原因，認為，就省級而言，院士集中產生在東南數省，尤其是江蘇高居各省榜首，按人口統計，浙江出院士概率最高，以及江浙的院士又十有八、九匯聚在長江三角洲這一彈丸之地的成因，舉凡20世紀各省的政治、經濟、交通、文化等因素，着實找不出比這裡曾經誕生了清代全國大半巍科人物這一史料更有說服力的答案。以出院士較多的城市論，不管您以省級城市，還是大中城市；不管您以面積，還是人口；不管您以產值，還是利潤；不管您以交通位置，還是邊境口岸；不管您以引進的外匯額度，還是基本建設規模；甚至，不管您以高校的擁有量，抑或是具有大學以上學歷者在市民中的比例(教育的回報周期很長) ，都不如是否系清代傳統教育發達的州縣這一"硬件" 所具有的可比性。

　　總之，不管您以任何單一的指標來盱衡兩院院士、乃至20世紀中國其他權威學者，包括1948年遴選的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81人)、1955年公布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64人) 的籍貫分布，都不能與清代科舉人物，特別是巍科人物的分布可相提並論。

　　順便交待，據對院士家庭出身的初步遊覽，這些科學家大多出自書香之家，尤其是前幾屆的院士，屬科舉人物後裔的占相當高的比例。

　　本文的學術意義是，清代科舉人物的分布，不僅是研究當時人才地理分布的"最佳資料" ，同樣也是詮釋20世紀中國傑出人才地理分布的最重要的參照系。也可反證：清代科舉考試及其成績排名是比較客觀、公正的。

　　這更說明，一個地區尖端人才的湧現，需要幾代、甚至更長的文化積累，需要書香之家(絕大多數院士出生在知識分子家庭)的長期接力，也就是古人說的，"百年樹人" 。明乎此，我們對相關的熱門課題——中國人為什麼沒有獲諾貝爾獎？以及我們何時才能獲諾貝爾獎的探討會顯得更加理性與切實。

　　竊以為，一個國家、地區、民族，若要貢獻較多的世界級的科學、文化帥才，或者說，要使自己的科學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最根本的條件是，持之以恆地營造一個全社會尊師重教、崇尚科學的風氣和無數知識精英薪火相傳、忘我求索的學術氛圍。

　　作為炎黃子孫的一分子，吾多麼殷切地期盼着中華民族早日並持久地出現這樣的風尚與氛圍，而不是再苦苦等待一個長時段後，仍來重複討論諸如"近代中國何以落後" ？我們何時才能縮小與世界科學技術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抑或是，我們何時才能獲得諾貝爾獎？何時擁有自己的"世界一流的大學" ？等等之類的話題。